《我们夫妇之间》与人民文艺的“进城”时刻从接管工作与婚姻家庭谈起

《我们夫妇之间》和萧也牧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难题，不同层次和视野之间存在互相缠绕的关系，并内嵌于当代学术思潮与研究范式的变迁之中。1980年代初期，围绕萧也牧“平反"所作的翻案文章，成为“新时期"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一环。1980年代中期，萧也牧笔下的日常生活、城市空间被重新挖掘，与革命语境形成张力乃至冲突，这一研究思路看似具有颠覆效果，实则延续着1951年批判中“公共/私人"“农村/城市""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模式，反映出“新启蒙”话语与“前三十年”之间更为深刻的镜像关系。近年来，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①，研究者或考察萧也牧的文学经历和《我们夫妇之间》的个人化语境，试图呈现“小角落"与"大时代"的碰撞②；或分析作为创作背景和小说内容的城市接管，展现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如何磨合，回应"革命第二天"的问题③；或借此呈现共和国初期文学力量的制衡与冲突，关注晋察冀文艺和延安文艺之间的内在张力④；或将《我们夫妇之间》的艺术探索及其争议，视为新中国文艺法则确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日常生活、英雄人物、知识分子与工农等问题进行文学史分析。③

这些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关联着“进城"问题。以此为切入口，可以形成理解《我们夫妇之间》和当代文艺体制、文化政治的整体性视野。此处的“进城”，并不单指城市的接管和改造，小说本就提供了相当丰富的阐释层次。文本内部，是李克和张同志由晋察冀地区进入北平，作为机关干部和工厂干部，直接面临“改造城市"或“被城市改造”的挑战；文本周边，是在上海昆仑影业改编的电影中，上海知识分子李克和山东工农干部张英由鲁南进入上海，展现出“进城”的不同面貌；文本外部，是出身于浙江吴兴的萧也牧，作为八千干部之一进入北平，“把北平当作一个城市接管的实验场所”，继而“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首都”。③三重"进城"彼此映照、相互纠缠，使这篇在"极具个人化的情境”③中创作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高度的公共性。本文试图在此视野中，重新打开文本的叙事性和歧义性，将“文化领导权”的阶级性和地域性引人讨论，从而透视人民文艺的“进城"难题。

一、“进城"的三个层次与北平的城市特性

自1947年底进人石家庄起，中共逐步积累起一套接收、建政、管理、改造的经验，其进城实践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特征，个中包含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在野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根据萧也牧的自述和旁人的回忆，《我们夫妇之间》试图以文学的形式为“进城”之际的干部工作、离婚等问题赋形。因此，应当关注“进城”的丰富层次和北平的城市特性，由此才能分析通常所述的“革命第二天”具体指涉着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小说抛出了“如何认识城市”这一问题。随着男女主人公移步换景，借张同志的目光，寻常城市空间被陌生化、问题化，城市的消费性质也逐渐显露。李克阔别城市十二年，在他看来，城市建筑、室内装潢、娱乐设施、生产与消费方式，均无比熟悉，理所当然；对从未离开深山、生活基本自给的张同志而言，那些热衷打扮、不事生产的红男绿女，拉着百八十斤大胖子的童工，首先造成了视觉的冲击，一顿饭值几顿小米的物价，月底清零的储蓄习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消费伦理，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彰显出城乡差异和城市的畸形特征。李克将消费性视为城市的本来特征，认为接管干部应当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张同志却看到了维持城市运转的社会分工，以及横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品味区隔、阶级差异。据1926年12月北平警察厅为筹备冬赈所作之调查，赤贫、低收人与中等收人的家庭，诸如商店银行的职员、警察、小学教师、手艺人和人力车夫，占了全市人口的 75% 。@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李克目光的片面性以及消费文化的排他性。

然而，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构成了接管城市的基础。当男女主人公从外部的消费场所进人内部的行政、生产机构（机关、工厂），此时需要做的，不仅是清点档案公文，也是研究旧机构状况，妥善处理旧人员，维持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与其他城市不同，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历史文化名城，北平“联系着整个世界的观瞻”@。和平接管，虽有助于保存物资、保全力量，为全国解放作表率，但也增加了干部为敌人同化的“麻烦”②，张同志对李克“变质"行为的警惕，有着切实可依的历史背景。

更何况，作为“旧京"的北平，并不同于作为通商口岸和发达工业城市的天津、上海。它一方面深刻卷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国外廉价产品、新式时尚的倾销市场；一方面又保留着手工业、回收经济等非工业生产，后者构成了多数人口的生存之本。③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交叉的经济体系、人群的五方杂处，使得北平呈现出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面貌，历史的遗迹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并未遭遇“博物馆化"（列文森或“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有研究者称之为“传统的回收”。④不过，如今看来充满活力的"旧京现代性”，在当时，反倒为和平接管增添了难度。新旧北平的交织缠绕，反映于寄生阶层和城市贫民问题上。彭真在进城前的干部讲话中指出，城市贫民集团内部极其复杂，流氓、小偷、侦探、反动派的狗腿子、流亡地主、没落贵族与劳动者俱存，难以被划人工人、学生、农民等以阶级、职业定义的群体。进城后，相关情况又在乞丐、妓女、摊贩与棚户问题上得到集中表述。这些问题在民国时期曾被社会学家放进现代化框架中，并寄希望于社会控制、社会改革；如今，它们被进城干部纳入阶级叙事之中，最终交由革命与改造来解决。具体到小说中，则是“老妈子房”的掌柜言必称"太太少爷”，“七星舞厅"的经理当街掌捆乞丐。

值得展开的是，“七星舞厅”原型为东长安街“三星舞厅”。东长安街南侧的正义路3号是进城初期团中央的办公地点，崇内大街、东单电车站至东长安街一带，则是萧也牧从宿舍到机关的必经之路，他很可能将其写人小说。这曾是北平最为繁华的新式市场。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决定用大量政府资金重修颐和园和内城街道。1903年，因维修工程进展到东安门街道，当地商家迁至王府井练兵场。前门地区的商家因店铺毁于战火，也聚集于此。从来只有个体商户和庙市的北京内城，出现了东安市场这个著名地标。③不过，这一带真正的兴旺是在民国时期。以1907年法国人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建成北京饭店为标志，外国商家陆续迁入，到1930年代已逾百家。作为新型消费的标杆，王府井的店家是以驻扎于南侧东郊民巷一带的外国列强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象征权力为后盾的。曾有中国游客写道：“一下车，也许会使你吃一惊，以为刚出了东交民巷，怎么又来到租界地。不然何以这么多的洋大人？商店楼房，南北耸立，有的广告招牌上，竟完是些ABC。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到夏天她们都是袒胸露臂，在马路上挤来挤去。”②此情此景，在《我们夫妇之间》开头得到了鲜明呈现，七星舞厅事件不只是夫妇之争，也包含着“进城”之际清晰可辨的全球权力结构与时代密码。

因此，才有改造城市的必要性。在萧也牧的主观意图中，熟悉城市文化的知识分子李克被小资产阶级趣味吸引，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张同志则在工作中急躁冒进，小说结尾，他们意识到各自的错误并重归于好，展现了如何"以劳动者生产者的作风来改造北平”②。萧也牧对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认知和党的要求相符。在1948年12月21日北平市委对接管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到三点：第一，对于旧的国家机构，要求完全粉碎。对旧的企业机构，则应当加以研究改良，不应完全粉碎，也不应以落后方法取代进步方法；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不把大批干部放在机关中；第三，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用朴素的作风，来对抗旧社会堕落腐化的恶习，用勤劳生产，来对抗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的思想。同时，也必须克服农村游击环境中所带来的散漫和游击主义作风，并反对经验主义”。这既是未雨绸缪，也是对此前经验的总结。其中，工作作风尤为重要。比如，同月有关公共房产问题的指示，不仅特别强调统一分配住房，还深入到“伙食、制服、娱乐、洗澡、理发"等方方面面，要求“保持工作人员饱满的工作情绪”，“防止城市工作人员的腐化与官僚主义化”。具体到家庭生活方面，进城和新《婚姻法》颁布导致的离婚潮，一度成为党内讨论的话题。萧也牧的妻子、同事的回忆证实了干部的婚姻问题，邓颖超关于《婚姻法》的报告也暗示，确实存在“少数干部中离婚事件多由男方提出的局部现象”。

《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极为巧妙地达成了现实问题的文学表达：萧也牧看见了现实存在的进城离婚潮，遂将进城叙事与婚姻家庭叙事合二为一，赋予夫妻二人不同的干部类型，借他们互生矛盾、和好如初的情节剧，展现进城过程中的问题及其想象性解决。而且，与左翼文艺中常见的男性革命者与女性知识分子的设定不同（如《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屈原》《青春之歌》等）《我们夫妇之间》的婚姻家庭叙事更贴近解放区文艺（如"解放区四大歌剧”），张同志的形象亦可立于孟祥英、王秀鸾等“女劳模"侧畔。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女性因深受压迫而具有革命动力，常常比男性更加进步。相比软弱动摇的李克，张同志的立场更坚定，不仅常常占据道德高点，使李克哑口无言，在夫妻关系中，也把握着出走与归来的主导权。在人物出身和情节设置上，“抑李扬张"的意图相当明显。因此，《我们夫妇之间》最终陷入“似褒实贬”的逻辑悖论，便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市、知识分子和女性、妻子、农村、工农兵的对照，性别、城乡、阶级话语相互填充，婚姻家庭叙事的成规俗套，被不加反思地挪用到有关进城工作的讨论中，导致文本最终效果和作者主观意图发生偏移。

首先，由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和李克高度重合，张同志仅以“我的妻”显身，有姓而无名，在客观上失去了取得读者认同和表述自我的权力。即使是最具华彩的痛陈革命家史和教育小娟段落，也仅是经叙述者过滤、编织的间接引语，与叙事者的欲望视角、嘲讽态度呈现出复杂的纠缠关系。研究者曾讨论《我们夫妇之间》的反讽叙事，认为第一人称叙事能够将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与偏狭穷形尽相地凸显出来。这种技巧并非不为批评家所感知，但在共和国文艺体制的建立时刻，面对文化水平有限的工农兵读者，它所造成的客观效果和文学倾向实在不佳。应当补充的是，反讽的失效乃至失控，不单源于叙事策略，也源于内容细节和表意结构，乃至婚姻家庭叙事内部的不确定性。

尽管小说试图展开关于工作方法的讨论，却并未带人多少扎实的工作细节，“女劳模"形象本该携带的丰富意涵，她对城乡差异、阶级压迫、劳动翻身的切实体认，尽为性别修辞所掩盖。张同志对城市的批评，首先是“男不男女不女”，这本来无伤大雅，因为性别秩序作为特定社会历史结构的产物，总能直观地反映这一结构自身。但小说对张同志的塑造，若止步于性别修辞，计较穿衣打扮、言谈举止，并将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归之于性格的粗鲁、倔强（此处，叙事者的潜台词是她偏离了“正常”的城市性别秩序），便失之轻浮。而后半部分将张同志出于工作需要而发生的转变，理解为女同志的爱美之心，并安排她以柔情万千的姿态向“我”道歉、对“我"示好，更是加固了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从而服膺于男性形象所指代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城市趣味。

二、“未完成"的婚姻家庭叙事

一个“抑李扬张"的故事，何以被读出“高高在上，玩弄人民，似褒实贬”的内涵？问题恰与婚姻家庭叙事有关。历更转折时期的争议性文本常常包含这一主题，如1956年的百花文学以“写真实”“写爱情”为口号，“新时期"伊始的文艺作品如何表现爱情亦引发极大争议。正如我们常常忽略"北平"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我们也很少分析"夫妇之间"构成了何种性别秩序、家庭分工、伦理想象。李克和张同志的对照，同时是男性、丈夫、城

反讽叙事的暖味性，说明萧也牧并非对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熟视无睹，却无力深人讨论并寻求解决之道。什么是合适的工作方法？小说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之道。城市生活应当构建何种性别秩序、家庭分工、伦理想象？小说有所触及，却表现出失语和迷茫。中共革命内在包含着妇女解放，其中涉及对公私界限、家庭分工的重新规划，《我们夫妇之间》池在不同层面上触及这些问题：李克进城后使用稿费购物消遣，看似无可非议，然而“自己的钱自己花"实则以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为基础，李克作为丈夫的自由的背后，是张同志作为妻子所承担的照料、养育等社会再生产责任。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再生产往往不可见。因此，当李克宣称稿费是他的个人收入时，张同志才会反驳，他使用的花被面、毛背心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拿这份收人救济遭受水灾的冀中老家，也是人之常情；当季克在机关单位跳舞散心，张同志才会抱着孩子冲进来，强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而李克接过孩子时的张皇失措，则暴露出这位熟请政策理论的知识分子对家务劳动的隔膜。这里，与其说张同志的“公"革命）中隐含着“私"（家庭），并在无形中消解着小说的意义结构；不如说李克的“私”个体）本身以“公”（家庭）为依托，在革命伦理中重新定位这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简单的公私对立，理解萧也牧的迷茫失语和婚姻家庭叙事的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