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山水诗人主体意识的建构与嬗变

魏普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山水诗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阶段，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嬗变深刻影响了山水诗的审美范式。这一时期山水诗的勃兴，标志着中国文学中自然审美与个体意识的双重觉醒。山水诗从最初玄言诗的附庸，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载体，诗人主体意识经历了从哲学思辨到个体生命体验、从隐逸思想到情感投射的转变。本文以谢灵运、鲍照、谢跳为例，结合社会思潮与个体境遇，探讨诗人如何在山水书写中建构主体意识，揭示这一时期文人精神独立性与艺术自觉发展过程。

魏晋南北朝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核心特征在于“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的同步深化。《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人的觉醒”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山水诗作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不仅是自然审美的独立，更是士人主体意识的外化载体。此时期的山水书写逐渐摆脱了先秦两汉的“比德”传统，转向对个体情感的观照。谢灵运、鲍照、谢朓作为山水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山水诗创作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变化历程。谢灵运以玄学思辨构建士族精神世界，鲍照以奇崛风格突破传统，谢朓以山水审美平衡政治焦虑。三人的山水诗创作不仅展现了自身观照的差异，更揭示了主体意识与社会结构和文学思潮的深层互动。

一、谢灵运：士族意识与玄理思辨下的现实超越

作为东普高门天族的谢氏子孙，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优渥的家境与出众的才学使得谢灵运内心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其山水诗中所体现的主体意识也具有鲜明的士族烙印。比如，《登石门最高顶诗》中，“抗”“临”“登”等动词呈现了一种贵族式的空间掌控欲；再比如，《登池上楼》中描写的山水景色极力用华丽辞藻修饰，其“富丽精工”的诗风也与士族审美趣味相契合。

在东普门阀制度渐趋僵化和政权轮蕃更迭的背景之下，士族文人虽然表面享有政治特权，却深陷权力倾轧与精神困顿，刘宋代晋后，谢灵运从“康乐公”降为“康乐侯”，政治地位的骤降加剧了其人生困境。其本身兼具作为贵族的优越感和在政治上失意的挫败感，他的山水诗是玄学“以玄对山水”与佛学“色空观”交融的产物，更是其仕途失意后的精神寄托。钱志熙曾指出：“强烈的寻求寄托、寻找心理平衡的愿望构成谢诗的基本精神，使它在一个时期内独领风骚”。白居易也评其诗“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二者都精准指出谢灵运创作的心理动因。现实中的抑郁和受挫，使其在诗歌中宣泄自己被压抑的主体意识，并结合玄佛思想来平衡不平之气，以期实现精神上的超脱。

谢灵运将玄学思辨融入山水观照，从庄老、佛教思想中吸取营养，构建起“山水即道”的认知体系。谢诗习惯在结尾加入玄言尾巴，表示自己向往隐居养性、超脱尘世的思想，偶有寂寞之感，这使其山水诗形成了典型的“叙事一写景一悟理”结构，也暴露了仕隐冲突的未完成性。比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一诗中，前段“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极尽山水描摹之能事，结尾却以“虑澹物自轻”的玄言强行升华，这种诗歌结构的断裂，更像是他对于现实困境的自我消解。其山水诗固然有大量名句展现了自然风光的奇丽秀美，但这些景物描写实质上处于表现诗人自我、服务主体心灵的从属地位。谢灵运偏爱这种结构并反复使用，经过其创作的强化，形成固定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的前期山水诗里，山水意象更多是其玄理思辨的载体，个体情感未能在其中充分展开。借山水悟“道”，是其希望借玄学达到对现实的超越，也反映了士族阶层在现实受挫后重构精神世界的尝试。至其创作的中后期，被贬永嘉的政治失意，使其从原先的玄学清谈中抽离，更加直接地在诗歌中表达个人感情，而且景与情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融情于景，情随景变，诗中的景物已经融入诗人受到触发所产生的情感中。山水成为诗人内心世界的映射，承载了诗人对自我人生的深刻感悟。

二、鲍照：寒士阶层的政治压抑与诗风突围

作为南朝门阀制度下的寒士阶层文人，鲍照的山水诗创作体现出有别于谢灵运、谢跳的自我意识，表现出其在政治压抑下的抗争意识。一方面，刘宋王朝对寒士选用采取才能与文学并举的标准，寒士可以凭借文学才华进入任途，这给予鲍照以政治希冀；另一方面，强大的门阀制度使庶族寒士难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鲍照凭借自身才能人仕后，大部分时间辗转各地，他内心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寒士从政坎坷的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碰撞，其山水诗创作正是他突破身份桎梏、重构主体精神的重要路径。

鲍照的山水诗中存在“困顿”与“超越”的双重主题。一方面，其羁旅行役诗常使用寒冷孤寂的意象，抒发个体生命在政治旋涡中的飘零之感与壮志难酬之意。比如，《发后渚》中的“凉埃晦平皋，飞潮隐修樾。孤光独徘徊，空烟视升灭”。“凉埃”“飞潮”“孤光”“空烟”等意象强化了旅途的迷茫，增添了孤寂之感，暴露了其作为寒士的身份焦虑。另一方面，他以“奇崛壮美”的风格突破了谢灵运山水诗平缓典雅的传统，体现寒士的精神气概。比如，《从登香炉峰》用“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的奇崛意象，对“高山”“断崖”等大而美景色进行描写，表现了鲍照狷介的人格特质和张扬的主体抗争意识，展现了其试图超越现实桎梏的豪迈气魄。再如，《行京口至竹里》中“高柯危且竦，锋石横复仄”一句，以“危”“竦”“锋”等词赋予景物以尖锐强硬的压迫感，也是诗人在自然山水中进行精神突围的空间隐喻。

鲍照还刻意在山水诗中使用生僻字词与非常规句式，体现出其“博学”特质。比如，《登庐山》中的“龜高昔貌，纷乱袭前名”，《登庐山望石门》中的“崭绝类虎牙，巑岏象熊耳”。又如，《登黄鹤矶》中，“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一句以“落”“渡”“还”“送”等动词串联时空，将萧瑟秋景与羁旅愁思融为一体。这种创作形式与刘宋朝时期蔗族文人的“博学”风尚有着密切关系。自西晋以来，寒庶士人已经与“博学”这种学风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既和当时世家大族的“文化垄断”有关，又与当时寒庶士人进入仕途主要依靠“以文学见赏”的现象分不开，而“博学”对文学创作是极为有利的。鲍照在山水诗中显示才学，确实带有政治上的功利目的，迎合了刘宋统治者的喜好，也彰显出寒士通过艺术形式突破身份桎梏的努力。

鲍照的山水诗，尤其是行役类山水诗在后期创作中强调情感上直抒胸臆，达到情景相融，体现了抒情传统的回归。例如：《望孤石诗》中，“江南多暖谷，杂树茂寒峰”直接以冷暖对比暗示心境变迁；《日落望江赠荀丞》中，“旅人乏愉乐，薄暮增思深”更将个人羁旅之悲置于自然观照的核心。这种转向标志着山水诗从“体物悟道”到“即景抒情”的功能转变，而鲍照的山水诗正推动了这种转变。

总之，鲍照的山水诗通过奇崛意象和个性化情感构建了寒士主体意识的独特表达方式。其诗作既是寒庶文人生存困境的写照，也是个体精神超越困境的抗争。不仅推动了山水诗的抒情转向，更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个体化书写开辟了新径。

三、谢朓：政治忧惧与审美超越的双重书写

谢朓作为南朝山水诗的集大成者，其创作中鲜明的自我意识既是文学自觉的产物，也是士族文人在政治高压下重构精神家园的艺术实践。南朝齐梁时期，门阀制度式微与皇权强化加剧了士族文人的政治焦虑。谢朓与谢灵运同为陈郡谢氏一族，然而他身陷萧齐王朝的权力斗争旋涡，山水诗创作成为其调和仕隐矛盾、安顿个体生命的重要倚仗。相较于谢灵运的玄理寄托与鲍照的寒士悲歌，谢朓的自我意识呈现出“含蓄忧惧”与“审美超越”的双重特质。

首先是政治焦虑的隐性书写。谢朓在政治旋涡中既希望自己全身而退，又对爵禄恋恋不舍，故常借山水寄托焦虑、恐惧、惆帐。比如，他在《观朝雨》中用“乘流畏曝鳃”表达自己对仕途险恶的忧惧。再比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以江水之无尽喻愁思之绵长，暗含对权力倾轧的恐惧。“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一句则通过“鹰隼”“严霜”等意象，象征政治迫害的残酷。此类诗句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更是诗人内心焦虑的外化，是其对个体困境的诗性书写，体现了自我意识中对于现实高压政治处境的反映。

其次是仕隐矛盾的调和。一方面，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提出“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体现了其乐于荣禄的用世精神；另一方面，面对政治黑暗，畏惧仕途险恶的谢朓寄希望于远离尘嚣，纵情山水。如《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诗》中的“闲沃尽地区，山泉谐所好”，表现出谢跳的隐逸心态。他试图在仕宦与隐逸之间找到平衡，这种“朝隐”心态反映在山水诗中，表现为对日常公务与自然审美的兼收并蓄。例如：《冬日晚郡事隙》中“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讽满池荷，翛翛荫窗竹”，表现诗人于琐碎公务中捕捉自然之趣，通过片刻的审美体验消解现实压力；《游东田》一诗更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的灵动画面，构建了一个超脱尘世的精神栖所。这种对自然的亲近并非全然避世，而是通过审美活动实现自我心灵的安顿。

最后是情感与景物的深度交融。谢朓将情感渗透于景物描写中，“即景抒情”的范式更为圆融成熟。例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壮丽景色与“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的乡愁浑然一体，自然意象成为情感表达的媒介，情感表达趋向日常化。这与钟嵘“吟咏性情”、萧子显“性情之风标”的文学主张相呼应，其山水诗创作也为后世文人诗提供了“情景交融”的典范。

四、结语

在山水诗的发展脉络中，三位诗人的创作既存在历史承续性和相似性，又因时代语境不同呈现差异性。谢灵运以玄佛思想寻求精神超越，其后期诗中山水意象从玄理载体逐渐转向个体情感寄托。鲍照以寒士视角解构士族话语，打破士族文学的垄断，自然山水中包含其对现实不断的抗争。谢胱使情景交融更加自然，自然山水是其精神栖居的空间，体现出更加抒情化的自我。从谢灵运、鲍照到谢跳，山水诗逐渐从玄理载体转化为情感媒介，这种从哲学依附到艺术自觉的转变，折射了魏晋南北朝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深化，推动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开拓与形式革新，对三者山水诗的研究，能为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主体意识的建构与变化提供重要视角。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张婷婷（2003—），女，河南南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