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诗文中的 “君子”书写

“君子”一词，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是道德与精神层面的重要典范，承载着华夏文明对完美人格的深切期待与不懈追求，广泛见诸诗文之中。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璀璨明星，其诗文中的“君子”书写，既是对传统君子观念的承继，又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本文聚焦于苏轼诗文中的“君子”书写，深入探究其特征内涵与书写方式，并进而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双重视角出发，剖析其独具的价值与深远的意义。

一、苏轼诗文中“君子”的特征内涵

在苏轼的笔下，“君子”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被赋予了具体且丰富的内涵，成为苏轼所倡导的理想化人格。纵观苏轼现存的诗文，“君子”一词在304篇作品中被提及，共计出现494次，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持道立身，济世成人

苏轼认为，君子在人际交往中，应坚守道义为核心，致力于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共同进步，即秉持道义以立身，广济世事以成人。具体而言，此观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续欧阳子朋党论》）此处的“道”，不仅涵盖了治国理念，亦蕴含个人操守，即道德原则。君子以道德原则辅佐君主，君主虽敬重之，却往往因此而逐渐疏远。这里的“辅佐”，实则更倾向于约束与匡正，这种立场可能会触及君主的权威，从而导致君子被疏远的命运。在君臣关系上，苏轼承袭了《论语·先进》中“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核心思想，主张君子应坚持“道”高于君的原则，不因君主的“敬而疏”而迎合私欲，坚守本心，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这实际上也是苏轼对神宗改革期间疏远旧党现象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了“道德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揭示了“君子”在政治现实中的困境。

同时，苏轼亦提及“君子以宠为忧”（《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辞免恩命不允诏（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强调了敬疏自持的重要性。君子对于君主的宠信会感到忧虑，担忧自己可能因此沉溺其中而违背“以道事君”的原则。结合苏轼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对“小人以利结党”的批判，可以看出，他所忧的是君子可能因宠信而偏离正道。此处直指王安石等新党成员，他们依仗神宗的宠信，过度依赖皇权推行变法，违背了敬疏自持的原则。因此，面对君主的“敬”与“疏”，君子需要保持独立与清醒，警惕其对自身道德原则的影响与侵蚀。

2.孝本齐家，礼隆宗祀

“君子之孝，至于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礼，以隆其家，可谓至矣。”（《司马光三代妻其二曾祖母薛氏温国太夫人》）苏轼认为，君子在与亲人相处时，需要做到“尊祖”及“及妣”，即孝顺敬重的对象不仅限于在世的父母，历代祖先，无论男女，皆应包含在内。“邦君之礼”，本为诸侯国君的礼制规格，君子借此“隆其家”，即在家庭中使用高规格的礼法，以期使家族兴盛。孔子在回答樊迟关于孝的问题时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已将孝道和礼制紧密相连。苏轼对此观点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认为家中“用邦君之礼”实际上是将“齐家”与“治国”通过礼法制度联系起来，“隆其家”既是期盼也是使命，这体现了“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的思想。由此可见，在苏轼心中，君子的“孝”与礼教、政治紧密相连，不仅要满足个人的道德追求，还要致力于家族的兴盛，方“可谓至矣”。

3.文谊砺德，义利明辨

“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刘恺丁鸿敦贤论》）苏轼强调，在与友人交往时，应既为自己考虑，又为对方谋划，确保所取乃对方愿给，所予为对方愿受。这体现了君子交往中的互惠原则，即在关切自身的同时，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以实现道义与利益的双赢。同时，苏轼也提到：“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与李方叔书》）这意味着君子在了解他人时，会在道义理趣上相互勉励，而非在利益上相互引诱，展现了君子交往的良性共荣。相较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的推己及人，苏轼更强调行动上的互惠励德，摒弃庸俗的利益交换，明确了“义”与“利”的界限。苏轼进一步阐述道：“仁人君子，不指其过，教其所不迨，而更誉之。”（《答宋寺丞一首（徐州）》）这为君子之交树立了典范。君子在与人交往时，不直接指责对方的过错，而是引导并帮助其改进不足，以激励的方式促进其成长。这体现了儒家宽以待人的思想，也是“为人谋”的具体表现之一。这样的交往方式，正是在道德标准下成就他人，同时也成就自身的核心智慧。

（二）内修其德，外应其势

人际交往之外，苏轼亦明确了君子对自身的要求，即应内修其德，外应其势。“君子如水，因物赋形。”（《仁宗皇帝御书颂（并叙）》）此言意指君子的品性犹如水一般，能顺应外物之形态而自然变化自身之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水常象征着纯净的心性修养与外柔内刚的坚韧品性。苏轼以水喻君子，正是对君子品德纯净、刚柔并济的期许。同时，水的流动性也象征着君子对外部环境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能够审时度势，主动调整自我。这亦是对孔子“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苏轼认为，君子非常看重自身的名誉和节操。他在诸多诗文中，对君子内修的“德”提出了详尽的规范与要求。在《宝绘堂记》中，苏轼写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强调君子在面对外物时，应遵循适度原则，可借助外物修养心性，但不可过分痴迷，以免为外物所支配。在《书筮》中，苏轼认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要求君子注重言行，说话须有根据，行动须有准则。通过这些论述，苏轼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君子人格体系，充分展现了他内修其德、外应其势的理想追求。

（三）经世济民，仁智兼行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大臣论上》）此语蕴含了苏轼对君子治国的深切期望：君子应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即“有志于天下”；“扶衰”“救危”则凸显了面对国家社会衰败时，君子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苏轼认为，君子须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此观念延续了儒家“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济世情怀，期望“士之君子”能心系天下兴衰，超越个人私利。

“计其后”意指谋划长远，合理决策；“可居之功”非一时虚名，而是稳固且持续的功绩。苏轼强调，“其济不济则命也”，要求君子以豁达心态面对成败得失，这一思想亦承袭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的观念，既肯定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也承认存在不可控因素。而“功成而天下安”则是君子济世的理想境界。

苏轼自身亦积极践行这一准则，任杭州知州时，他疏浚西湖，解决民生疾苦，此谓仁；又以淤泥堆筑苏堤，兼顾实用与美观，此谓智。此举至今造福一方，堪称“可居之功”。对于国家、社会，君子应心系民生，无论处境如何，不计成败，仁智并行，始终以“天下安”作为政治实践的终极追求。

二、苏轼诗文中“君子”的书写方式

苏轼在其大量的“君子”书写中，运用了多种书写方式，现将其大体分为以下四种进行探讨：

（一）引用古圣先贤成说

苏轼的“君子”书写与儒家的“君子”之说颇多相通之处，这一点在其书写方式上亦有所体现。这类文章的代表有《上神宗皇帝书》，其中苏轼引用了《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旨在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坚守原则的决心，同时也含有希望神宗能理性对待政治分歧的深意。而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则援引孔子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以此委婉地指出君王的过失，鼓励君王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表达了他对神宗的深切期望。引用这两句话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能够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其二，这两句话所蕴含的哲理与苏轼的观点不谋而合，既能准确表达其政治理想，又增添了文章的深度与思想性。

（二）以古人为例

《贾谊论》是此类文章的典范，值得深人探讨。苏轼认为，“待”与“忍”是古代君子成就伟大政治事业的必备品德，而贾谊作为“不善处穷者”，恰恰缺乏这些品质。全文以孔、孟为正面典范，阐述了君子在君臣关系中的应有之态：“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君子之爱其身，如此之至也”。由此可见，苏轼认为君子应坚守道德底线，积极投身政治实践，并以豁达的心态面对成败得失。贾谊则作为反面例证，被指出“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虽才学出众却“不能自用其才”。苏轼在选取古人例证时，特意挑选了人们熟知的人物进行论述，这使得文章观点更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更容易引发共鸣。尽管名人例证前人已多有撰述，容易陷入俗套，但苏轼此文从“自用其才”的独特视角出发，摆脱了前人论断的束缚，独树一帜，更加鲜明地展现了其文章的思想深度。

（三）以今人为例

“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与郑靖老四首·儋耳其一》）在举今人为例时，苏轼特意选取了身份卑微的平民士人王介石，并对其大加赞赏，这映射出了苏轼“君子固穷”的观念。此观念最早见于《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苏轼在文中通过描述王介石的行为，展现了这一观念在宋代底层士人中的实践，并直接赞扬了这种实践，间接表达了自己对此观念的认同。这种书写方式使“君子”这一身份更加接地气，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强调无论身份高低，只看重内在品性。相较于遥远且高尚的孔孟，像王介石这样的平民“君子”更易被普通民众认同与效仿，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这也表达了对仕途坎坷的平民士人的肯定与鼓励，深刻体现了苏轼“为人谋”等君子观念。

（四）直接论述说明

苏轼的诗文中有许多直接论述君子观的篇章，前文已多有举例，此处不再赘述。苏轼之所以采用这种直接的论述方式，首先是受到北宋士人精神困境的影响，当时社会急需构建此类理论，以为士人提供道德指引，如在《荀卿论》中，苏轼强调“君子慎其所立”（《荀子·劝学》），便是一种精神导向。其次，直接论述君子观能够清晰地表达苏轼坚定的政治立场，并用于政治批判，如在《大臣论》中，他写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便是对新党变法急功近利行为的直接批判。此外，这种直接的论述方式也是苏轼在逆境中对自己的肯定，他将个人的道德追求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更加彰显了“文以载道”的功能。

三、苏轼诗文中“君子”书写的价值

（一）文学价值

1.内涵深度的突破升华

在前文对特征内涵的探讨中，我们得出苏轼对“君子”这一传统概念有所突破与升华，他对君子内涵的深入探讨为文学增添了内容的深度。苏轼笔下的“君子”形象，既承载了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又蕴含植根于普遍人生体验的个体精神。这种突破融合了他真实的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君子”形象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乃至身处困境时的痛楚。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的“君子”书写也是对自己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抒发。同时，苏轼使“君子”书写超越了单一的道德行为规范范畴，融入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将其升华为兼具哲学思辨与人文关怀的层次。这样的“君子”书写真正触及人的心灵深处，让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催人向上的力量。

2.书写技巧的范式创新

苏轼的君子书写价值，不仅体现在内涵的深化上，更在于技巧层面的开创性，为文学书写提供了新范式。苏轼通过引用古圣先贤的成说与以古人为例的书写策略，巧妙借古喻今，将古代“君子”理论与士人的实践经历转化为“君子”精神的符号象征，为文学创作中的精神符号确立了书写范式。在以今人为例的书写中，苏轼将平民士人如王介石等典范化，颠覆了“君子必居高位”的传统认知。他对平民士人君子的描绘多聚焦于日常场景，将君子精神融入琐碎生活之中，打破了阶级、身份、地位的界限，这一书写技巧的重大突破，赋予了文学中的道德叙事更强大的生命力。而直接论述说明这种看似质朴直白的文学表达形式，实则开辟了一种道德言说的新途径。苏轼在兼顾逻辑与审美的同时，不仅体现了“文以载道”的作用，还超越了机械的理性思辨，这种书写范式的实践对后世的君子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思想价值

1.在宋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苏轼作为北宋蜀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宋代思想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朱熹、叶适等人对其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主要因为相较于程朱理学严格的儒学本位意识，苏轼的思想融合了佛老学说，显然与程朱理学的立场相悖；同时，苏轼“君子”书写中所流露出的人情意味，也与程朱理学强调的克己修身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苏轼的“君子”书写跳出了“正统”和“醇儒”的框架，在宋代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君子”书写中不仅继承并延续了传统儒学思想，也充分展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此外，苏轼在其诗文中对“君子”进行了大量书写，凭借其重要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了其“君子”思想在宋代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对宋代士人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言，苏轼的“君子”书写在宋代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既继承了儒家传统，又融合了佛道思想，为“君子”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2.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地位

苏轼的“君子”思想借由文学形式广泛传播，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苏轼的“君子”书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兼具“破”与“立”的双重角色：他打破了汉唐儒学教条化的僵硬束缚，回归了先秦儒家君子以自然性情为本践行道德的“本真”精神；通过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文学艺术的表达，确立了兼具道德理想与生命美感的士人精神范式。此外，苏轼的“君子”思想对个体情感、自然人性的重视，也暗合了晚明以后兴起的启蒙思潮。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命题、季势“童心说”中对真性情的推崇，均可视为苏轼思想影响的余绪。尽管这种联系并非直接，但苏轼的“君子”书写无疑为后世突破儒学僵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一书写开创了更具生命力和包容性的士人精神，突破了传统儒家的精神局限，在文化深层持续滋养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

（江苏理工学院）

基金项目：2024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君子精神’视域下苏轼与常州文人交往研究”（202411463131Y）；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江南谪寓文人研究”（23ZWB003）。

作者简介：陆静怡（2004—），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