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研究中的主客观问题探讨

朱光潜在《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中，论证了看戏与演戏作为两种人生选择具有同等价值。然而，通过分析行文细节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主观倾向：24个案例中，16例侧重看戏，对演戏的讨论篇幅有限且隐含微妙的贬抑。这表明，即便学者力求客观，其知识背景与偏好仍会无意识地渗入研究。但学术的真正突破，在于正视主观局限，接纳主客本为一体的现实，既承认个人偏好的存在，又在持续反思中拓宽视野，向更包容的客观性迈进。

主客之辨作为诗学研究的关键议题，伴随理论的积淀与研究范式的演进，其探讨边界愈发明确：在人文领域，纯粹基于客观或主观的研究范式并不现实。这是因为作为研究主体的“人”总是被知识视野、价值取向和历史语境所制约，客观性由此难免带有主观印记；而个体创造力也深受文化传统与社会经验的影响，使得主观性中含有客观成分。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并没有削弱主客问题的探讨价值。在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之外，主客观的互动始终呈现为流动的连续体。如何在光谱的中间地带定位研究的伦理准则与方法策略，正是诗学理论亟待深化的方向。

一、理论重构：主客互动的动态系统

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将文艺活动分解为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四大要素，并以作品为中心，以其余三者为顶点搭建起三角模型。这一经典架构虽极具开创性，却因简化了要素间的动态关联而引发诸多争议。据此，笔者对该模型展开重构：首先，将“欣赏者”这一概念细化为具备学术主动性的“研究者”，并引人“诗学研究成果”作为第五大要素；其次，打破原模型的几何结构，依据要素生成的时序，构建起线性模型（世界 艺术家→作品→研究者→诗学研究成果）。这种调整虽弱化了空间维度的互动关系，却通过强化时间序列的因果逻辑，更清晰地呈现了主客观因素在文学活动中的交融机制。

具体而言，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是艺术家个人的主观情感与认知，二是独立于艺术家之外的客观世界，包括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等外部条件。艺术作品的问世，实则是艺术家主观意识与外在现实相互交融的产物，是艺术家内在世界的外在投射，而非单纯的自我表达。进一步地，研究者的认知结构涵盖三个层面：个人的性格倾向与知识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家蕴含于作品中的世界观与创作特征。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研究者对艺术作品的认知与解读。至于诗学研究成果，它深深植根于研究者综合认知的复合体系内，是研究者基于个体认知、时代背景、作品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综上所述，世界、艺术家、作品、研究者及诗学研究成果这五大要素彼此勾连，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因果逻辑链条。在这一逻辑链中，每个要素所包含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都不是纯粹单一的，这一特性决定了诗学研究的成果必然呈现出主客观因素混合的特质。下面将以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一一两种人生理想》一文为例，对此现象展开探讨。

二、案例解读：朱光潜研究中的主客互渗机制

朱光潜先生治学的特色在于将文艺观与人生观有机融合。肖学周在《朱光潜评传》中剖析其思想精髓：“朱光潜一面倡导人生的艺术化，一面坚持文艺的观世法。前者力求把人生转化为艺术，后者则用观赏艺术的方法对待人生。”黄怀军进一步阐释：“朱光潜在运用尼采的悲剧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将文艺观和人生观纠缠在一起。”而《看戏与演戏一一两种人生理想》正是朱光潜运用尼采的悲剧哲学阐述人生观的集中体现。这一学术特质为本文论证提供了重要视角：研究者若以人生观探讨为表，以文艺观投射为里，其主观倾向将如何影响学术表达？

朱光潜通过援引荣格的心理类型学说，构建了“内倾者”与“看戏”、“外倾者”与“演戏”之间的对应关系，主张“依性之所近抉择人生理想”。这种将心理特征与价值取向直接联结的论述方式，隐含了自我参照的逻辑倾向一一当朱氏宣称与斯蒂文森“站在一条线上”，自视为“坐在房子里眺望的人”时，“看戏”便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成为其学术立场的内在坐标。这种身份认同的建构，为后续分析其研究中的主观性渗透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在方法论层面展现出高度的自觉意识。他既批判了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的傲慢态度，指出这背后隐藏着看戏者的偏见；又警惕文本阐释的先天失衡，指出写书者往往是看戏人造成的评价偏颇。这种对研究局限的深刻认识，与他对演戏者贡献的认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一既承认研究者视角的局限，又试图超越个体立场以达到客观。

然而，方法论上的自觉是否能有效遏制主观性的渗透？当我们深入剖析《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的文本结构时，不难发现其精心营构的客观表象下，隐藏着选材布局的微妙倾斜。

（一）失衡的样本：选材倾斜中的主观投射

朱光潜在《看戏与演戏 一两种人生理想》中虽以“两种人生理想”的平等性为论述目标，但通过对24个案例的量化分析，可发现显著的选材失衡。这些案例涵盖文学、心理等五大领域，时间跨度自公元前6世纪至近现代，地域分布横跨中、西、东方文明。从表面上看，这种多维度样本的选取似乎彰显了客观性的追求，但深入分析全文可以发现，在24个案例中，仅有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王阳明、歌德、亚历山天、罗兰夫人等6例归属演戏阵营，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数量上的显著差异，无疑透露出作者深层的主观倾向。

与此同时，朱光潜对案例的阐释策略暗含双重标准：当论及看戏时，他倾向于引用经典文献中的原始观点（如引用《庄子》的虚静观照）；而讨论演戏时，则侧重描述行动本身，缺乏助其充实理论根基的自觉（如仅以“开山凿河的无名英雄”指代实践群体）。这种阐释维度的不对称，使得看戏被更多地赋予了思想深度，而演戏则被简化为缺乏思想性的身体劳作。由此，作者通过案例筛选与阐释策略，将看戏建构成一种更具合法性的价值选择。

（二）修辞策略中的价值消解：看戏者的叙事困境

为追求论述的客观性，朱光潜在文章的架构上进行了精心布局。开篇即明确指出：“戏要有人演，也要有人看；没有人演，就没有戏看；没有人看，也就没有人肯演。”这种共生关系的设定，从根源上赋予了看戏与演戏同等的价值。在文章结尾处，则以自我剖白收束，他坦承地表达了自身作为着戏者的身份认同，却将自我存在的价值归功于演戏者的实践奠基。这种首尾呼应的结构安排，既彰显其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立场，又包含其对自身研究伦理的自觉审视。

然而，在这看似平等的论述框架中，一段关于近代文学转向的评述尤为耐人寻味。当论及近代从看戏向演戏的转变时，他写道：“这真是一个大旋转。从前人恭维一个人，说‘他是一个肯用心的人’，现在却说‘他是一个活动分子’。这旋转是向好还是向坏呢？爱下道德判断的人们不免起这个疑问。

答案似难一致。自幸生在这个大时代的‘活动分子会赞叹现代生命力的旺盛。而‘肯用心的人’或不免忧虑信任盲目冲动的危险。”这段描述看似客观中立，实则蕴含了价值评判的错位。首先，“大旋转”的惊叹语气已暗示对传统断裂的隐忧一一作为以看戏为精神根基的学者，朱光潜面对自身学术立场被时代浪潮边缘化的境遇，其感慨中难免夹杂着身份焦虑。其次，两组称谓的对比极具深意：“肯用心的人”以智性沉思为内核，延续着柏拉图“洞穴外的凝视者”的崇高意象；相比之下，“活动分子”的表述则暗含去主体化倾向，将实践者降格为群体符号，与“实践家”“行动派”等中性表述形成微妙反差。更值得玩味的是，朱光潜巧妙地设计了一场“爱下道德判断者”与“肯用心者”之间的虚拟交锋，将价值判断的困境具象化为戏剧性场景：前者抛出非“好”即“坏”的诘难，后者则给出倾向于保守的回应。这种自问自答的修辞策略，仿佛为看戏立场的式微唱响了挽歌。

这种文本细节中的主观投射，与朱光潜的学术身份构成深刻的互文关系。作为美学领域的“着戏人”，他在方法论层面极力维持平衡一一既批判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的傲慢，又警惕文本阐释的先天偏颇。然而，当触及自身学术根基的现代性危机时，那种智性观照的从容，终究被一种守护立场的焦灼所取代。这种矛盾深刻揭示了主客交融的必然性：即便学者秉持着追求客观的理想，其内在的精神特质仍会通过案例权重、语词选择乃至修辞策略等，在不经意间对研究对象进行重塑。

（三）隐性偏好投射：作为镜像的亚历山大

朱光潜在文中对亚历山大的评价犹如一面照见自我的镜子。他虽在字面上称赞这位帝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却通过细节阐释暴露出深层倾向：当强调亚历山天“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天，我很愿做第欧根尼”的感慨时，他实际是将这位军事领袖的毕生功业简化为一种背离“性之所近”的无奈选择。这种解读策略隐含了一个悖论一一即便在赞扬那些演戏者时，朱光潜仍不自觉地以看戏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尺。

这种认知倾向同样体现在朱光潜自身的学术实践中。作为美学研究者，他固然是“坐在房子里眺望”的看戏人，但作为教育家，他致力于美育的推广，撰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著作，分明体现出一个演戏者的入世担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朱光潜人生理想的完整概括。这一看似平衡的表述背后，暗含着价值排序：教育实践被阐释为观照精神的延伸，正如亚历山大将帝王功业解释为身份责任的束缚。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在讨论演戏时，往往不自觉地以看戏的视角进行解读。

三、结语

朱光潜的个案深刻揭示了诗学研究的根本困境：即便学者以客观性为理想，其知识背景与价值偏好仍会渗入研究当中。这种主客交融的必然性，在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中往往被当作需要克服的缺陷，而中国古典智慧却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思路。《周易》所言“一阴一阳谓之道”，《庄子》所倡“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皆指向超越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一一主客之分不过是人为建构的认知框架，学术的突破恰在于意识到这种区隔的流动性。这种辩证认知对当代诗学研究具有双重启示：首先，客观性不应被简化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幻象，而应被视为一个通过不断反思以拓宽认知边界的动态过程；其次，中国传统思想中“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的智慧，为解决主客对立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资源一一研究者既要正视自身视角的“相对主观”，也要在文化对话中重构更具包容性的“相对客观”。朱光潜的24个失衡案例，恰好成为这种认知实践的生动注脚：当数量悬殊的看戏例证与躬身人局的演戏实践形成张力时，主客问题的讨论便超越了理论争鸣，升华为学者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精神自省。或许，诗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正在于这种永不停息的自我叩问与境界开拓。

（广东白云学院教育学院）

作者简介：张菁（1996—），女，广东汕头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