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维度与难度

一般认为，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构成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但也有论者把文学史直接纳入文学理论之中，如美国的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就将“文学史”作为专章列入。撰著文学史是文学研究中最为困难的，难在既要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又要有文学批评的“实学”功夫，同时还需要有文学史的史识、史胆、史德的“史学”修炼和文献积累与辨析能力。撰写儿童文学史更为困难，除具备以上三方面的素养外，还得理解儿童的方方面面，这又需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跨学科”知识与修养。撰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难度更大，因为直到今天，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儿童文学之存在还是“雾里看花”“心存疑惑”。

但是，儿童文学毕竟是整个文学系统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并在现代社会日显重要，中国儿童文学更是已经发展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系统中的重要门类，因而撰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理所当然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应被小觑的课题。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既涉及儿童文学理论，也涉及儿童文学批评，同时与研究者如何理解、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即“儿童观”密切相关。这既是把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品的审美研究，也是把儿童文学的发展作为一门历史的研究，同时也是把儿童作为儿童的文化研究。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著，与著作者的审美意识、历史意识、当代意识、儿童意识密切相关，同时又有民族立场问题。

一、“文学”的观念从来都是开放性的

研究文学是难的，这既是由于人类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也是由于人类形象思维的复杂性。谁能用语言描述清楚“风是什么？”谁又能解释清楚“美是什么？”所以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连这美的本质是什么都还茫然无知。美是难的。”所以现代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所以当代美国学者刘若愚在考察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现象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如所有的文学和艺术企图表现那不可表现的东西一样，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也都企图解释那不可解释的东西。”①

就像“什么是人”对于社会学、“什么是生命”对于医学、“什么是存在”对于哲学一样，“什么是文学”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原初问题与总问题。然而，如同100个读者心中有100个不同的哈姆莱特，100个文学从业者心中也有100种不同的文学。“什么是文学？”“文学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原初之问，古往今来的无数大作家与学者都曾为之定义，据说林林总总的权威定义已不下千百种。在国外，黑格尔认为文学是理念的感性呈现。莎士比亚认为戏剧（文学）“始终反映自然”。塞万提斯认为自然是文学的唯一范本。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文学是人类普遍感情的传达。别林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再现”②。按照海德格尔的描述，文学是这样一种景观：它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创造了崭新的诗意的世界，创造了诗意生存的生命③。在中国，曹丕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认为文学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茅盾认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⑤。

纵观中外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对“文学到底是什么”的认识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由于文学观念的不同，具体到文学体裁（文体）和文学种类（文类）自然也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法。中国古代有所谓“文”“笔”之分或“诗”“笔”之分，即分为“韵文”和“散文”两类。“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美学通常把文学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体裁，所谓“四分法”。在西方古典美学中，或把文学分为诗歌与散文两类，或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三大类。现代西方也有人把文学分为虚构与非虚构的、成年人文学与未成年人文学等。

有意味的是，作为具有世界文学风向标意义的诺贝尔文学奖，近年屡屡挑战似乎已成定式的文学观念。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创作纪实文学与新闻报道的白俄罗斯女记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奖励她在对揭发和纪念人类普遍关注事情的纪实。《纽约客》当时就认为，她获奖是非虚构战胜了诺贝尔，而不是她的文学技巧。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的文学具体呈现于一时代的文学体裁。文学体裁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表达作家反映生活和生命体验的需要；同时又是文学本身创作经验和技巧的不断积累，作家对各种体裁反映生活的特点及其优势和劣势的认识日益深化、并力求使之日趋完善的必然结果。文学体裁的发展在今天并没有终止，儿童文学文体也是如此。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同完整的家庭不可能没有孩子一样。儿童文学既然是整个文学系统的组成部分，那么有关文学的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自然也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显然，以上有关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对文学概念、文学体裁等根本问题的讨论与资源，自然而然是我们研究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史的出发点与理论准绳。

二、定义“儿童文学”的难度与

寻找可能的共识

儿童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因读者对象（儿童）而命名的文学类型，因而如何理解儿童，就势必成了如何理解儿童文学的前提。如果说研究文学是难的，那么研究儿童文学更是一件困难的事。研究儿童文学之所以尤为困难，是因为人类对于究竟什么是儿童竟然长时期的众说纷纭。

在西方，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写道：“接近工业革命前夕时，儿童文学仍处于不太明显的地位，主要原因可能是：儿童虽然存在，可是人们却视而不见，所谓视而不见，指不把他当作儿童看待。在史前社会，人们是从他与部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关系去考察。儿童一直被当作未来的成人看待，因此，经典文学作品，要么看不见儿童，要么就是误解了他。整个中世纪以迄文艺复兴晚期，儿童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未知之域。”⑥

在中国，鲁迅曾这样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⑦周作人说得更激烈：“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⑧

没有儿童的发现，也就没有儿童文学的发现，这一观点很容易说服人，而且很现代。因而如何考察与梳理儿童文学的历史显然是一件比之成人文学的历史显得更为困难的事。但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难度与魅力也正在于此——我们注意到，人们在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史时，往往是矛盾的、两难的甚至是“互相打架”“自我否定”的。典型者如周作人。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在没有发现儿童之前，真正的儿童文学是不存在的。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社会批评家时的观点。但当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文献研究专家时，他又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⑨又说：“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皆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⑩因而他批评商务印书馆宣称1909年出版的翻译童话《无猫国》是“中国第一本童话”时，就断然棒喝“实乃不然”11，类似《无猫国》的西方童话，中国也早已有了。

须知，童话是儿童文学的核心文体，儿童文学如果抽取了童话，那就如同抽筋去骨，因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在很长时间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把童话等同于儿童文学的。例如由赵景深选编、1924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童话评论》，收录了从“五四”到1923年间散见于北京、上海等地报刊的18位作者的30篇儿童文学论文，作者包括胡适、郭沫若、张闻天、周作人、郑振铎、夏丏尊、胡愈之、赵景深等，因而这是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论文集，但当时却标明为是研究“童话”的集子。既然“五四”时期前后童话几乎等同于儿童文学，那么周作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童话自昔有之”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儿童文学也是自昔有之呢？

定义儿童文学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们对待儿童文学的立场、视角不同，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站在成人意志、成人中心与社会责任的立场，有的认为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茅盾）12、“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鲁兵）13、“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14。站在儿童中心、儿童生命与儿童文化的立场，有的认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周作人）15、“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郑振铎）16、“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郭沫若）17。如果我们对当今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研究者做一番“你认为什么是儿童文学”的问卷调查，恐怕答案也是异彩纷呈。被教育部两度列为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教程》，对儿童文学的定义是：“儿童文学或称少年儿童文学，是以18岁以下的儿童为本位，具有契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这一特殊文学内部，因读者年龄的差异性特征（如身心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而又将其具体区分为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三个层次。”18但这一定义自然只是北京师范大学版教材的定义，相信其他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也会有自己的定义。

定义儿童文学之所以困难，还有一种原因是出于阅读实际即接受美学的考虑。英国作家乔治·麦克唐纳有段著名的宣言：“我写作不是为了儿童，而是为了仍保有赤子之心的人，不论是五岁，五十岁，或是七十五岁。”因此他提出应该从阅读的维度来定义儿童文学19。无独有偶，中国学者李泽厚也持此观点，因而他认为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了不起的儿童文学：“七十二变的神通，永远战斗的勇敢，机智灵活，翻江搅海，踢天打仙，幽默乐观和开朗的孙猴子已经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将来很可能要在世界儿童文学里散发出重要影响。”20儿童文学研究家金燕玉更是把《西游记》称为“中国第一部古典长篇童话，为后代的童话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并直接写进了她著的《中国童话史》21。须知，在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中，《西游记》从来只是一部专属于成人社会的小说，最多也不过是称为神魔小说，从来不会想到《西游记》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童话。究竟如何看待《西游记》现象？这自然涉及如何定义儿童文学。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史”的这种矛盾、差异与悖论呢？我以为，我们需要将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史放在一个人类文学/文化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而非局限于一特定研究领域所占的位置。我们应当小心地而不是“大胆”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片面地、主观地加以探究。

在这里，我愿重申我在《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22一文中的观点。我认为，在人类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发现与独立艺术形式的出现要远远晚于成人文学，这与人类文化在很长时期内的思维形式相关。人类社会早期是没有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严格区分的，人类群体童年时期的思维特征与生命个体童年阶段的思维特征具有几乎一致的同构对应关系，此即“儿童/原始思维”，万物有灵、非逻辑思维等是这种关系的最具体表现，因而原始时代人类的图腾崇拜、巫术、神话等，都一致地为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所理解和激动。儿童的文学接受与成人的文学接受在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以及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里具有几乎完全的一致性。成年人的神话、传说以及魔幻、幻想型等民间故事，如欧洲的女巫、菲灵（小精灵）类故事，中国的《白衣素女》《吴洞》等，也同样是儿童最适宜的共享的文学接受形式。人类文学接受的这种一致性在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历史大转型时期产生了严重的分裂。

中世纪晚期以降，在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旨在不断瓦解农业文明并进而直接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重大事件，并最终导致了人类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伴随着这一系列人类文明演变的巨大历史事件与工业文明的世界性扩张，人类的理性思维、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急剧膨胀。人类童年时期那些充满感性思维与整体观念的神话传说终于被成人世界所彻底放弃，而只成了儿童世界几乎独享的文学资源。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思维距离（现代理性思维与儿童原始思维）已是遥遥几千年乃至几十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