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美学的第二个十年进程

笔者在2002年提出“生生美学”的时候，最初的动机是借鉴中国传统生生哲学资源来建构当代生态美学，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它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关联。此后十多年当中，生生美学几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任何关注①。2013年以来，笔者继续沿着自己的学术思路往前推进，学术策略则转变为国际化：在国际学术期刊或论著中发表英语论文，试图将生生美学推向国际学术界，并在生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笔者的另外一个标示性概念“生态智慧C”。生生美学的重大转机发生于2017年。曾繁仁先生在《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0日发表《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②，此后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大力推进生生美学研究，2021年又出版专著《生生美学》。在曾繁仁先生的大力推动下，生生美学初步改变了其第一个十年间默默无闻的局面，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已经成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③。2023年12月15日，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创新研究”获准立项，这就激励我们回顾生生美学第二个十年的发展历程，从而为探讨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做好准备。

一、生态智慧C与生生美学的国际化

客观地说，源自中国古代生生哲学的“生生美学”是一种本土性话语，这与笔者一直秉承的“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学术理念并不完全吻合④。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说，如何用英语翻译《周易》的关键词“生生”就是一个拦路虎。早在17世纪，《易经》就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等语种在欧美传播。尽管相关译本很多，但如何将“生生”准确英译仍然是个难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无法与国际学术界顺畅地讨论生生美学，生生美学就只能局限于地方性知识的狭小领域内而无法成为国际通行话语，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生态美学的同情理解就无法顺利实现，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战略就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的愿望。正在苦思冥想之际，笔者接触到了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的“生态智慧T”学说。

阿伦·奈斯经常在名叫Tvergastein⑤的山间小屋构思自己的生态智慧学说，因为这个名字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是T，所以阿伦·奈斯就将自己的生态智慧学说称为“生态智慧T”，一方面显示了生态智慧与地方性知识、体验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意在鼓励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地方性体验和感悟而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生态智慧学说，比如生态智慧X，Y，Z。笔者不由得灵机一动，脑海中一下子涌现了“生态智慧C”这个闪念：笔者姓程，其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是C，我应该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生态智慧学说，即生态智慧C！

在“生态智慧C”这个闪念的引领下，笔者最初想到了8个以C开头的英文术语⑥。第一个是Chinese culture，即“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文化之根、文化之母或文化背景，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色”。中国学者之所以是“中国的”，不在于他生活并工作在“中国”，关键在于他的文化之根、之母是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敬佩杜维明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国”这个命题，其宏愿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建设一个现代的文化中国”⑦。所以，笔者将“中国文化”作为生态智慧C的第一个关键词，并用之隐含“文化中国”这个设想，尽管这个设想并没有得到明确说明⑧。第二个C是Confucianism，即“儒学”，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加入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第三个C是Continuity of being，即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存有的连续性”，用以概括中国气论自然观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质，包含连续性、完整性和动态性等三个基本要点⑨。这种气化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形而上基础。

与本文最相关的是第四个C，Creating Life，这是笔者对《易传》“生生”这个术语的翻译。《易传》当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生生之谓易”，这是从“生生”的角度来解释“易”的含义。那么“生生”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在两千多年的易学发展史上，对于“生生”的解释颇为驳杂。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几句话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道生万物”。在这个命题中，“生”的含义非常清楚，就如同“妈妈生孩子”意义上的“生”，它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生育”。与此相近，《易传》当中有如下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的“生”也是“生育”的意思，借用英语的语法，其词性不是动词，而是动名词。正是根据这两处文献，笔者断定“生生”这个词组中的第一个“生”是动词，即生育；第二个“生”是名词，即生命。“生生”的含义就是“生育生命”。而“生育”具有“创造”的含义，所以，我就将之英译译为Creating Life，字面含义就是“创造生命”。“生生”之所以具有生态智慧的意义，是因为它与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物种灭绝即“杀生”是相反的，能够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种价值范导。而对于“杀生”和“文弊”的反思与批判，正是笔者所倡导的“生生美学”的思想主题，而这也正是生生美学相对于其他形态生态美学的突出特点。生生美学由此被纳入生态智慧C的整体框架之中。

生态智慧C还试图广泛吸收中国古代哲学资源和当代科学资源。比如，第五个关键词Compassion（通常被翻译为“同情”，笔者则将之翻译为“通物”⑩），就试图借用庄子“游鱼之乐”寓言，来回应当代生态理论和批判中讨论的“跨物种”问题。当代生态伦理倡导对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也要有伦理关怀，但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却是：人类这个物种如何可能理解其他物种的需要乃至心理状态？具体到庄子与惠子的辩论来说，人究竟是否可能了解鱼之乐呢？笔者从生物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断：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求生的本能需要，当其生命需要得到满足时，肯定都会产生一种“满足感”，比如植物的“欣欣此生意”（唐代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动物的“自在娇莺恰恰啼”（唐代杜甫《江畔独步寻花·其六》）。古典诗词中颇多描绘动物感知的例子，最著名的或许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宋代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因此，从生命体的“感同身受”的角度来看，庄子感受到了游鱼之乐是完全可能的，尽管他是人而不是鱼。庄子的好友惠子对此提出的质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过于拘泥于物种之间的界限，否认了跨物种交流的可能性，否认了生命体之间感同身受的可能性，因而是不成立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生命共同体（bio-community）中各个成员之间都可能产生感同身受，第七个关键词Community（共同体）将更加详尽地解释这一点。

第六个C指北宋哲学家程颢，他的《秋日偶成》完全可以视为一首朴素的生态诗，体现了精妙的生态智慧，能够进一步解释跨物种感知与生态关怀的哲学根据。该诗如下：“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的关键点是“静观”，其实质就是“以道观物”“以理观物”或“以物观物”：与道合一的人完全可以感知万物的安逸舒适之情态，完全可以理解四季的性致与人相同。这既是一种生态智慧，也是一种诗性智慧，是对科学认识意义上“知”的升华。智慧之所以是“智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关键在于它植根于佛学所说的“转识成智”的“转”：转变思维方式，用生态系统的思维来看待生命共同体的所有成员。

生态智慧C还有着强烈的科学意识，明确将生态科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这就是其第七个C，即Community（共同体）。最初将这个科学术语用在美学当中的是利奥波德，其《沙乡年鉴》的最后一篇《大地伦理》借用了生态学的这个概念并将之扩充为“大地共同体”（land community，也可以翻译为“大地群落”）。正是在生态科学“群落”概念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写下了一段广泛为人引用的名言：“在考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既要根据伦理上和审美上正确的标准，也要根据经济上有利的标准。一件事，只有当它有利于保持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完整（integrity）、稳定（stability）和美（beauty）的时候，它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因为这段话中4个关键词的都以y结尾，笔者将利奥波德的审美原则概括为“4Y”原则11。在笔者看来，利奥波德的“大地美学”就是生态美学的雏形，一直影响着笔者的生态美学建构。第八个C是“文弊”的英译Cultural evils。为了建构生态美学并增强其批判精神，笔者构思了“文明—文弊”二分论，用“文弊”作为“文明”的反义词，用来指代人类制造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弊端，包括各种各样的污染物12。

2013年首次提出“生态智慧C”之后，笔者又不断对之进行阐发和拓展，继续通过英语论文写作将之推向国际学术界。2016年发表的英语论文《中国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明确将生态美学界定为“基于生态智慧C的生态审美理论”，进而以生态美学为理论指导分析了几首中国古典诗歌，目的是证明基于生态美学的生态批评之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这种探讨，该文倡导对生态文学的审美维度投入更多的关注，用“审美生态批评”弥补“文化生态批评”与“物资生态批评”的缺陷13。

真正将生态智慧C的思路进行整合说明并进行扩展的是短文《生态智慧C及其新关键词“共生”》。2018年7月28—29日，由同济大学、吉林建筑大学主办的“生态智慧城镇”同济—吉建大论坛（2018）在吉林建筑大学召开，同济大学、吉林建筑大学联合长春新区管委会、长白山管委会正式发布《生态智慧城镇之长白山行动纲领》，笔者在会上将“生态智慧C”的思路与理论内涵概括如下：

以生态学关键词共同体（Community）为科学基础，从中国传统“天地人三才”学说中提炼出“人生天地间”这一哲学存在论命题，认为“天地”（自然）是孕育人及其文化创造的母体，人的使命应该是“辅天地之自然而不敢为”“赞天地之化育”，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伦理准则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与万物之间可以发生“感而遂通”的关系，这就是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审美”的本源，也就是“适当的自然审美”的基础。14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在前8个C的基础上又新增了第九个C，即关键词“共生”（Coexistence）。笔者提出，“共生”是从“共同体”（Community）这个C当中合理延伸出来的，用以表明生态智慧C的最终目标是培育人与天地万物共生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九部分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生”由此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理应视为重要生态智慧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以人与自然的“共生”代替传统工业革命时期人与自然的“对立”或“人为自然立法”，进一步突破人类中心论而走向生态整体论15。

与2018年的短文不太一致的地方是，2019年发表的英语论文《与自然一起创造：生态智慧C作为疗愈地球共同体的生态理性》却提出，生态智慧C的第十个关键词是Communicative reason，即“交往理性”。这篇文章认为，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在于休谟提出的事实/价值二分法，这种哲学观点认为价值无法从事实当中导出，“应该”无法源自“是”。该文认为，疗愈地球共同体的关键是从生态学与生态哲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休谟的是/应该二分法。从生态智慧C的角度来看，休谟哲学所说的“是”其实是“将……视为……”，“视为结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机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是”实质上是“应该是”，“事实”与“价值”由此得以合一。该文认为，在生态危机时代，人类主体应该带着生态理性来认识天地万物，通过追求“天地之大德”与自然一起创造，而生态理性只能通过交往理性才能养成16。其实，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也是2018年，这表明笔者也曾对生态智慧C的构成要素存在一定程度的犹豫不决。今天来看，应该将“共生”与“交往理性”都作为生态智慧C的关键词，将“交往理性”作为全球不同文化形态达到“和谐共生”的途径。至此，生态智慧C的构建基本上完成了，其10个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比较清晰的。上述三篇英语论文都被收入笔者的英语专著《中国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在英国出版，向世界讲好中国生态美学故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7。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生生美学的进一步国际化。2021年12月15日，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联合主办的“东亚哲学、生态美学与生态艺术”学术研讨会召开。中韩双方商定会议论文集以《生生美学与生态美学》为题出版。本书共收入中、韩论文共12篇，均围绕生生美学展开。曾繁仁教授在《序一》中指出，在东亚地区这样集中论述生生美学论题应该是第一次18；韩国成均馆大学辛正根教授在《序二》中指出：“生态和美学、生生美学和生态美学是现代社会为了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技术不再万能的问题，需要不断发掘和研究的主题。相信随着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和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交流的持续推进，该主题的发掘、研究和扩散就越深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