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星期天》“本事”略考

一、从高宗靖到赵宗浚

1983年7月25日汪曾祺在家中完成短篇小说《星期天》，难掩激动的心情，结尾日期之后另起一行写道：“北京酷暑挥汗作。”或许他自己也觉得如有神助吧，如庖丁解牛之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这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1983年10期。汪曾祺写他1946年8月—1948年3月以“私立致远中学”为中心的上海生活经历的小说仅此一篇。将这样的小说交予上海的杂志发表，亦可谓取之于沪，报之于沪。

汪曾祺本人对《星期天》公开评价不低，他也很希望能够获得上海读者的欣赏。据当年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教过的一位学生回忆，“1995年7月，他送我一本他新出的《异秉》集，嘱我回去后读读《星期天》一篇，说是写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的。我读了，是写老师们当时的生活的。把学校的环境写得那么详尽，每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我感到无比的亲切”①。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星期天》塑造许多人物，皆以汪曾祺当年在致远中学的同事为模特，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另一位致远中学当年的学生说，《星期天》“对每个教员的形象描述颇为传神，落笔也多幽默，用的都是真姓假名，可一一对号入座”②。这个“真姓假名”的说法不甚确切。小说里的校长叫“赵宗浚”，改了原型“高宗靖”的姓（并非“真姓”），保留名字里的“宗”字，“浚”则取“靖”的谐音（也不全是“假名”）。

小说家往往比普通读者用心更加深细。

2007年上海报纸上一则“讣告”，交代了小说人物赵宗浚原型高宗靖的后事——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原常委、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前身致远中学的创办人、校长高宗靖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4月17日20时5分在上海同仁医院逝世，享年92岁。根据高宗靖同志生前遗愿，遗体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③

高宗靖（1915年4月8日—2007年4月17日），籍贯湖北麻城，1934年毕业于历史悠久、坐落在上海旧城区小东门内的上海市立敬业中学高中部普通科，旋即考上暨南大学，193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系。中学时代高宗靖就十分活跃。1933年18岁的高宗靖就加入“上海市中等学校学生联会”（简称“中学联”），任“中学联”创设的“上海市模范小学”的“设计委员”④。同年“中学联”创办“暑期义务完全小学”，高宗靖作为“中学联”代表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⑤。在暨南大学读书期间高宗靖与母校敬业中学仍保持密切联系。1936年8月“敬业校友会举行常年会员会”，高宗靖担任司仪⑥。1948年敬业校友会“复员”，“临时办公处”就设在致远中学⑦，足见高宗靖对中学母校事务的热忱。

1938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高宗靖投身教育界。1939年《金科中学年刊》显示高宗靖是该校“高中地理教授”，这与他在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系所学专业匹配。金科中学原名公萨格公学（Gonzaga College），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天主教耶稣会神父Piuo L Moore创办，校址在霞飞路汶林路口。不知高宗靖在这所著名的私立中学服务过几年，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他还先后任南方中学、乐群中学的史地教员以及育华中学师地教员（不久升任教导主任）。

1941年高宗靖捐资盘下育华中学，在此基础上创办私立致远中学并自任校长。致远就设在育华原来的校址。致远中学起初为完全中学，1946年9月汪曾祺来致远任教之前，因物价飞涨，“拙于经费”，不得不取消高中部，仅剩初中部。致远中学不知何时又恢复了高中部，1956年高中部并入番禺中学，同年致远中学从延安中路成都北路路口迁至华山路1164号与江苏路交界处。1960年长宁区教育局和商业局将致远中学改为长宁财贸中学，高宗靖改任财贸中学校长。1962年财贸中学停办，学校复名致远。1965年致远中学迁出江苏路华山路校区，搬到法华路329弄43号，变成新建的法华中学。一个月后法华路改名新华路，法华中学又改名长新中学，高宗靖仍为校长⑧，直至1975年退休。2000年长新中学与马相伯创立的历史悠久的复旦中学初中部合并为上海市复旦中学长新分校，2003年更名为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2007年高宗靖逝世，讣告乃由复旦初级中学发布。

汪曾祺1997年逝世，不会看到这则“讣告”。他是否了解1948年3月离开致远之后该校的上述历史沿革？目前材料缺乏，尚不得而知。高宗靖留在汪曾祺记忆中最清晰的形象，应该一直就是1940年代私立致远中学高校长以及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话剧界的演员“夏风”吧。

“夏风”是教育家高宗靖的另一面。高宗靖不仅热心于中学教育，还很早就迷上了话剧，中学时代曾加入上海市中等学校学生自发组织的“上海剧社”（聘请戏剧家洪深指导），担任干事⑨，从此一直以“夏风”为艺名。1939年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演出由蓝兰导演、欧阳予倩改编的托尔斯泰原作《黑暗的势力》（Power of Darkness），夏风扮演剧中人物李大顺，“他是这一群里最老练的一个，对话，动作，表情，冷场，都已炉火纯青。这一个口吃、滑稽、凭良心天理的厚道人，本是最难演好的一个，但是这一次，高宗靖是拿这个成例给打破了，李大顺这人物，是给他刻画得惟妙惟肖，为全剧生色不少”⑩。

1941年春创办私立致远中学并自任校长之后，高宗靖的工作与生活重心越来越专注于教育，但“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报刊仍频频报道话剧演员“夏风”的踪迹。有一则报道说话剧演员“夏风”在夏日大风雨的夜晚起来关门，不慎背脊骨受伤，但开头一大段主要还是介绍“夏风”在教育界的情况——

夏风虽在戏剧界中资格很老，而在教育界中却是得意异常。今年已经荣任校长，门墙桃李，他对学校事物似乎重于戏剧工作。因学期结束，许多事情都要在这几天办理。虽在暑假，他仍是住在校中的。在三楼一间像是大家闺秀的闺房，便是他的卧室——11

作为一篇介绍演员“夏风”近况的新闻报道却大讲其新任中学“校长”的校园生活，未免喧宾夺主，却符合此时教育家高宗靖和戏剧演员“夏风”两份职业的主客关系。报道所说“夏风”在学校居住情况完全吻合小说《星期天》的描写。

作为“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演剧界的活跃分子，战后“夏风”曾被“读者投书”，列入“上海戏剧界汉奸名录”——

夏风，湖北人，暨南大学毕业，原名高宗靖。“八·一三”至“一二·八”期间，混在上海剧社中时时乘机捣乱者凡四三年。太平洋战后，其面目始公开，代表敌报道部主持“庆祝收回租界”联合大公演《家》，强拉演员参加，拖人下水，可恨之至！12

高宗靖在暨南读书期间因为话剧而成为当时上海滩“剧坛盟主”、暨南大学教授李健吾的学生，却因为话剧蒙受不白之冤。或许受到了解他实情的老师李健吾的照拂，上述“读者投书”并无下文。1945年10月夏衍奉命返沪，给上海文艺界“在敌人铁掌下坚贞不屈的文艺界战士”带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慰问上海文艺界书》《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指定许广平、郑振铎、李健吾三人负责组织调查上海文化人的附逆问题13，高宗靖或许因此躲过一劫。

在致远中学校长位置上，高宗靖仍然参与上海的各类话剧活动，还在不影响学生正常课业的前提下将话剧艺术引入致远中学，在学生中成立并亲自领导了“西风剧社”，先后演出过《人约黄昏》《求婚》《结婚进行曲》《压迫》《处女的心》《蠢货》《表》等剧。在西南联大经常“拍曲”的京昆剧爱好者汪曾祺不知有没有参与其事，但他在致远中学教职的继任者、诗人唐祈就做过“西风剧社”的导演14。《星期天》写到教导主任沈裕藻跟校长赵宗浚一样，均毕业于“大夏大学”，他们和另一个校外同学李文鑫联合上海滩“有一号”的几位京剧“票友”，经常在校内过过戏瘾，并未提及该校师生共同参与的话剧活动。这大概也属于小说虚构所允许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之法吧？

高宗靖比汪曾祺大五岁，在汪曾祺谢世之后又活了十年。汪曾祺小说常以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他因此往往“颇有顾虑”，担心“会引起麻烦”15。高宗靖倘若读到当年聘用的青年教师涉及自己的小说《星期天》，看到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人物赵宗浚猛然矗立在纸上，会作何感想呢？

且看《星期天》如何描述赵宗浚的基本情况——

大夏大学毕业，何系，不详。他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事业。

他看起来很有文化修养。说话高雅，声音甜润。上海市井间流行的口头语，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在他嘴里绝对找不到。他在大学就在学校的剧团演过话剧，毕业后偶尔还参加职业剧团客串（因此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现在还和上海的影剧界的许多人保持联系。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他虽然是学校的业主，但是对待教员并不刻薄，为人很“漂亮”，很讲“朋友”，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大学生和演员的洒脱风度。新年冬至，他必要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冬至夜饭”，以尽东道之谊。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来一顿小吃——到了星期天，他还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到外面去玩玩——这种地方，他是一点也不小气吝啬的。

关于虚构人物“赵宗浚”这段介绍，幽默风趣，颇多美言，但基本符合原型高宗靖的情况，只隐去原型高宗靖母校“暨南大学”及其所学专业“历史地理”。小说还特别强调赵宗浚具有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他看到女朋友王静仪跟在他学校借宿的英俊潇洒的男演员“赫连都”跳舞而自惭形秽——

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他第一次苦涩地感觉到：什么是庸俗。他本来可以是另外一种人，过另外一种生活，但是太晚了！他为自己的圆圆的下巴和柔软的，稍嫌肥厚的嘴唇感到羞耻。

这与其说是小说人物赵宗浚的一时顿悟，不如说是作者按照他的老师沈从文的教导，“贴到人物来写”，将自己的想法赠予他所同情的书中人物了，让人物获得“知耻近乎勇”的美德。如此描写，无论对虚构人物赵宗浚还是对原型高宗靖，都不失为一种褒奖。

还有一个细节足见汪曾祺对小说人物赵宗浚的欣赏。赵宗浚办公室“书架上只有两套书，一套《辞海》；还有一套——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一套书：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作家汪曾祺一直重视工具书的使用，《辞海》是他的必备书，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也算是枕中秘籍之一。不排除汪曾祺当年在致远中学校长、暨南大学史地专业出身的高宗靖办公室见到这本书的可能性，但现在只知道1972年12月1日汪曾祺为北京京剧团资料室购得此书，爱不释手，连夜写信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大学教授朱德熙，极力推荐。1973年1月4日又写信劝朱德熙“不妨找来看看”。1977年9月7日再写信给朱德熙，历陈吴其濬书的好处。1977年9月23日给朱德熙的信中附上新作“蔬菜散文”，其中一篇《葵》反复夸奖吴其濬考订名物的精审与遣词造句的优美。“濬”通“浚”，赵校长是否因为推崇吴其濬（浚），乃据此而得“宗浚”之名？他既拥有吴其濬这套书，又岂是一枚俗物？

在汪曾祺这篇直接描写他1940年代后半期上海经历的怀旧小说中，“赵宗浚”之外其他“上海人”也并不全然庸俗、空虚、龌龊、阴险。“赫连都”与“王静仪”这对舞伴就光彩夺目。在某个不期而至的瞬间，那些看赫连都与王静仪跳舞看得发痴的一群原本灰色的上海小市民也会被生活中蓦然诞生的美所感动，沉酣于片刻的晕眩与升华。

这与汪曾祺“复出”之后所作众多“高邮故里小说”的上海元素往往倾向于负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李健吾、汪曾祺通信与

《星期天》的创作缘起

《星期天》还多次不点名地提到李健吾（“介绍我到这个学校里来的那位文学戏剧界前辈”），而就在《星期天》动笔将近一年之前，汪曾祺和李健吾有过两次通信联系。李维音编《李健吾书信集》收书信314封，未见李健吾致汪曾祺的信。幸亏有新发现的这两封汪曾祺给李健吾的回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也未收入），可以略窥李、汪两位在1980年代初交往的点滴，也可以据此一探小说《星期天》的“本事”与创作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