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边城”与生态“异托邦”的文学构筑

抗战大后方城市昆明是诸多1940年代内迁文人心灵的栖息之所，也是西南联大学子汪曾祺曾泊居七年而后频频回望的“第二故乡”。无论是在1940年代还是1980年代以来，汪曾祺都未停止过对昆明的书写①，毫无疑问，作为文学起锚地的昆明在汪曾祺的文学长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刻地影响着他精神世界的构成和小说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过去人们对昆明与汪曾祺文学创作关系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城市影响文学”的单向度层面，汪曾祺小说中的昆明书写也通常被视作对城市社会历史生活的写实传真②。其实，城市与文学家双向互动，城市提供文学家创作素材、形塑其创作风格的同时，文学家也在调动主观情志、重构城市经验，于文学中“给城市带来想象性现实”③。汪曾祺自己在处理文学创作的生活素材时就很强调“重构”与“想象”的主观性力量，认为文学创作不止“反映生活”，还应对现实生活进行“想象、虚构、概括集中”，“表现我对生活的看法”④。由此联想汪曾祺小说中的昆明书写，不禁使我们追问：在1940年代，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如何选择其“昆明记忆”以“想象、虚构和概括”出独特的昆明形象？其昆明想象折射出小说家怎样的精神诉求？这一想象又有什么文学意义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能推进我们对汪曾祺小说艺术思想世界的深入理解，也能为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生动的范例。

一、如何想象：昆明记忆的选择与

昆明形象的构筑

1939年，汪曾祺因求学西南联大而来到昆明，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7年。“昆明”顺理成章地成为汪曾祺的创作题材，反复出现在其小说之中。然而，“小说中的昆明”并非汪曾祺对其城市经验求真、求全的复现，而是一种“明显地改造已有的记忆叙述，并且修正历史形象、价值结构或是有关自我和他者的想象”⑤。正如汪曾祺在谈论小说创作时所言：“在构思时，材料比写出来的多得多”⑥，面对杂芜的材料，需要“先把材料剪碎，再把材料拼拢”⑦。那么，在1940年代的小说中，汪曾祺如何选择其昆明记忆进行构思的？经由作家选中而后聚焦、突出书写的记忆碎片又在小说中构筑出怎样的昆明形象呢？

（一）回避庸俗世相、淡化战争危机，聚焦城中人潇洒、从容的日常生活样态，构筑昆明遗世独立的战时“边城”形象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1940年代的昆明并非“尽善尽美”。市侩、拜金、享乐的城市风气及其间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早已成为内迁文人对昆明的集体印象⑧。汪曾祺也透露昆明是一座“暴发的都市”⑨，见识到其“百物飞腾、人心浮躁”⑩的城市弊病，亦目睹部分知识分子失节而“下海”11的情形。这一关于昆明城与人的负面印象，在西南联大学生刘北汜、林元、刘兆吉等的小说中被详尽描绘12，然而却在汪曾祺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中几近隐匿，代之以城中人的潇洒日常生活，构筑起昆明遗世独立的战时“边城”形象：如在《序雨》中，“我”或独自在安静的校园观察花的生长姿态、欣赏昆明之雨的飘忽舒卷，或在雨中骑马奔过“一条积水大道到市郊湖畔去看水面漂浮的白色<P：＼南方文坛＼2025年＼2025-3＼图片＼频.tif>花”，顿感生命的“陶醉”和“庄严”13。又如《卦摊》中的“我”喜欢在“云大”附近闲逛，倾听“下雨时水流的声音”和“尤加利树沙沙的响”，看“逶迤的墙，夜行的星”14，于冬季结伴观赏昆明的麻叶绣球和迎春花，沉浸于一种脱俗的诗性生活。此外，《前天》《老鲁》《艺术家》中的“我”都是城市的漫游者，在欣赏昆明的“青天，白云，一只鸟”15、“远山近草、行人车马”16、“树林，小河，蔷薇色的云朵，路上行人轻捷的脚步”17等城郊风光的过程中怡然自得，抵达超功利的潇洒境界。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昆明是由蓝天白云、草木繁花、阳光雨露等美丽意象排布的城市空间，它绝无庸俗世相的沾惹，使置身其中的主人公实现精神的独立高洁。进而，战时昆明也由一座为其他小说家反复描绘的藏污纳垢、泥沙俱下的大后方城市“净化”为一座闪烁着独立之光的“边城”。

在汪曾祺记忆中，1940年代的昆明并非“和谐安宁”。日军轰炸昆明后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18。其昆明生活也因战事影响而“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19。然而，比起巴金、李广田、沈从文等作家在小说中书写在战争阴霾下，昆明城中人惊慌失措、流离失所、艰辛谋生的生存苦难20，汪曾祺抽离抗战现实，淡化战争危机，选择书写昆明“战时如平时”的从容日常生活场景，把握独特的“城市心灵”：比如《三叶虫与剑兰花》中的主人公独白21；在《落魄》中，就算战事使人们“形状褴褛”，但这反而刺激一些知识分子“甚么都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样子”，他们照常生活学习，“一年中难得有几个人哭，也绝不会有人自杀”，以此作为与现实“沉默而坚持”的“一种斗争”22。在《卦摊》中，昆明城中的卦摊摊主“像一切乡土的东西一样”，抗战14年“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夜市中亮起纸灯，让热心、安定、快乐的光照满方寸之地，他们“脑筋灵活，身体不疲倦，心地平和，不为甚么焦虑煎急，不为绝望所苦”23。这些小说中的昆明平静安宁、秩序井然，鲜少战争阴霾的摧折干扰，置身其间的主人公也视战时如平时、视困苦为好玩、视颠沛流寓为生命特别的机遇，显出“皮实”的生存意志。通过汪曾祺的想象，战时昆明也由一座为其他小说家反复描绘的危机四伏、哀鸿遍地的大后方城市“诗化”为一座生命尊严屹立不倒的战时“边城”。

（二）对照港、沪的繁华都市体验，突出书写城市的自然与精神生态，构筑昆明宜居和谐的生态“异托邦”形象

在抗战时代，昆明因温和的气候、四季不败的花卉、湖山环绕等优越自然风光被称为“城市山林”24。在昆明时期，汪曾祺在《匹夫》《葡萄上的轻粉》《序雨》等小说中映现过昆明的自然风景，不过，此时的自然风景只是作为叙事“背景”或主人公“抒情”的载体。汪曾祺直到离开昆明、途经香港、进入上海，体验了香港被挤占的天空与“浑浊的海水”25，上海“连天连地是一个阴暗”的坏天气与“呜呜拉拉”26的噪声污染，才在城市反差中发现昆明自然景观的生态价值，并在小说中对其突出书写，构筑昆明的生态“异托邦”形象。在《绿猫》中，昆明是一座对照上海的嘈杂昏暗景观、彰显“现代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浪漫城市。小说开篇描写上海飞奔的汽车震耳欲聋，淡漠的天空雨水令人沮丧，这些“不理想”的生存景观作为反衬，引出下文“理想”昆明的登场：

昆明是个颇合乎理想地方。一方面许多高大洋楼连二接三的生长出来，真是如同雨后春笋。一方面有戴乌绒帽勒，饰以银红丝球缨络，青布衣上挑出葱绿花纹的苗女，从山里下来，青竹篮里衬着带露羊齿叶片，用工房中唱情歌嗓子在旧宅第下马前长喝一声“卖杨梅——”27

小说中的昆明实现了“现代化”与“自然”的兼容并蓄，城中人既可感受人造景观“高大洋楼”，亦能感染苗女身上代表自然的山中语言、杨梅和叶片；还能于蓝天白云、花香满溢的城市风光中闲静下来，悉心体味生活的意义。在《卦摊》中，昆明呈现出“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有机相连、立体交织的城市生态图景，以区别香港、上海等大都市“人工景观”压倒“自然风景”的城市布局：算卦的老先生“走在林荫路上，他的脸对着风景”，看翠湖“郁塞的，披纷的水草”点亮他“过饱的欲望，忧愁”，卦铺的玻璃隔扇充满“太阳”和“菊花”，夜晚闹市的长街为闪亮的星空与“发光的云”28所映照。在此城市空间之中，自然未淹没于水泥钢筋，也非人文景观的点缀，而恰作为城市心灵的支点，成为其独一无二的存在依据。在《三叶虫与剑兰花》中，自然在昆明的城市生态中被放置到与人同等重要的位置，区别于繁华都市闷沉的天气、缺席的绿意：“和蔼殷勤、不尖不酸”的风、映照人们“辛酸喜悦回忆”的明蓝天空使“我”欢喜，院中的美人蕉、牛目菊、竹子与路上的草“滋蔓起来，闲静之中充满生机，这在我看起来就是一份别意”29。活泼明媚的自然景观成为城与人的情感纽带，给予“我们”如家的归属感。在港、沪都市经验的比照下，汪曾祺对昆明自然风景的回忆被“照亮”和“选择”，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昆明以其得天独厚的城市自然生态彰显出有别于中国繁华大都市的“异质”魅力。

进入上海后，汪曾祺对照繁华都市人的精神面貌，突出书写昆明和睦温馨的精神生态。香港、上海体验也使汪曾祺关注到城市人精神生态的问题，体悟到高度现代化发展给城市带来生态学意义上的“精神污染”：香港的城市生态令他“忧郁”30，上海的城市生态令他“焦躁不安”31，在繁华都市人的精神面貌对照下，昆明时期那些充满和谐温馨的人文氛围便在汪曾祺心头浮泛。因而，汪曾祺进入上海后的小说创作，或显或隐地以繁华都市人的精神危机作参照，书写昆明精神生态的理想，构筑昆明的生态“异托邦”形象：在《牙疼》中，昆明城中人异质于上海人的世故疏离，展现出热情真挚的人际交往方式：

那个时候，我在昆明。昆明有个三一圣堂，三一圣堂有个修女，为人看牙。都说她治得很好，不敲钉锤，人还满可爱的；联大同学去，她喜欢跟你聊，聊得很有意思……那位修道女回了国……不单是我，S也是，一阵子惆怅……她一直想去看看她，有一个小纪念礼物想在她临走之前送她带去的。32

在上海的“我”活得孤僻矜持，而在昆明的“我”却在与城中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生活的意趣。昆明人与人之间充满生趣与温爱的交往形态，是“我”摆脱精神生态失衡的理想出路。在《绿猫》中，昆明异质于上海的快节奏生活，呈现出安闲舒适的生活氛围。在上海的“我”为汽车与无线电的噪声包围，陷入了“毫无灵感、蠢溷麻木”的精神困境；而在昆明时的“我”却快然自足，在兰花、绿叶、蓝天、轻快的风、念经侍佛的姑娘、慵懒的暹罗猫等营造的安闲静谧的城市氛围中感到“此乐至不可忘”33。可见昆明的安闲生活氛围对“我”精神生态稳定的维护有重要意义。更如在《职业》中，昆明的市井叫卖文化不同于香港、上海的“无情”与“油滑”34，呈现出抒情诗般的格调：不同昆明小贩叫卖着椒盐饼子西洋糕，声音充满情感且富有谐趣，孩子们“为之感动，极爱效学”35。他们代表一种市井“慢文化”，成为这一城市超克了唯实唯利的庸俗价值观、彰显人文温度的所在。在港、沪都市经验的比照下，有关昆明精神生态的回忆为汪曾祺分外青睐，昆明也以温馨和睦的城市精神生态彰显出别于繁华大都市的“异质”魅力。

二、何以想象：汪曾祺1940年代

小说中昆明想象的精神诉求

汪曾祺在小说中想象昆明，是对一座历史城市进行“有选择”的诗性构筑，而从根本上决定小说家想象城市的方式及其书写形态的，则是汪曾祺始终秉持的“以人为本”的现代“人学”诉求：汪曾祺多次称自己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人的价值、诗意与美36，表达“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37。他更直言“小说是写人的”，无论写景、写物还是写风俗，都应“此中有人”38，其昆明想象，更是不在话下。那么，汪曾祺小说中的昆明想象，具体折射出小说家怎样的“人学”诉求呢？

（一）通过对昆明“战时‘边城’”的想象，传达汪曾祺对独立自强的人性美之追求

1944年，寓居昆明的汪曾祺在给友人朱奎元的信中表示，自己小说写作的对象是在“整个说起来并不美丽的事情当中寻找一点美丽”，以之“鼓励人，鼓励我自己”，而这种美丽“一半出于智慧，一半赖乎残余的野性”39。很显然，汪曾祺试图捕捉并书写的“美丽”是指性格、精神层面上的“人性美”。这种美首先是汪曾祺从联大学生身上普遍发现的“独立人格之美”：在汪曾祺回忆里，联大学生“自许清高，鄙视庸俗”40，他们平平静静地求学问道、潇潇洒洒地面对生活，就算不衫不履亦不坠青云之志，秉持“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41。这种美还来自汪曾祺从城中人面临战争灾难时发现的“自强精神之美”：面对日军轰炸的生存威胁，他们表现出“不在乎”“永远征不服”42的淡定模样；身处浑浊乱世里，他们彰显出“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43的顽强意志。

因而，秉持“寻找一点美丽”的诗学诉求，出于对独立自强之人性美的发现、珍视与推崇，汪曾祺在1940年代的小说中对昆明展开“有选择的想象”，自觉过滤了战时昆明“不美丽”的庸俗世相与战火硝烟，取而代之的，是用单纯、抒情的笔调来构筑战时昆明的城与人，实现了对昆明这一城市“美丽”形象的维护，也完成了对城中人“美丽”人格的重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小说的昆明世界不见现实中偷天换日、扭转乾坤、干着投机取巧勾当的冒险家，隐匿了流连于娱乐场所、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先生太太和小姐44，唯见遗世独立的抒情主人公或只身赏花淋雨、寄情山水（《序雨》），或在小巷茶馆中读书写字、品味世事（《膝行的人》），或于街上随意溜达，流露出悠徐闲散的风度（《落魄》），从中抵达他们各自独立的精神境界。他们“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45，从中锤炼出自强的人格意志，守护住了生命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