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

王国维自沉事件发生在1927年6月2日。6月1日是国学研究院的毕业叙别会，叙别会上，梁启超发表了“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的致辞。王国维参加了在清华工字厅举办的叙别会，并与毕业班同学老师一同午餐，雍容淡雅之态无异于平常。饭后去陈寅恪家，然后回到清华园西园自己家。在家接待了几拨来访的研究院学生。晚阅学生试卷毕。6月2日早餐后到研究院，交代学生毕业试卷，谈下学期招生事宜后，借研究院秘书5元纸币，前往颐和园。11点左右，在鱼藻轩投水身亡。检查遗物，有留与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是简单的家事交代。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以自沉的方式结束生命，时间在端午前，地点在颐和园鱼藻轩，遗书中有“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的字样。其自沉的原因便成为全社会议论纷纭的话题。

陈寅恪参与了6月3日下午在颐和园的入殓与告别活动。据姜亮夫回忆：“我们二十几位同学行三鞠躬礼，但陈寅恪先生来后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我们当时深感情义深浅在一举一动中可见。”①陈寅恪小王国维13岁。在清华短短不足一年的共事中，因为同住学校，议事论学，交流来往最多，陈寅恪对王国维，尊敬有加，且以“后学”谦处。王国维遗书中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对陈寅恪、吴宓的信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②其中的十七年，是指辛亥革命以来岁月；五千卷，是指委托陈、吴代为处理的书籍。在大清的残山剩水中，以累臣身份自沉。陈寅恪最早写成的挽联中，殉清的判断，是十分清晰无误的。

稍后，陈寅恪有《挽王静安先生》七律诗的写作：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③

七律挽诗中遂有“殉清”与“殉文化”两个判断，并行交错。陈寅恪在“越甲未应公独耻”句下有注，谓1924年10月甲子岁冯兵逼宫，溥仪迁出故宫的“皇室奇变”中，王国维与柯劭忞、罗振玉约同死而未果。1927年冯部再次兵至燕郊，即是王国维遗言中“义无再辱”所指，遂践旧约，以自沉赴死。挽诗中的“文化神州丧一身”，指向殉文化；“赢得大清干净水”，指向“殉清”。

挽联与七律挽诗后，陈寅恪意犹未尽，再以长庆体仿王国维《颐和园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最早发表在1927年10月的《国学月报》。1928年7月，正式发表于《学衡》64期。1953年秋蒋天枢到广州，陈寅恪与其谈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本事，蒋天枢归后，记所闻，笺注于诗句之下，便成为《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加蒋天枢笺注的通行文本。读蒋天枢笺注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挽词”部分指向“殉清”，“序”部分指向“殉文化”。

王国维的《颐和园词》1912年3月写于日本。其在《致铃木虎雄》自言“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④。长诗从咸丰丧礼慈禧操权始，至辛亥国变、结束帝制止，围绕慈禧与颐和园，叙写爱新觉罗氏如何走向末路。全诗91韵，王国维以历史审判者的眼光，叙述慈禧近50年间如何由两宫“临朝”走向一人“称制”的权力巅峰。慈禧听政的同治、光绪年间，操弄权柄。尤其是光绪年间，用海军经费修建以万寿山为中心的颐和园，之后有甲午战败、变法流产、庚子西狩，使大清帝国走向日暮途穷之地。在光绪病入膏肓之际，慈禧又选宣统溥仪作皇帝，演出三岁登基的闹剧。三年后而有辛亥国变，溥仪成为亡国之君。王国维的《颐和园词》重在以吟咏颐和园为题，叙写晚清政局与慈禧专权，寄寓历史兴亡之感。诗中表现出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遗民情结的汉族知识分子特有的价值观：将清王朝的覆灭归咎于慈禧的弄权主政，对光绪的不能自立报以同情，将袁世凯视为窃国大盗。王国维《颐和园词》因此而成为共和初行年代长歌当哭的名篇。

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有意仿王国维《颐和园词》，以长篇律体记录王国维一生的作为与著述。《王观堂先生挽词》56韵，其叙事节奏可分以下章节：第一节分述清朝十代传承，因不见中兴，王国维遂有《颐和园词》之作，寄托兴亡之感；第二节忆及张之洞主持学部时期，秉持中体西用主张。王国维任职学部，因词成功，转研戏曲。第三节写王国维辛亥国变后到日本，《宋元戏曲考》等著述的刊行，与罗振玉一起考释殷书。五年后返回上海，有两考一论问世，开创以地下文物证地上文物的学术新路。第四节写1923年7月起，入值逊帝溥仪南书房，并经历1924年10月冯玉祥导演的赶溥仪出宫的甲子之变。第五节写王国维受聘清华，学院传业。第六节写自沉之恸：“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⑤清史留忠迹，仍是一种殉清的判断。

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选择共和制度的国家。溥仪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逊帝时，还是孩童。逊帝与共和的共同存在，对中国政治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言，都是新鲜的事情。推翻帝制后无君无父情感的释放或失落，和国家政治秩序经济治理的杂乱无序，同时摆在中国人面前。让民主平等的观念走入每个国民的心中，使共和制度在军政的体系之上得以顺利运作，成为中华民国政权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在一个专制君主制实行上千年的国度，由于历史政治的惯性和国家治理的节奏经验，极容易从前无古人的民主共和轨道，滑向轻车熟路的专制君主制轨道。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都是逆共和潮流而动的行为。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虽然只存在12天，但因为有逊帝溥仪的参与，更是搅浑了民国政治斗争的泥潭。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数年后王国维也不幸身陷泥潭之中。

辛亥革命初起，王国维便随罗振玉到了日本，在帮助罗振玉校刊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的同时，自己的学术兴趣也转向古史、古文字学的考释研究。王国维的《丙辰日记》称在日本四年多的生活“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⑥王国维1916年回国后，在上海哈同花园编辑《学术丛编》，在孙怡让、罗振玉破解甲骨文字的基础上，向人名、地理、礼制等考史的方向努力，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两考一论”的问世。以殷墟卜辞考殷周古史，王国维走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步。

正在学术巅峰时期的王国维入值故宫南书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1922年，16岁的逊帝溥仪举行了大婚。无政可亲的逊帝，在陈宝琛一帮旧臣的安排下，会见遗民，追赠谥号，遴选硕学，以显示存在的忙碌，构成宫中日常。1923年，故宫南书房征召行走，在罗振玉斡旋、升允的荐保下，王国维以诸生出身与三位进士同时得选。王国维在当年的6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入值故宫，赏五品衔，著在紫禁城骑马。这是一种王国维从来不曾经历的生活。在南书房行走时期的王国维，有了很多观念上的变化，如对西学的拒绝、对“复辟”的关注、对“皇上”的维护。王国维入值南书房的噩梦，因甲子之变得以终止。1924年10月23日，皈依孙中山南方革命阵营的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首先幽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其次把复辟风波不断的逊帝溥仪赶出故宫，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史称北京政变或甲子之变。溥仪离开故宫逃至天津张园后，清华不失时机地请王国维出任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才体面地走出机械太多、恶浊不堪的南书房行走的任职。1924甲子年所遭遇的困辱让人难忘，因此1927年6月，当冯玉祥的部队以北伐的名义临近北京，尚留着清朝辫子的王国维顿感大难来临，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判断，做出“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选择。

造成1927年五十初度的王国维情绪低落的原因还有家事。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在上海海关任职的王潜明，因伤寒病去世。潜明夫人为罗振玉的三女儿孝纯。处理完后事之后，王国维欲将抚恤金寄媳，而罗家拒收。信件来往之间，情绪激化。罗振玉来信，甚至有“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⑦一类的激愤之语。失子与失和之痛，也应是王国维自沉的重要诱因。

王国维自沉后，罗振玉接下来的“神操作”加深了全社会王国维殉清的印象。王国维的死讯6月4日报与天津罗振玉，罗振玉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借王国维的口气写一份《遗折》递呈溥仪，溥仪下“诏”加封“忠悫”谥号，赏银2000两治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梁启超去政府外交部替王国维申请抚恤金，予以驳回。校方按常规发两个月薪金800元。王国维的死，与冯玉祥部逐溥仪出宫一样，成为“我们”与“他们”不同立场、不同情感、不同评价的事件。追悼会于6月14日在全浙会馆进行，挽联及诗文有罗氏天津贻安堂汇刊为《王忠悫公哀挽录》。安葬于8月14日在清华园东七间房墓地进行，墓碑上刻了“王忠悫公”的“谥号”。不久，罗振玉着手编印《王忠悫公遗书》。罗振玉主导下的王国维丧事的办理过程，把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与已经灭亡的清王朝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对已经走出南书房、走入学术界的王国维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让人痛心的。

让王国维走出逊帝旧臣、忠悫谥号的阴影，还原一个孤苦无援，背负沉重，情感多端，游走于晚清与民国之间，对中国现代学术有多重贡献大师的真面，对清华大学、对学术界及全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王国维的葬礼在暑期进行，很多同学未能参加。9月20日，梁启超带领研究院全体同学到墓前祭奠，并发表演讲。梁启超的墓前演讲，从对王国维遗言的解读、王国维性格的多面与内在冲突，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三个方面，解读并重塑不仅属于中国，还应属于世界的学者王国维。

其一，关于自杀，梁启超认为：

自杀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终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要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杀身成仁是孔子以来儒家广为赞颂的士人精神。故中国看待自杀与外国、与基督教徒看待自杀的价值观有别。王国维的死，体现了儒家杀身以成仁的人生境界，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生命意志，有中国士人道德文化精神的浸润。

其二，关于王国维自杀，梁启超认为：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头脑冷静、脾气平和、情感浓厚，其所产生的困顿扭结，无以排除，而有王国维的自杀。

其三，关于王国维学术贡献，梁启超认为他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眛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⑧

梁启超长王国维四岁，同为中国晚清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引领者。二人在清华共事，极大提高国学研究院的声誉。梁好动，王主静。陈寅恪初到清华园，以“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⑨的联语赠研究院同学，让大家引以为自豪。王国维自沉后，梁启超亲到外交部为王争取抚恤金，率学生墓前追悼，都体现出对王国维的尊敬。梁启超的墓前演讲，注意从现代社会、现代学者的高度，引导舆论与社会如何看待志士仁人的自杀行为，王国维个人的矛盾性格和困顿处境，王国维学术的高度及成功所在。梁启超的演讲，没有一字提到王国维殉清，一扫罗振玉经手王国维丧事所沾溉的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