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日常化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中的巴金在重庆和成都用毛笔给住在昆明的沈从文写了几封信，历经岁月摧残，我们还能看到其中的三封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巴金在名篇《怀念从文》里曾引用过其中一封中的一段话：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我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情形里写下这一段话。但这的确是真话。①

“作家的书信或日记，本意并非在于发表，因而总是直抒胸臆，也就更真切地反映了作家的生活和思想，成为研究作家最直接、最切实可靠的资料。”②本文从这三封书信出发，展开对巴金追求理想的认识之旅。

本文以巴金的三封书信为切入点，梳理巴金在不同阶段对理想的思索与坚持，进而展开一场深入认识巴金追求理想的心灵之旅，感受他真挚而热烈的精神世界。值得说明的是，巴金一生信仰真诚，几乎没有所谓的“里子”和“面子”，书信按说是一个作家的“里子”，巴金的“里子”却可以外穿。他愿意袒露自己的心灵，愿意让读者看到它、了解它。这三封信正是这种特征的鲜明体现。

一、写满友谊的信札

三封书信原稿均有日期无年份，巴金研究界对其年份已有定论。

1.信一（见图一）：1942年4月16日，重庆发往昆明。

（1）告知沈从文自己的行踪：桂林—重庆—成都。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和香港的文化人在撤退中先后来到桂林。巴金在桂林筹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直到1942年3月离开桂林，于3月28日到达重庆。重庆当时是大后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重庆一直待到5月1日，巴金才出发回成都医牙，并筹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办事处。这封信就是写于巴金在重庆停留期间。

（2）诉说自己对沈从文的思念。写信的前一年（1941年）住在重庆的巴金曾于暑假期间赴昆明探望萧珊，坐火车到呈贡看望沈从文夫妇。在《怀念从文》中巴金曾回忆过这次相见：

一九四一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师节，教书老师普遍受到轻视，连大学教授也难使一家人温饱，我曾经说过两句话：“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书常常给人带来不幸。”这就是那个社会的特点。他的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饮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③

在这封信中，巴金说：“我很想到昆明走一趟，只为了看看你们，和你们在一起过两天畅快日子。”

（3）向沈从文报告自己别后的工作成果。一是为王鲁彦编的《文艺杂志》写了一篇中篇小说《还魂草》，一是为文生书店的业务操劳。

（4）抒发对人生的感喟和热望。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己虽然抛却现实造梦，但现在已经不再用梦来束缚自己了。二是表达自己对友谊的忠诚：“我没有别的想望，只愿所有亲密的朋友都过得很好。”

（5）尽自己编辑的职责向朋友催稿：“我极希望你能把生活好好安排后写几个长篇出来。”

（6）诉说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文学的功能是令人感受温暖光明，并能团结人群、令人头脑清醒。没有理性和智慧无法成为作家。

（7）对沈从文的评价：极聪明、不是不明白、有大才能。

（8）交代稿费事宜。巴金付给沈从文、张兆和、卞之琳、孙毓棠稿费共338.80元，请沈从文转交。

整封信中，落实稿费支付交办事宜并汇报自身情况为显在内容；抒发对友人的思念、表达内心的期望，交流人生感悟与文学见解则属内在情感的传递，二者虚实相生、交融无间，使得全信洋溢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

2.信二（见图二）：1942年6月4日，成都发往昆明。

（1）告知沈从文自己的行踪：重庆—成都—重庆—桂林。1942年5月1日巴金离开重庆回到故乡成都医牙，住在嫂子家里。两个月后于7月返回重庆。10月巴金由重庆去桂林，在桂林住了约一年半，翻译完成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直到1944年5月决定跟萧珊旅行结婚。打算婚后仍回桂林。此信写于成都医牙期间。信纸上印刷有“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办事处”的字样。

（2）描绘出行的困难。巴金喜欢到处旅行，但因为战时交通工具匮乏，外加自己杂务缠身，牵绊了脚步。

（3）确认自己在友谊中的分工角色，即“只望你们都过得好，在平静的快乐中打发日子，多写点好文章出来”。自己的角色是“有什么事叫我办当尽力办”。具体为：“我很高兴为几个熟朋友印书，也希望因此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

（4）说明近期自己知道的沈从文夫妇书籍出版情况。主要有开明书店徐调孚负责的稿件、《湖畔》（张兆和小说）、《昆明冬景》、《长河》。

（5）申明自己对战局的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

（6）谈论自己人生哲学的主张：埋头做事，不必管别人讲什么。

整封信汇报行踪、诉说交通困难的现状以及交代自己为沈从文当前阶段所有书稿的统筹协调工作是“实”；谈论对民族的信心和埋头做事精神的认同是“虚”。巴金在自己极困难的情况下甘心为朋友做嫁衣裳，埋头编辑、出版他们的书籍，这些行动正是他“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的人生信条的实践。

3.信三（见图三）：1944年12月14日，重庆发往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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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1）交代自己的行踪：桂林—贵阳—重庆。1944年5月初，巴金离开桂林，在贵阳与萧珊旅行结婚。7月上旬到达重庆，与萧珊同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内。因为日军侵犯令他无法返回桂林，只好在重庆定居。在重庆巴金完成了中篇小说《憩园》，第二年又根据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生活写出了中篇小说《第四病室》。此信即写于重庆定居期间，信笺顶端印有“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管理处用笺”字样，底端印刷：“地址：重庆民国路二十一号。”

（2）诉说自己看校样的苦恼。巴金向老朋友吐槽一位熟朋友译稿写出了“字典”的水平，令他这位责编大为头疼。当时曾与巴金一起在出版社共事的田一文回忆说：“对别人的译稿，他也在审阅、校对过程中反复推敲，力求完善。只要读起来感觉句子不顺或者一个词有问题，就花很大力气，查阅几种外文版本和字典，审慎地推敲修改，一丝不苟……巴金完成的编辑总字数至少在千万言以上。他像喷泉似地喷出自己的心血。”④

（3）赞美沈从文以鼓励自己。巴金提及沈从文热心、帮助人的特质，激励自己在“一般人把自己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环境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4）平静叙述战火中自己的经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被烧光。面对巨大的损失，巴金只是说“我这半年生活过得不很安定，不过也没有吃苦”。“这次桂林损失，元气大伤，需要大家苦干，至少干半年，才可以度过难关。”他和萧珊两个人挤在出版社楼梯下不足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对沈从文只是说“这几个月我都住在书店”。在第二页的信格外，巴金写下自己的看法：“上月底本月初这里人恐慌得很，现在人心安定多了。我们同胞神经过敏，常常自寻烦恼，所以谣言特别多。”

（5）给自己造一个小小的“梦”。这个梦就是到昆明去“同你们住一个时候”，“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走这一趟”。

（6）说明在战争中损毁的书稿情况。开明书店负责的沈从文的稿件被烧，巴金自己的《火》的第三部也没有了。巴金提出补救措施，即帮助沈从文把最初发表这些稿件的期刊找全，以此弥补书稿整体被毁带来的缺憾。

（7）汇报自己近期的创作。《憩园》已出版，着手创作《寒夜》，但“刚开了头，又被别的事打岔了，说不定会写不成”。

（8）催稿和给稿费。希望沈从文将手里的《长河》创作完，“我们希望你不要放下你那管笔”。告诉沈从文他推荐出版的两部稿子现在暂时无法印刷，明年或许有希望。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被毁，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巴金做的却是先给朋友支版税：“文化社桂林办事处结束，你们有点版税现在寄上，请收下。”

整封信交代自己近期的生活、工作、创作状况以及交办稿费是“实”；申诉自己的痛苦、想往，赞颂朋友的美德是“虚”。描绘社会的苦难图画，探讨人生意义的课题，巴金的信和他文学创作的主题是同构的。

二、开放与动态的道德

细察这三封情意浓浓的信札，两个关键词跃然而出：一是友情，一是文学。这也是巴金一生的两个关键词。对这两个重要词汇我们该如何认识呢？

1.友情“工具”。

巴金一向强调自己是“靠友情生活”。在《朋友》中，巴金写道：

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活到现在。⑤

巴金一生的友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和献身革命的青年们的友谊，在《电》和《火》的前两部中有很多对这种友情的描写。“他们既然在家庭中找不到安慰和寄托，于是很容易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公布给同志们。他们的热情，把每个人的心温暖了。他们有同一的信仰，深厚的友谊，他们生活在快乐的空气中，甘心为大家服务。”⑥为救朋友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巴金和他们是一类人。

巴金和沈从文的友谊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同为作家的他们在创作上的追求也不相同，保持着互补型的友谊。在这份友情中巴金愿意做出自己的奉献。他利用自己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尽可能付给沈从文版税，关心他的一切正在创作的作品的去向，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沈挽回烧掉书稿的损失。抗战中沈从文在昆明引起左翼的批评和议论，1943年郭沫若在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激烈批判了沈从文的“文学应远离政治”的观点，他说：“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⑦巴金如此形容沈从文被“围攻”的情形：“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⑧在这样的境况下，巴金没有说什么，而是用朋友间实际的关心和畅谈表达自己的态度，这也是巴金为人做事的风格。

人因为很多原因去结交朋友，对巴金来说，友情是滋养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工具”。巴金创作的特色在于感情的充沛，他对世界的处理方式是情感式的，他从不将情感藏匿在冷峭的机锋和理想的穿透之中，而是营造充满着个人体验的情绪氛围。他深情诉说着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命体验，这体验定要不断靠强烈情感来滋养。除巴金自己的性格特质外，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交往从而激荡起情感的波澜也是他重要的情感必需品。他要从朋友身上汲取自己不具备的特质，这种特质被他赋予人格精神养成上的功用。透过自己心灵的滤镜，巴金从朋友身上看到自己向往的东西：纯洁的心灵的光、埋头做事不浪费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向着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热心帮助朋友、做畏友等等。可以说他用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着理想的朋友形象。

2.文学“工具”。

如果说友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巴金文学创作的“工具”，那么文学对于巴金也可以说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全部，这一点跟鲁迅很相似。

巴金从来不曾把寻求形式和技巧等艺术方面的完美作为自己的目标，他明确表示：“因为我不能够做别的有用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别的武器，我才拿起笔用它做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⑨在给沈从文的敞开心扉的信中（1942年4月6日），巴金也同样表达了自己从未将文学创作作为最大的追求。巴金将文学称作自己的一个梦，他承认自己也是“抛了现实为自己造梦”，但与那些“用梦来束缚自己”的人相比较，在朋友眼中他更像是“用梦来安慰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则断定“我都不曾用梦来束缚自己”。两个月后，巴金在写给杨苡的信中也说：“我赞成人制造梦，可以用梦来安慰自己，却不要用梦来欺骗自己。”⑩虽然“有梦的人是幸福的”，但巴金已经决计离开这种幸福，起身出发去寻一个失去的“能飞的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