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史诗”与70后的历史突围

70后作家魏微，一直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立场。大多数70后作家都受过先锋文学影响，魏微则一方面有着较强的代际印记；另一方面，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面向。有的批评家将她放在“底层写作”群体归类考量。长篇小说《烟霞里》是魏微精心打磨多年的作品，也集中反映了她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当代社会的独特理解。“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烟霞里》是70后一代人的回忆之书，也是写给“凡人”的，文学化的编年史。它记录了70后成长痕迹，铭刻了70后眼中的历史，更是对宏大叙事历史下芸芸众生投去的深情一瞥。

一

魏微成名很早，名作《大老郑的女人》等小说，以含蓄的女性意识、宽容的底层关怀而著称。她的早期作品，既有对于底层生活残酷性的清醒认知，又有温厚动人的、对于底层人生尊严的理解。汪政认为，魏微的小说《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是较早探讨底层问题的70后作家的作品①。孟繁华指出，魏微的底层日常写作，“艰难但温暖”，“低微但有尊严”②。魏微尤其关注“无所依傍”的底层女性，如《大老郑的女人》中为生活所迫的“半良半娼”女性。有的批评家认为，她笔下的底层女性，既在城市中感受着贫困，又不被自己的故乡所接受。但魏微有勇气面对贫苦的出身，这与拜金的时代“唱了个反调”③。也许，魏微的出现，本身就是对21世纪初文坛的一种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很多女性写作在个人主义先锋试验与欲望化狂欢之间高频振荡，也形成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文本，而魏微一开始就关注底层，关注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这让她与主流文坛拉开一定距离，也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定力。可以说，魏微很早就展示了70后写作的现实主义倾向性。

然而，仅是“底层写作”的概念，并不能涵盖魏微的全部创作。魏微从底层意识出发，继而形成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整体观，以及顺应而成的魏微式“现实主义”艺术观。这就集中体现在这部十年磨一剑而成的长篇《烟霞里》。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文学思潮，又是文学价值观。它对于现实主义的坚守，如同它对于社会主义伦理形成的道德观念的阐释，都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主旋律写作、反腐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都在多元化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承，但随着底层写作、非虚构写作等潮流兴起，现实主义路径被拓宽了，手法更多样化了，内涵也变得丰富，对于中国纷繁复杂的语境，现实主义依然有着巨大言说合法性。新闻、纪实、游记等文体对小说文体的渗透，加之多样化表达形式，也使得现实主义变得更复杂。究其根本，人们认为复杂的现实，必须以直截了当的故事和稳定表征的语言进行有效阐释。但人们并不认为，单一道德观与单一现实主义观能容纳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实的巨大变化。因此，杂糅现代主义的寓言性写作之后，作家阎连科曾提出“神实主义”创作观。很多70后作家则在新世纪的文学探索中回归现实主义，比如，70后作家石一枫。

对于《烟霞里》来说，外表有一定先锋性，采取“伪志书”式结构。对于这类长篇小说艺术倾向，批评家徐刚认为，这是一种“僭越”式文本：“这种‘繁复’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于不可能的文类的僭越。具体来看，除了对既往文学中常见的日记和书信的挪用，这里被僭越的文类可能还包括与文学距离遥远的年谱与纲鉴、方志和族谱、卷宗与档案，以及词典与说明书等等。这种文类僭越的背后，也暗示着文学向世界的眺望，小说对于模仿世界的宏大企图。”④《烟霞里》中，魏微根据编年史方式虚构了《田庄志》文本，用5个历史时期虚构田庄从出生到死亡的40年历史，进而勾连父族和母族的历史。这类伪志书手法，在当代作家之中也不罕见，比如，阎连科的《炸裂志》巧妙借用“县志”体裁，虚构超级都市发家史。《烟霞里》也有“元小说”意味，“小说家魏微”有意被放在统稿的次要地位，这种将隐含叙述人放置于历史旁观者的谦卑态度，与作者赋予人物以虚假叙述人地位的做法相映成趣。（作者分别赋予田庄4个好友——米丽、万里红、欧阳佳、陈丽雅以“撰稿人”地位。）这些叙述者策略，无疑也是一个隐喻，作家魏微与田庄一样，如同所有人一样，这是魏微的执念，众生平等，在生命面前，没有高贵与卑贱。这里有对宏大历史的警惕，也有不可遏制的生命热情。

“卷一：李庄与江城（1970年—1979年）”“卷二：清浦（1980年—1989年）”“卷三：江城（1990年—1994年）”“卷四：广州（1995年—2008年）”“卷五：广州、清浦与李庄（2009年—2011年）”不仅应对田庄生命的5个阶段，即童年、少女、青春、成熟、老去。这同时对应中国当代5个重要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期、改开深化、全球化、新时代。时间跨度又与空间跨度结合，进一步呈现个人史与当代史的互文状态。李庄、清浦、江城与广州形成乡村到城市的迁徙空间，也验证着中国百年历史基本流动模式。有批评者指出，魏微有意识打造着这样一个“都市、小城、乡村”三重“空间”小说资源。她的书写在这三个空间之间挪移转换，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构成逻辑的应合⑤。《烟霞里》在原有时空构建上又迈出一步，以70后个人体验，通过家族叙述，勾连起更广阔的中国史时空——当然，内在丰富性和冲突性也油然而生。

我们看到，每一卷中，魏微没有让米丽、万里红、欧阳佳、陈丽雅充当第一人称叙事者，而是依然保持较本色的现实主义特征，人物典型化，故事相对完整，虽然田庄个人史与父系与母系两大家族历史交织，但没有形成叙事结构多层多维化，而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穿插埋伏，补叙介绍的做派。第三人称叙事，有时是全知视角，有时又是人物视角出发的限制性视角，语言干净内敛，隐含作者声音时不时地发议论。比如，小说提到：“七十年代的伟大，或许还需要验证，这毕竟是第一天。但他们心潮澎湃是真的，年底，他们生出了小孩，新的世界正展现在他们的面前。”⑥这些虚构人物并未成为有叙述权利的言说者，形成众声喧哗的解构，言说的权利，依然在作者。作者魏微又与人物田庄之间形成了某种隐秘的伪自传体式联系，进而展现出70后的某种共同体验性。

这种外壳的先锋化与内里的现实主义的差异性，也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作家潜在艺术心理冲突，即个性化现实主义，也反映魏微面对宏大历史的某种游移矛盾的态度。有人认为，《烟霞里》表现出“系统化且内化”个人写作倾向：“一方面试图说明《烟霞里》之于‘一个人’及‘时代’的处理方式，因更多地与魏微对自身写作历程的回顾相连，而与魏微过去的表达相似却不同；一方面也试图指出在时至今日的个体化进程，也在那条1990年代中期‘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延长线上，已然走出了相当系统化且内化的个人。”⑦这部长篇小说，其个人化现实主义努力，根源不在主流意识形态伦理传统，而在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对平凡人生的执拗价值诉求。它有来自福楼拜式对世俗生活节制精准的刻画，也有某种对底层的拥抱与对“高贵者虚伪”的警惕。这里有启蒙激情，也有反启蒙宏大叙事的个人主义怀疑，这里有对普通人生的肯定，也有着对大历史的反思。《烟霞里》恰在先锋与现实主义、代际与普适性、个人与时代、大历史与微历史之间，形成某种有张力的混沌与冲突。

然而，编年史的雄心之中，依然透出某种不安的迷惘，以及对编年史历史的不信任。凡人生活的细节展示，是否构成另一种对无序、偶然和混乱的日常生活真实性的肯定？普通人的历史，能否在煌煌大历史之间找到一席之地？还是如同李庄那一片苍茫的、倏然而逝的白雾，最终被权力意志淹没在线性刻板讲述中？正如安敏成对现实主义的描述：“作为一种非神秘化因素（agent of demystification），文本中的‘真实’实际具有强大的形式功能。……非神秘的力量有条不紊地抗拒着对虚构世界的沉迷，它的闯入揭示了无序、偶然和混乱……它们挫败了想象力对世界的凌驾，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非神秘力量的根本所在。”⑧魏微的那种潜在的悲观和矛盾，也许正代表那些看似明晰的，“凡人史诗”语义之下另一种“不可言说”的混沌真实，这也预示着现实主义在处理中国复杂语境的天生魅力。

二

如果说，这几代中国作家身上，代际特征最不明显的，应该是70后。它表现出更多“过渡状态”和“含混气质”。70后作家身上，有启蒙的批判，有先锋的影子，有欲望的加持，也有来自村上春树、塞林格的“残酷青春”影响，有的作家将先锋性延续到中年。由于作家气质不同，也有相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代际差异性一起构成某种双向建构的差异互补。魏微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她始终坚持面向现实的写作，并以宽容悲悯的意识、朴素的平等观，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和价值观。魏微的代际意识较明显，也较自觉，但一开始她与主流70后定义保持距离。“70后”定义，最初伴随“美女作家”“欲望写作”“残酷青春”等符号登上文坛，时间几乎与“80后”命名差不多。魏微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一篇《关于70年代》。她愤愤地写道：“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更多的‘70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像所有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安静地生活，无知无觉地成长……现在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都知道是一样的……我不相信有‘大不同’的年代，哪怕它是乱世。”⑨

魏微表现出对于先锋化“70后命名”的质疑。她更关注时代日常生活，以日常诗学来处理代际体验。无论成长，还是欲望，她都将之放置在普通人生命体验维度考察，祛除“自我神话”的文字魅惑，追求返璞归真的生命真相。由此，她也表达出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底色，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赞歌与美女传奇，而是长时间段的，缓慢流动的日常生活。魏微写出大部分70后一代人的人生体验，虽然他们的父辈有各种悲欢离合的时代故事，虽然他们经历了国企改革、中国入世、房价狂飙等大事件，但世界从革命年代回到日常生活。哪怕颓废青年的残酷青春故事，也透着浓浓世俗意味。所不同的是，魏微尊重世俗生活的每一个凡夫俗子。他们的情感和故事才是时代主角，才是文学主角：“魏微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美学的、抒情的加冕，使之焕发出了诗意和挚爱的光彩。……这种张扬生活细节的方法突显着创作者强大的主体性及其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这种逻辑可以用来理解魏微。在她那里，吃饭、穿衣、发呆、闲聊、织毛衣、纳鞋底都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⑩表面上看，作家借用编年史模式，用历史概念形成对文学文本的挑战。魏微毫不顾忌地运用叙述者全知视角阐释权，光明正大地对田庄和其亲属的人生进行点评。我们的生活，就是那些“似水流年”，而这些琐细的事件，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与时代的呼应：时代浸入我们的生命体验，不知不觉改变着我们的命运，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浸润入时代，悄悄改变着时代。这种改变也许不再是大江大河式、理想主义的英雄史诗，而更接近于平凡。而平凡人生的情感、尊严和价值诉求，被赋予了抵抗时间侵蚀的感人力量。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对世俗生活和凡人生命意义的肯定开始于汪曾祺式的文学审美“诗学肯定”，那么，魏微则站在代际体验视角上，赋予凡夫俗子以哲学与历史意义的尊严和力量：“时代光照亮了每一个人，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时代的光不仅照亮了舞台，也照亮了观众席，也映射到了场外，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潮涌动，人人都是主角。”11由此，魏微也试图探究个人与时代的隐秘联系。凡夫俗子不再是柴米油盐的凡人，甚至不再简单是“一个人”，而是由此形成的时代与个体交相辉映的生命体验。魏微在首页写下：“平凡或荣光，贫贱或富贵，苟且或挣扎，虽是个人际遇，也是人生选择，更是社会生活，时代变迁乃至千百年的文化落在我们身上的价值折射。”12《烟霞里》的凡人不是新历史主义欲望人、恶人和存在主义的庸人，也不是后现代“最后的人”，而是包含着平等、民主意识的“普通中国人”。“为普通人立传”意图，也有思想史背景。西方史学界年鉴派的发展，产生过诸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著，非常推崇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对宏大历史的消解作用。史学家葛兆光也认为：“如果不是想把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光荣系谱，如果不是要按照某种预先设定的标准想象一个进化的路线，那么，它应当对所有思想的时间作平等的扫描，也要重新估量这些思想的意义。其实，有时候那些平庸得让人一眼就忘掉的思想，可能背后恰恰有相当深刻的内容。”13在21世纪长篇小说领域，将这种思想史背景加以恰当精妙的文学阐释，《烟霞里》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