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形象看范迁《十面埋伏》的“纯粹理性批判”

一、“纯粹理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即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康德的观点是，纯粹理性教导人们人类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批判”即对此现象加以考察、考量（而非单纯字面意义上的批判）。在他所处的年代，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他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两者观点，自称发动了一场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革命。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知识固然以经验为基础，但需要借助理性转换。

自古希腊的《奥德赛》和古罗马时期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以家族史诗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到现当代作家巴金《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李锐的《旧址》、张炜的《家族》等家族小说，均以不同群像、不同形式考量经验理性对个体精神的拷问，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家族小说往往集中叙述家族成员千丝万缕的亲情和命运纠葛、悲欢离合、家族秘密，从而折射时代和历史进程中普罗大众的人生百态。2024年，随着范迁长篇小说《十面埋伏》①的问世，中国家族小说谱系喜添重要新成员。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范迁的这部新作，叙写了霍家三代人从民国北洋军政府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生存际遇，是范迁的首部家族小说。比温州作家东君的长篇家族小说《树巢》②多写了一代人，后者概言之，叙写的就是“一个地主和他的儿子们”（即两代人）。《十面埋伏》多写一代人，叙事时间便延展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第三章“人间忽晚”和第四章“绵绵若存”首节是当代文学史上正面描述“文化大革命”种种荒谬情状的罕见文本、震撼文本，与王彪的长篇小说《复眼》③《你里头的光》④在叙事内容（个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和精神内核（批判立场）上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十面埋伏》采用传统经典叙述方式，《复眼》《你里头的光》则采用碎片式叙述方式。

琵琶名曲《十面埋伏》既是小说里的具象物，更是意蕴深远的象征物。无论出身高贵还是卑微，个体的人类，生来就被抛入时代和社会的十面埋伏之中，谁都无可幸免，霍家成员如此，普罗大众更是。时代的汹涌激流中泥沙俱下，病态的社会更是人性扭曲的温床和扭曲人性的表演场，“他人就是地狱”的现实剧本一幕幕地上演，比如王红珍和姜一华之于徐朝，黄蛤蜊之于徐方晦家庭，还有把徐医生划分为地主、把文海打成右派、把文田遣返老家的那些特定时代里的“抽象的人”，正应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说辞。

东君在《树巢》自序里提到，一个缺乏理性这块基石支撑的社会是可怕的，但一个滥用理性的社会同样是可怕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十面埋伏》塑造出来的典型时代里的典型人物形象。狂热的集体无意识和趋利避害式的个人“理性”选择看似矛盾，却又如此“合情合理”地集中体现在各种非理性运动中，即便实质上是那么的荒诞无稽，那么的残忍嗜血。但人性终究复杂，多数人物很难简单冠以“正面”或“反面”之标签。本文尝试以霍文海的人物形象为解剖样本，阐释作者或潜或显于文本中的“纯粹理性批判”。

二、文海“理性”形象剖析

参加革命是文海正确的人生选择，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也可以说是他在那个动荡时代里的个人理性抉择，这从他与霍父的交谈中初现端倪。霍父听闻“文海和社会上的一些激进分子从往过密”，当即赶往上海与其“谈心谈话”。文海为参加革命据理力争，因为“国家正在危难之际”，并不惜揭开霍父“伤疤”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文海长期在革命阵营里磨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这便是他的纯粹革命理性，即能透过时代表象看背后本质的经验理性。这种理性跨越时代而愈加敏锐，使得他通过对“运动”之前的现象观察，便可轻易得出此时“最容易被人抓小辫子”的理性结论，与徐朝和程元清在通信里讨论的黑格尔“逻辑推理”存在异曲同工之妙。顺便提一下，徐朝和程元清的“书信体”，与霍文田的“日记体”，是《十面埋伏》叙述方式上的神来之笔，是文本的鲜明叙事特色，即在小说总体上采用全知全能的作者视角基础上，插入寥寥数个“我”（徐朝、程元清、文田）的第一视觉，以“我”饱含深情的视觉串联起其他若干人物，犹如把封闭的文本打开了内在天窗，有一种把天捅破了的感觉，也犹如平缓的河面被投入一块块石子，那一圈圈的涟漪便是“我”的观察和感受、“我”的内心世界，更容易把读者带入故事情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⑤里把精神现象分为5个大阶段：“（一）意识，（二）自我意识，（三）理性（以上三者属于主观精神的三个环节），（四）精神（即客观精神），（五）绝对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可见，理性依然是个人主观精神，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理性支配着人的选择。黑格尔的逻辑推理究其实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便是他的“现象学”哲学论点，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之上。正如徐朝所言，“观察是必要的，思考也是必要的”。这“思考”，便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看”，现象是客观的，不同的观察者可能“看出”不同的本质，这便是客观基础之上的“唯心”。黑格尔的现象学不同于休谟和马赫主义者的现象主义，后者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把本质和现象割裂开来，只研究现象，不研究现象所表现的本质，或者根本否认本质、物自体、实体的存在，或者只承认现象可知，不存在本质可知。

回到文海如何看待徐朝闯入“地主家属”家里的话题。这事件，首先无疑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本质”。文海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和可能被人“抓小辫子”。徐朝看到的却只是“这两个，老的老，小的小”。老张看到的与她一样，“妹妹就是去上了个厕所，喝了碗水而已”。她们看到的是感性一面，如果非要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对徐朝而言，祖孙俩帮助解决了她的内急，还给她喝水解渴，对方属于助人为乐；对老张而言，此事不值一提，不要“弄得大家心情紧张”、破坏“蛮好的一个假期”才是正道。唯有文海，出于理性，透过普通人际交往现象看穿其背后蕴含着的阶级差别及可能由此招致的风险。

但凡事总有例外，便是人物身心无法支撑理性（信念）的时候。文海病体虚弱，精神也难免恍恍惚惚。唯有此时，他的理性会稍许让位，“在幻景中会出现一双似相识非相识的眼睛，困惑地望着他，不言不语，无声地问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唯有此时，他会感到困惑，“我们走过的人生，在某个角度看上去是那么地正义合理，而在另一个角度看上去却显得极其荒谬”，“究竟是这个世界错了，还是你自己错了？”

霍布斯鲍姆在《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中认为“任何关于未来的文字都有可能失误，因为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关于现在，我们很清楚哪些东西我们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宣言中，最为出色的都是谴责现实的部分。至于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⑥。文海精神恍惚之中的呓语貌似混沌中的一语成谶，实质上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处于旁观者地位的隐含作者范迁此时便出来帮腔，“文海年近半百，人生已经走过大半，如果在这个年龄段承认自己错了，等于是一生人全然被否定，文海下意识地否定这一点”。所谓“下意识”，便是支撑着文海在“相信组织相信党”的道路上顽强走下去的所谓“理性”及由此表现出来的逆来顺受。

三、滥用理性与时代悲剧

一旦某种理性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长期潜伏，甚至在其精神世界里起着主导作用，便很难不对人的情感和行为产生异化。就像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虫，首先担心的是上班会迟到。这便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惯性思维或纯粹理性。文海的理性深入骨髓，不唯独体现在对待自身遭遇，而是体现在对待世间万物的态度，对落难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徐朝不想方设法加以营救而选择静观其变，他的“理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发指之地步。徐朝被王红珍、姜一华一伙骗至复旦中学拘押，遭受暴力虐待和非人凌辱，徐朝的大哥徐青上门寻找被揍得头破血流回家，文珠、徐虹母女俩到派出所报案又被轰赶出去，此时文珠一家还能指望谁？即便文珠平日里对文海的“理性”已有所领略，但此时走投无路的她除了去找他，还能去找谁？看看“理性”的文海如何表现：

文海沉思良久，长叹一声：“妹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就像我自己的小囡一样，我心里也是很着急的。但是，你说的只可能更加坏事。”

“为啥？”

“你不想想，目前全国上下政治挂帅，不管地方上，部队上，走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人人要表现，人人眼睛盯着人人。我的战友，已经有好几年没联系了，现在突然地贸贸然去寻他，人家拒绝你，是正常，是公事公办。如果再起了什么疑问，那就不好说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那么怎么办呢？”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哀嚎。

“静观其变，镇静，耐心，不要让事情扩大化，不要再让人捉住差错。希望妹妹能早点回家。”

这是小说里最令人心酸和心寒的情节。读者此前还可能奇怪文珠为什么不早些向文海求助，而是同意徐青去复旦中学找人，以及徒劳地向派出所报案。及至文珠对徐虹说“我去找你三舅舅，让他想想办法救朝儿出来”，读者很可能庆幸她终于脑瓜子开窍，徐朝有救了，甚至已可想象军人强闯复旦中学救人、顺便把一伙人性尽失的“小霸王”收拾一顿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及至冷冰冰的场面摆在眼前，读者虽可对文珠为何迟迟才向文海求援“释然”，却也只能发出终极哀叹，徐朝凶多吉少矣。不是读者的带入感太强，实在是文海的理性已到了不可理喻之地步。

面对如此滴水不进、唯恐晚节不保的理性文海，除了“两手交叉着，捏得指关节咯咯作响，眼泪汪汪”，文珠还能做什么呢。她唯有万念俱灰地回家。次日清晨，半梦半醒的她“听到轻微的唧呀一声，门扉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进了屋”，“文珠下意识地四下寻找，只听见轻轻喵的一声，蜷缩在她怀里的咪咪抬起头，一双像人似的眸子悲哀地盯牢了她”——至此，徐朝的悲惨结局已注定。某种意义上说，她死于“三舅舅”文海理性支配下的不作为。或许，文珠向他求救本就多此一举。我们很难奢望一直在形而上学的理性经验轨道上沿着惯性运行的文海，一直为明哲保身而在理性支配下进退自如的文海，其基本人性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股热血、那腔亲情被理性长期压制下的文海，会为了身处绝境的亲人冲冠一怒，动用部队人脉资源或动用其他关系去捞人。对文海而言，自身的所谓名节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血亲骨肉只能靠边站。

人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动物，文海的抉择同样体现了其理性支配下的自由意志。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悲剧里对神的意志是否合理，提出了怀疑。俄狄浦斯是一个英明、正直、仁慈、善良的国王，但是由于他的父母违背了神的意志，而使他受到可怕的惩罚。俄狄浦斯的父母对神的意志的违背，相当于文海浸淫其中的革命纯粹理性，其自由意志的表达受此前提支配。徐朝之死，文海难辞其咎，或者说他的纯粹理性是间接谋杀徐朝的利刃。范迁在小说中回避了文海对徐朝之死的正面态度，读者“再见”文海，已是四五年后，这是作者赋予文海四五年的刻意态度留白，无形胜有形。但结合小说语境，作者对文海是持批判态度的，同时交织着痛心、同情、悲悯的复杂情感，从文海临死之状或许能窥探一二。“四五年后”再出现的文海已时日不多，“大概就在一两个礼拜之内”了。霍家众成员围绕在他病榻前，他没说话，唯一的情绪表达就是“两股清亮的眼泪淌下面颊”。弥留之际的这两股清泪，终于剥去了文海坚硬理性的外壳，把其愧疚、悔恨、柔弱的一面与深埋在心底的人伦亲情暴露出来，让人物形象得以饱满、丰富和立体。作者也借人物自身之泪体现了对其之前对至亲侄女见死不救的批判。

并非所有的理性都需要遵循，所谓“瞻前顾后”便是理性使然，该语词却自带贬义。文海的不作为即是前面东君所言的“滥用理性”情形。文珠和徐虹去江苏路派出所报案，“柜台后的值班民警一眼就看出这两个苍白的女人不像是劳动人民，态度就变得十分冷淡”，及以“红卫兵内部的事情，我们公安机关不好去干涉的”为由搪塞从而拒绝受理案件，类似于文海的政治理性在作祟，同属滥用理性。而王红珍、姜一华一伙的打砸抢所为，看似毫无理性，其实属于“红卫兵理性”，同样是其所属的“派别”属性所决定。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提到的“绝对自由”必然导致“恐怖”，“普遍的自由所能做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含、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比劈开一颗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徐朝之死正是如此，妥妥的时代悲剧，是非理性时代里诸种个体的“理性”行为合谋杀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