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文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制度的嬗变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柳青《创业史》的批评因参与者众、持续时间长以及纵贯“十七年”到“新时期”甚至1990年代等各极具历史特征的“转折时代”，而彰显出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柳青《创业史》批评史的考辨，主要表现为批评史料初刊本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建立在还原历史语境之上相关问题的考察。通过细读和考辨批评史料的初刊本，可以厘清《创业史》的批评史，管窥其内部意含的深层要义：“转折时代”文学批评制度的艰难嬗变。1960年代初至中期，学界对《创业史》的批评主要展现出以文化政治批评为审美主导，但同时夹杂着人文批评的异质性声音。“新时期”则表现出基于重读和再评价之上的人文批评，不过历史惯性之下的文化政治批评仍然引人注目。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异质性批评潜藏着文化政治批评和人文批评之间不同甚至暗含对立的批评话语的纠缠与博弈，这种纠缠与博弈又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制度的艰难嬗变。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自在《延河》杂志1959年第4至11期连载，便获得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无论是“新时期”，还是1990年代，乃至21世纪，柳青及《创业史》还时不时地被重读和重评。不过，可能考虑到原始史料的难以搜集，史料的琐碎和繁复，抑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关于《创业史》批评史的研究更多表现为体悟性概述，如郜元宝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模糊印象——从〈创业史〉的批评与研究说起》论及对历史上《创业史》批评的模糊印象，而未试图深入具体的评论：“这里仅以上述两个时期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与研究为例，但暂且不展开介绍具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①尽管我们对这段持续时间久且参与者众多的批评史似乎都不陌生，但就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它们对其全貌仍然印象模糊。所以，在搜集和整理相关批评的初刊本的基础之上，展开《创业史》批评史的考辨，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果要对《创业史》的批评史做阶段性划分，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0年至1961年中期，主要以文化政治批评为审美主导；第二阶段是1961年中期至1965年，仍然以文化政治批评为审美主导，但夹杂着不合主流甚至暗含对立意味的异质性的人文批评；第三阶段则是“新时期”至今，对《创业史》的批评艰难地走向人文批评，并渐进式地呈现出复杂多元化。通过考察《创业史》的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制度发生了艰难的嬗变，而嬗变的过程充斥着不同批评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博弈。

一、文化政治批评的审美主导

一般来说，“转折时代”的意识形态往往需要重新叙述“现实”以建构自身的合理性，于是文学的工具性被强化，被赋予了合目的性地整合“现实”的功能性意义。文学批评跟文学关联紧密，被要求承担着守卫文学叙述“现实”的义务，合目的性地证明文学所整合、建构的“现实”的合理性。为了达成以上目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通常都会被予以制度化。这里所讲的批评制度，指的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为批评家所共同遵循的文学批评行为上的规范。从显性上说，文学批评制度是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做出的一系列具有约束或引导性质的文艺政策。但这些文艺政策在发挥效力时可能是隐性的，成为同时期批评家内在的秘而不宣、具有自我约束功能的心理机制。

柳青及其《创业史》所身处的历史时期便是“转折时代”，由于其时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特征，文学批评制度对批评家的规范得到有效凸显。最明显的是，1960—1961年中期，推崇农业合作化并“证实”其合理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所获得的批评，主要呈现为以文化政治批评为审美主导的肯定。不过，在几近异口同声的肯定声中，夹杂着一些有意无意的越过文化政治批评之外的指瑕。但这些指瑕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轻重程度上，都难以构成主流。这些指瑕大多针对的是《创业史》的艺术上的弊病，暗示着文学批评对《创业史》所置身的文学批评制度可能发生的偏离。考虑到关于《创业史》的批评史料的繁复、琐碎以及观点的类同，本文将选择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批评文章展开论述，如郑伯奇的《〈创业史〉读后随感》、冯牧的《初读〈创业史〉》、黄展人的《评〈创业史〉第一部》、周扬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严家炎的《〈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法。柳青在《稻地风波》的题记里写到新旧事物之间有严重的矛盾斗争，以表明这部长篇小说在叙述农业合作化时所秉持的创作观念：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指的是用社会学的阶级理论剖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被柳青及其同时期作家们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文学批评同样如此，学者们在文学批评中也惯性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剖析文学作品，包括剖析作家的阶级立场，以及作家和小说人物所走的阶级路线。“十七年”时期，文化艺术界对《创业史》的批评大体上采用的就是阶级分析法。

郑伯奇的《〈创业史〉读后随感》是文化艺术界出现的第一篇对于《创业史》的批评文章。郑伯奇认为，柳青如实地反映了关中地区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时期的农村的变革，让读者在感受到艺术欣赏的同时，还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于是，郑伯奇主要从政治思想主题方面肯定《创业史》的成功：“无疑地，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②郑伯奇还赞誉了柳青的创作态度：坚决贯彻执行了正确指示，长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柳青从1952年回到西安，定居在长安县皇甫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实际工作。郑伯奇批评有的作者虽然深入生活但写出的作品不能摆脱概念化倾向，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作者受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限制”③。柳青则不然：“柳青同志的政治思想水平，是相当高的。”④黄展人的《评〈创业史〉第一部》在开篇就从政治思想主题层面给柳青的《创业史》定性：“描写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优秀作品。”⑤《创业史》以1953年农村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为核心，叙述在党的领导下梁生宝互助组的成立和巩固直至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建立：“显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⑥严家炎的《〈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则开门见山地将《创业史》的突出成就归结于其政治思想高度，认为《创业史》第一部仅仅通过描写互助组阶段农村的情况就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整个中国农村的历史指向，“这不能不是《创业史》第一部独到的和突出的成就”⑦。

《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时期的经典长篇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向来为学界所关注，甚至一度成为学者们论争的焦点。“十七年”时期，对于人物形象的讨论往往首先发生在文化政治批评层面，《创业史》中人物形象的讨论自然也不例外。1960—1961年中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文章是冯牧的《初读〈创业史〉》和周扬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冯牧在论及众多普通劳动者时，认为梁生宝应被看作十年来文学创作在塑造正面人物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冯牧的这一判断首先是基于梁生宝的农村共产党员的身份：“尤其是农村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光辉的形象。”⑧周扬作为“文艺路线”的奠基人之一，曾长时间担任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角色，其身份十分特殊。1960年7月22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报告，谈及《创业史》并给予评价。他评价《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层关系以及各色人物的面貌，将梁生宝形象与社会道路及革命联系起来：“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⑨

1960—1961年中期，尽管文化艺术界对于《创业史》的批评主要展现为以文化政治批评为审美主导的肯定，但是在这种相对统一的声音中仍偶有艺术上的指瑕。这种指瑕在篇幅上占比较小，批评的激烈程度也较轻。冯牧的《初读〈创业史〉》从艺术结构和艺术技巧上指出《创业史》在三方面存在不足。一方面，柳青只着力于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的正面描写，比较忽视小说情节的设计，以至于“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事件发展比较缓慢、故事情节比较沉闷的感觉”⑩。这一缺陷使小说失去了部分读者群众。另一方面，纯真少女徐改霞隐秘的思想活动被渲染得有些过分，以至于其身上的气质与农村不大协调。过分纤细、动荡的情感损害了徐改霞这一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还有一方面，小说最后部分结束得过于匆忙。对于曾经震动广大农村的重大事件，如统购统销和迎接社会主义改造，叙述得过于轻易和仓促。

二、人文批评的“异质”与重读

1960—1965年，文艺界对柳青的《创业史》的批评主要表现为文化政治批评主导下的肯定。直至严家炎的一系列批评文章的出现，以文化政治批评为主导的肯定的局面才被打破。严家炎先后公开发表了4篇批评文章，分别是《〈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梁生宝形象》，柳青曾写专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做出回应。《关于梁生宝形象》还招致多篇反批评，代表性的有蔡葵和卜林扉的《这样的批评符合实际吗？》、张钟的《怎样评价梁生宝形象——对严家炎同志〈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提出的几点商榷意见》《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朝耘的《对〈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的意见》等，直至逐渐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1960—1965年，这期间文艺界对《创业史》也偶有艺术上的指瑕，但几乎没有引起丝毫的关注。为何严家炎一人的批评却可以引发一场颇具规模的论争？笔者以为，原因在于严家炎主要运用的是人文批评。严家炎的人文批评在当时文化政治批评为主流的历史语境中几乎是一种异质，冒犯甚至冲击了1960年代为文艺界所普遍接受且难以逾越的文学批评制度。不过，严家炎的人文批评暗示着文化政治批评这一批评制度在“转折时代”的激流中可能发生的艰难嬗变。

究竟何谓“人文批评”？关于人文批评的内涵，众说纷纭，以往有学者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给予解释，也有学者从人文精神的视角展开阐释。目前有一种解释最为契合严家炎的人文批评观念，即人文批评“旨在建构一种以人的精神性反身言说为核心的艺术批评”11。展开来说，人文批评始终围绕着“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性而存在，侧重对个人生命的关注，“甚至人性的问题”12。毋庸置疑的是，人文批评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术性手段、方式方法或策略，其背后隐含着批评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严家炎的批评文章，尤其前三篇批评文章，明显表现出人文批评的观念。之所以说前三篇批评文章，因为面对铺天盖地的反批评，特别是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批评，严家炎的第四篇批评文章《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有意识地为自己之前的人文批评做出复杂而微妙的辩解，不得不陷入文化政治批评的历史主流中。

严家炎的人文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创业史》的艺术性，而这种艺术批评展现出1960年代严家炎不合时宜、与阶级论相悖的人性论。严家炎的《〈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认为主人公梁生宝是柳青着力塑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的英雄形象，但从艺术性的角度对其提出批评：“它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13严家炎发现柳青在其塑造的相当理想化的艺术形象梁生宝身上有意突出了许多新因素和新品质，不过过分理想化损害了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有时理想化得离开了农民的朴实气质。”14相反，尽管梁三老汉在立场上摇摆不定，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十分犹疑甚至抗拒，但作为艺术形象却得到严家炎极大称赞：“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一系列形象中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从深度上看，梁三老汉这个艺术形象是可以跟朱老忠媲美的）；这个人物的创造，无疑是柳青同志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15甚至，严家炎直言不讳地质疑《创业史》的“艺术能力”：“《创业史》这些成就，是作者在思想高度、生活深度和艺术能力几方面（尤其是前两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的结果。”16我们可以窥探到，严家炎坚持的是艺术批评，明显有别于当时作为批评制度的文化政治批评，甚至二者之间存在对立。这在《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中有更为显明的体现：“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17

更进一步说，严家炎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文批评，与1960年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文化政治批评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严家炎始终将梁三老汉当作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和评价，而不是将其视为政治政策的符号予以划分和裁断。比如，梁三老汉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当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穿着儿子和媳妇出于一片孝心特意为自己做的厚实的棉衣，院子里满是鸡鸭猪马牛。严家炎对此评价道：“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看，这理想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个体农民，它却是极为迷人的。”18从现实人性的角度，严家炎对思想上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梁三老汉有着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