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纳尔的蝴蝶（自传体散文）

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你可能还记得，你在我家看到了一本《家庭之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杂志，每周六早上，邮递员都会把它从栅栏的缝里塞给我。这本杂志是不是堂区办的，是不是用来传教的，我一概不清楚。总之，是一个住在彼得拉桑塔的舅妈给我们永久订阅的。拿到杂志以后，我会赶紧去看谜语专题，然后像赢了什么一样大喊：‘布甘茶！’

“这时候，我父亲就在房间里，嘀嘀咕咕地表示自己满意了。”

“我和我父亲合不来的原因有很多，但至少其中的一个形成了某种凝聚力，像一根线，把我和他连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们迫切地希望，大主教布甘茶的名字每个周末都能出现在《家庭之友》上，出现在杂志的字母组合谜、单字谜、画谜和加字谜语游戏的解谜人名单里（从这些谜语里甚至能择出来一本颇有教育意味的书）。这个老教士对这类游戏特别痴迷，他肯定觉得，如果没有响应每周一次的号召，自己就会颜面扫地。我们总是在虔诚地等待，这样的等待也总是值得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他的热情。那时候，还没有拼图一样的填字游戏；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会告诉你，命运可能是错综复杂的。现在，我来给你讲一讲后来发生了什么。”

“怎么跟你说呢，我和我父亲，我不知道是谁先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不认识这个主教，他不住在我们镇上，我们也从来没有特意去打听过这个人，他年纪大了也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而已。实际上，名单里一直有他，这都（不知道）多少年了。对我们来说，在名单上找到他已经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了，这也成了我们一个万分珍惜的习惯。如果我们让这个主教知道，他在我们脚下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个深渊，那他会怎么说呢？也许他会解释，这其实是魔鬼干的。但不管怎样，干这件事的一定是一个保守派。城市变了模样，为带来灾难的现代性敞开了大门。酒吧取代了咖啡馆，那里的座位上长出了一群奇怪的年轻人，他们戴着礼帽，穿着燕尾服，没日没夜地嚼着香脆的薯片，不是在喝辣口的鸡尾酒，就是在喝‘美国佬’。剧院越来越多了，维也纳轻歌剧取代了《格兰大道》和《薄伽丘》，取代了别的一些能让我们的父辈聊以慰藉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女郎》系列，但歌舞剧场、剧场里的女明星和沙龙歌女都有了。除了这些，我们在电影方面的早期尝试也为堕落的年轻人提供了无穷的机会。我自己呢，不常去这些地方，但在卧室里，我还是往镜子上贴了一张女明星的照片。大家都很喜欢她，甚至有一天，一个臭名远扬的欧洲暴君为她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改成了‘克莱奥波德’。我父亲发现这张剪纸的时候，我们大吵一架。我威胁他说，我要收拾行李，重掌我的‘自由’。可我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而且已经星期五了，难道不等大主教来看望我们，就这样走了吗？第二天早上，布甘茶，这个像圣人一样的解谜者，他现身了——在他的指引下！——我和我父亲和好了。”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一成不变地向前走着。布甘茶让我们聚在了一起，先是好几个月，然后又是好几年。我父亲在我们家和海运商行的办公室之间奔走（我的几个哥哥在那里帮他做事，他们算是真正的独立自主了）；而我在我们家和新街的门廊之间奔走，一直没有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得找一份我能干的，而且适合我的工作，但我和我父亲都不确定我到底能干什么。在我们这样的旧式家庭里，通常来说，最小的儿子是最受宠爱的，不需要守任何规矩。我父亲是一个鳏夫，我是他的小儿子。我从小身体就不好，脑子里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也和做生意扯不上什么关系。等到十五岁，然后是二十岁，二十五岁，我还是没有决定要做什么。后来就打仗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被扫地出门。战争结束以后，又闹了经济危机，然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意越来越差了。你得到罗马的办公室去，给那些戴着勋章的大人物塞几叠厚厚的信封。如果不这样做，你连进口许可证都搞不到。当然，布甘茶没有泄气，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来拜访我们。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了一些坚定的、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我父亲吵得非常厉害。有几个极端分子当街给了我一巴掌，因为我没有抬手向一块黑布致敬。我家老头非要说他们是对的，还说我太鲁莽，只配得上这个。《家庭之友》送来了，我毫不犹豫地翻开了这本杂志，却发现一件万万不可能的事发生了，这件事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布甘茶’这个名字没了！”

“‘永别了，布甘茶！’我愣了一下，喊了出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行李，我准备离开了。我决意要报复我父亲，线已经断了，锁链也断了；‘絮絮低吟的布甘茶’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一切都会改变，也应该改变了。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即便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又怎么开始，但这都不重要了。我父亲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报复，什么也没说。他对我的决定没有半分怀疑。当他在花园里给大丽花浇水的时候，我看见他比平时更低沉了，也更忧虑了。那天剩下的时间，还有大半个晚上，以及之后的一天，我都忙着把我的旧纸片撕掉（就连克莱奥·德·梅洛德的剪纸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多年以后，我又把它找回来了），然后我把其他的东西也都装起来了。我不慌不忙地收拾了两个行李箱。我都决定了，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到了下周六，我父亲就会发现我不在家了，幽灵神甫意料之中的消失也不再可怕了。布甘茶打破了自己的节奏，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他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路人，我可以没有他了。预感到这一切，我觉得，面对任何牵绊，我都将不为所动了。于是，我放心大胆地把离别的日子往后挪了挪，美美地畅想起来。我走过一条又一条儿时的老路，重复着多年以来上学的路线；我没有朋友，但我也没有忘记辞别之际的拜访。关于离别的事，我只字未提，只是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让大家觉得特别惊讶。最后，我告诉父亲，我要离开几天了。我不知道他的顾虑有没有变得更多，但整整一个星期，我和他只有几个字的交流。到头来，留给自己用来耽搁的这几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晃就过了。直到邮递员吹了一声口哨，把我叫到了栅栏边上，《家庭之友》泛绿的封面映入眼帘，我才意识到，又到周六了。我不动声色地翻开了杂志，这个幽灵一样的名字在或者不在，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谜语专题的最后有一个注释，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们万分抱歉，’注释里是这么写的，‘由于印刷工作繁复，我们的工作出现了疏漏，在上一期的解谜人名单里还应当有我们敬爱的主教D.F.布甘茶阁下，为此我们深表歉意……’

“《家庭之友》从我手里掉了下去。

“短暂的沉默以后，我走到了我父亲跟前，他正在读《卡法罗报》，我跟他说：‘他的名字又有了，你知道吗？’

“‘谁？布甘茶？’

“‘对。而且一直都有。只是印刷错误。我就说，有点奇怪吧。’

“‘我也觉得，是有点奇怪。’爸爸松了一口气，说道。

过了半个小时，我开始整理行李了。没办法！我幻想打破的锁链变得比以前还要牢固了。如今，我父亲不在了，《家庭之友》没了，主教跟着他的命运也走了，我的房子还没有倒下，只有大口径的炮弹可以把它……但我得说一句，现在还不是时候。听见了吧？警报解除了。我们可以上去了。”

一阵嘶哑的汽笛声从外面传来，是越来越微弱的fa。我看见那个陌生人站起来，挽住朋友的胳膊，要把他的故事在外面讲完。

黄玫瑰

“那你假装是我的秘书吧，”戈尔达拿放大镜看着菲利普说，“想一想，两个小时以前，我们不是在酒店里恰巧碰到的，你看见我登的小广告，然后过来了，我得给你面试。不对，也不算面试吧，听你讲了一些东西，我想简单地试一试。现在四点，或者可能过了一会儿。等到八点的时候，我应该把一篇精美的女性短篇小说通过空运寄出去了。之后，这部小说会同时发表在美国的二十五家杂志上。九百字吧，最多一千。但遗憾的是，我身上没什么女性精神。”戈尔达傲慢地把一个高粱色的梳子扔到了后面，接着说：“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总是求助于男人了。我感觉你就是合适的人选。什么？你不懂文学，也没有类似的经验？那再好不过了，这正是我需要的。你找找看，在你那里有什么好的意式短篇小说素材。当然，这里没有，房间里没有，我们透过窗户看见的风景里也没有。但不管近的或者远的，不愉快的或者叫人感动的，难道在你的记忆深处什么也没有吗？不要冥思苦想，也不要去琢磨。有的话，它一定会一下子就浮现在你眼前。”

“有，”菲利普指着花瓶里的一大束玫瑰说，“不过，只是一件很小的事。这些红玫瑰快开了，让我想起了一些黄玫瑰，因为怕引起猜疑和妒忌，我没能把它们带回家。”

“黄玫瑰，”戈尔达眯着眼睛说，“我们说到点子上了。你说这只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在她心里，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从哪儿弄来的？”

“是我在M市的大教堂广场上，从一个瘸腿的穷姑娘那儿弄来的。我给你讲吧。”

“好啊，但没必要一五一十地讲。你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吧。”

“我们，也就是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在——或者说，是当时在M市的大教堂广场上。雾很浓，我们在等我们的女管家。她是一个出身卑贱的女人，受了很多苦，蛮横得要命。直到大轰炸的前一天晚上，她都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们一到车站，就给她打电话了。为了把她约出来，我们找了一个借口。但其实，我们是专程来看她的。她会来吗？她得洗碗，要找一个借口才能溜出来。她不是那种戴着帽子的食堂阿姨，她压根儿就不出门。在这种情况下，约她下午两点半出来，在雾蒙蒙的大广场上见面，合不合适呢？狄奥朵拉，假设我的妻子叫这个名字，她只要站着等一会儿，就不耐烦了。所以，不用她开口，我就知道了，她想我们一起去找从圣克莱蒙特来的电车。圣克莱蒙特是郊区，离市中心有四公里，帕尔米娜就住在那儿。可是，换个地方等，这能行吗？我们讨论了一下，还稍微吵了一架（我不记得到底吵没吵了）。”

“我们在意大利，吵架自然会多一些，”戈尔达说，“你继续。”

“然后我们折中了一下。我去教堂后殿的背面，到广场上探路，狄奥朵拉在那儿等着。她向我保证，绝不会走开。雾气，影子，从远处走过的中间商和生意人。我绕到教堂的一侧，在拱廊下走了一圈。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想见帕尔米娜’，这个想法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要是她不来呢？在爱情的博弈里，跑掉的人才是赢家……尽管我们这里说的和爱情没有关系，但有可能，她会巧妙地把这句诗人的名言套用在自己身上。或许她知道，在我生病的日子里，我们都很想她。但我们和她已经不可能再在一起生活了。当时，不管狄奥朵拉，还是沿街的小贩，甚至我们的门房，在所有人眼里，她就是一个魔鬼。在她身边，总有一场由她引发的久久不能平息的风暴。但她偏偏不是一个俗气的姑娘，狄奥朵拉不在的时候，她会放声歌唱：‘没有铜板可以拿来睡觉，没有铜板可以拿来吃饭，我只剩下……’剩下？剩下什么来着？我这该死的脑子！只有拧巴的，或者遭遇了不幸的人才能有如此迷人的歌喉。后来，她得了支气管炎。有一段时间，病好像好了，但医生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花了我们的钱，病却不见好。于是，她要挟我们说，要么出院跟我们回去，要么就回自己家了。当时，英国佬兵临城下，轰炸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她带着自己的家伙，跟我们回去了，累得可够呛。很快，我们就吵了一架。我不懂怎么当和事佬，所以任由她离开了。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面对的是解放战争，也就是所谓的黑色年代。然后是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灾祸。或许帕尔米娜走了运，她在歌德防线的外面被及时救了回来。过了一年，她的消息传来了。当时，我们吵了一架，过了两个小时，她真的坐上一辆卡车就走了。后来，这辆卡车在亚平宁山脉的某一个地方被炸成了碎片。到家的时候，她只剩下一件衬衫了。在这之后，她和我、和狄奥朵拉开始了半公开的通信，我们在信里除了威胁彼此，也写了一些流露真挚情感的话。她会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吗？她不会回来了吧？不管如何，我们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中断了。好了，闲话就说到这里。”

“我围着大教堂走了一圈，没有什么收获。回来的时候，我看见狄奥朵拉的大衣在一个警卫的旁边（她肯定来问过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雾里显露出来，两个影子交叠在一起，久久地相拥。是她，是帕尔米娜，她给了我一个纸筒，上面插着一束黄玫瑰。她们走在前面，我抱着奇怪的纸筒跟在后面。我们得找一家咖啡馆。帕尔米娜没来过市区，不知道哪里有。最后，我们在台球室的旁边找到了一家，里面没什么人。这两个女人聊了一会儿，吵了起来，然后抱在了一起，又和好了。我发现玫瑰的下面是一瓶酒，是给我的，玫瑰是给狄奥朵拉的。这是一瓶摩德纳产的起泡葡萄酒。我有些困惑，但还是跟她说了一声谢谢。狄奥朵拉说，她有一两件事要办。帕尔米娜提议陪她一起。我没法拿着一个瓶子和一束花在雾里走。因此，我决定在咖啡馆里等她们。我一个人在角落里，等了一个小时，这里到处都是灰和打台球的人的影子。我想，帕尔米娜的病应该好了吧，她脸色红润，有些讨人喜欢（狄奥朵拉说，因为抹了粉）。我当时觉得，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样子都有些优雅了。天晓得这两个女人要说些什么。反正，她们把我留在这里是对的。女人特别不适合追忆似水年华。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可以更好地回味这段我认为永远结束了的生活。它会重新开始吗？一切都不会重来。以前，帕尔米娜是一个特别肯花心思的女管家，但她总是莫名其妙地站在一个错误的角度揣测我的想法，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她还常说：‘瞧我们这些可怜的下人哟。’这样一来，我真以为她受了虐待。说到底，她只是一个瘸腿的女人，但有一种非凡的生命力，所以显得格外迷人。好像一只蜥蜴被砍断了尾巴，然后又重新长出来了。她是一个态度暧昧得不得了的人，她有一种天赋，能让每一个端庄的人在靠近她的时候，态度都变得比她还要暧昧。我们留下她一起生活，恐怕只有傻子、暴发户和说话带大舌音的女家教才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她确实引起了公愤。我看了一眼表，离火车开走只有二十分钟了。我们会错过火车的，我要在M市拿着一个酒瓶和一束玫瑰待到半夜了。也不对，不用担心了，她们回来了，这两个人好像生气了，但是又挽着胳膊。还有时间，我们急匆匆地从咖啡馆出来了，帕尔米娜害我们上了一辆特别挤的电车，她要和我们一起到车站。我看了一眼表，要是能赶上，那就是奇迹了。（这两个女人到底干了什么？我察觉到，我在渴望着什么，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危险的想法，我想让帕尔米娜跟我们一起回去。我在火车上问她吧，当时没这个闲工夫。）到了车站，我立马把帕尔米娜领了进去。火车进站的时候，我们在站台上了。慌乱，拥抱，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火车开动了，我们探出窗外跟她道别。我们站在车厢里，火车一阵颠簸，酒瓶从我手中滑落，瓶颈碎了，瓶身在地上滚来滚去。淌出来的酒流向了行李，一股甜腻的、酸涩的气味在车厢里弥漫，每个人都厌恶地盯着我，千方百计地挪开了脚。火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到晚上了，天气很冷。狄奥朵拉找到了位置，她断定这个疯女人给的酒瓶早就碰坏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火车离我们的城市很近了。‘你想都别想，不准把这些花带回家，’狄奥朵拉说，‘要不然，我们刚雇来的洗碗工就要起疑心了，如果让她知道我们在M市见了那个小蛇精，她准撒腿就跑。你什么都不准说。切拉梅利教授站在车厢后面，你把花给他。让他把花给他老婆，他老婆肯定会谢谢你。你可别犯傻，别跟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花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