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疆四先生（非虚构）

1.茅盾先生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8月13日，战火烧到沪上，茅盾不得已离开工作多年的上海，携夫人和两个孩子先后赴长沙，抵武汉，奔广州，最后在香港落脚，应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坚持进行《文艺阵地》和《立报·言林》两种期刊的编辑出版，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抗战士气。次年下半年，已编至第2卷第5期。由于时处战争环境，《文艺阵地》发行量不多，且须秘密寄至上海印刷，那段日子因此成为茅盾编辑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香港物价水平甚高，茅盾一家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9月的一天，在香港一个小型聚会上，茅盾碰到刚从新疆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文人杜重远。两人一见如故，杜重远充满激情地向茅盾讲述了新疆的情形。大意是说，新疆督办盛世才是他的东北老乡，还曾一同留学日本。盛世才推翻金树仁的统治后，正在全力发展新疆，推动各民族的繁荣。杜重远当时认为，盛世才思想进步，北依苏联，东联延安，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六大政策，因与延安方面关系不错，当时有一批从延安或从苏联赴疆的同志在帮助他一起建设新新疆。

“为了抗战救国，培养建设新疆的可靠人才，希望您能去。”杜重远说，“如果能请到您这样的名作家去新疆，号召力就大了。”

当时，很多左翼人士私下把新疆当作第二个延安。加之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香港岌岌可危，茅盾产生了去新疆工作的想法。他找到当时香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了解新疆情况，廖承志对新疆状况并不熟悉，但知道那里有一批从延安派去的党员，如毛泽民、陈潭秋等，诚可依靠。于是，茅盾考虑到，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辟一条民主阵线，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当是一项极富意义的壮举，于是决计前行。

接到新疆学院的任教邀请书后，他当即把《文艺阵地》交给楼适夷编辑，于1938年12月20日和家人乘坐法国轮船，开始了从东南到西北的漫长旅途。因战时交通不便，他绕道越南海防，经河内办理过境手续，当月28日抵昆明，并于1939年1月5日乘飞机到达成都，再到西安，一路周折，直到过了春节，才到达兰州。

时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也接到了杜重远的邀请，两家人便在兰州结伴同行。张仲实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赴疆前，张仲实曾到中共重庆办事处向留苏同学博古征求意见，博古认为新疆“可以去。毛泽民在那里，你有事可找他”。张仲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生活书店在新疆开辟一个新天地。

在兰州停留期间，茅盾应兰州进步文艺工作者邀请，曾先后两次出席报告会，分别作了题为《抗战与文艺》《华南文化运动概况》的专题报告。

杜重远邀请茅盾与张仲实赴疆，虽经盛世才同意，但盛生性多疑，一方面表示欢迎共产党派人赴疆帮助工作，另一方面又控制进步人士抵疆，故而一再延宕，后经杜重远多次催促，才同意茅盾和张仲实进疆。

茅盾一家在兰州滞留45天后，终于被告知，有一架从兰州到哈密的飞机可以搭乘。杜重远也来电报劝说茅盾，只要到了哈密，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交通工具很容易解决。1939年2月20日，茅盾、张仲实两家终于坐上了飞往哈密的飞机。

到哈密下机后，盛世才派来迎接他们的汽车已到。茅盾一行在一名副官陪同下，于3月8日乘车离开哈密，经鄯善、吐鲁番，参观游览了坎儿井、火焰山和吐鲁番盆地，再翻越天山，经达坂城，于3月11日下午，抵达迪化市郊。盛世才亲率车队，郊迎30里。当时情景，茅盾有记：

前方尘烟起处，一前一后钻出两辆卡车，卡车之间是两辆小卧车，迎着我们驰来……两辆卡车上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卫队，在驾驶室的上面各架着一挺机关枪，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我暗想：这排场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是怕遭到暗算？正想着，前面一辆卡车突然离开公路驶向右侧，后面一辆卡车驶向公路左侧，形成两翼，于是两辆小卧车就在两翼保护之下，驶到我们的面前。我不禁悄悄对站在我身边的仲实说：看来情况不太妙啊！这时前面一辆小卧车内钻出一个军人，将校呢的军服外面披了一件黑斗篷，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后面一辆车，下来的是杜重远……向我们介绍道：这位就是盛督办。

茅盾和张仲实抵达迪化次日晚上，盛世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把大作家茅盾和大学者张仲实介绍给新疆的厅长们，气氛热烈。宴会上，茅盾见到了毛泽民、孟一鸣等中共人士。毛泽民虽是茅盾在武汉时期的老朋友，但在此场合，两人只是“紧紧地握了手”。毛泽民系毛泽东之弟，当时化名周彬，任财政厅长；孟一鸣真名徐梦秋，是茅盾弟弟沈泽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也是盛世才请来的共产党员，时任教育厅长。席间盛世才明确了茅盾和张仲实的职务：茅、张两人分别任新疆学院教育系、政治经济系主任。

盛世才把茅盾奉为贵宾，给茅盾一家四口安排了“供给制”生活，在迪化南梁安排了一个大院子，为五间一排的洋式平房，还配备了厨师、勤务员、专门挑水的“清洁兵”、马车夫各一人；同时指定其副官卢毓麟为茅盾的“副秘书长”，协助工作，这可谓茅盾一生中生活待遇最高的一次。

张仲实则被安排在距茅盾住所二三里处。

新疆学院师生为迎接茅盾和张仲实到校任教，特意举办欢迎晚会——放映电影《拖拉机手》来招待他们。茅盾到新疆学院后，开启了一系列课程改革，将国学经典与最新思潮相结合，先后为全院学生开设“文艺思潮”讲座、为教育系开设“国防教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此外，茅盾参与创办了新疆学院校刊《新芒》，任编辑顾问，对办刊方向、思想内容、编排样式等进行具体指导，并帮助学生改稿润色。在百忙中，他还为《新芒》执笔撰稿，并先后在第1、第2期上发表了《五四运动之检讨》及《学习与创造》两篇重要文章，助力《新芒》在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而了解盛世才其人其事，成为茅盾的当务之急。他为此特意拜访了毛泽民，获悉盛世才系辽宁开原人，早年仕途坎坷，为人阴鸷，极有心机，多疑、忌贤，权力欲极强，擅长伪装，有边疆“土皇帝”的特性。其原系前任新疆督办金树仁手下的东路总指挥，1933年策动东北义勇军转至新疆的部队哗变，窃据临时督办，后地方武装马仲英部包围迪化，盛伪装进步，蒙骗苏联出兵，击败马军。因害怕国民政府统治新疆，故而张扬“六大政策”；为借重苏联与中共，而佯为亲苏亲共的开明姿态。在公署书柜里放满马列主义的著作，给外界一个进步的形象。其实大搞特务政治，藏匿杀机。在迪化，厅长之间也不能多来往。毛泽民和孟一鸣叮嘱茅盾“少与其来往，少说话”。这使茅盾大失所望，但虎穴既入，只好韬光养晦，一边构思脱身之计。

茅盾毕竟是怀着一番抱负而来，他要尽力做事。在新疆学院，因师资匮乏，他揽任了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概论、西洋史等多门课程。日以继夜，孤灯独对，自编教材，学生誉其为“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

茅盾到新疆后，于4月12日在《新疆日报》发表了《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认为新疆文化建设已经有了飞跃式发展。他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政策看作是推动新疆文化进步的主要原因，认为正是因为把握住了这个原则，所以新疆的文化工作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能够适应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关注和提高各族群众的精神生活，与全国抗战的总体形势相契合。

盛世才别有用心地创办了《反帝战线》杂志，请茅盾任主编，茅盾坚辞不就，这使盛世才颇是不满。但茅盾积极为《反帝战线》写稿，先后发表多篇文章。

6月，杜重远在新疆《反帝战线》杂志第2卷第9期发表了《介绍沈雁冰张仲实两位先生》一文，将两位文化名人推荐给新疆各界。他在文中是这样介绍茅盾先生的：

沈先生名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有许多不知道他真姓名的人们，常常称他为茅先生，就是最近在兰州有位富人请他吃饭的时候，请帖上还写着茅先生盾呢。他的老家是住在浙江的嘉兴，所以他说起话来，还带着嘉兴的腔调。例如“剧本”，他说“脚本”，“主意”他说“紫意”，“解释”他说“假释”等等。他的小说天才的文艺作品，非但“誉满全国”，而且“名驰中外”……

他还写道：“沈先生的个子不高，具有一种活泼聪敏之气，一望而知是一位江南的文人；张先生个儿稍长，表现一种刚毅果敢之风，一望而知是北方的战士。两先生的产地不同，性格不同，然而忠实于人类，忠实于思想，严于律己，宽士待人之种种美德，则极相类似。”

茅盾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后，开设了“文艺思潮”“国防教育”“中国通史”等课程，使用的教材都是他亲自编写。因为慕名前去旁听的人太多，教室常被围得水泄不通，社会各界都希望请他去演讲。

1939年5月，茅盾应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化名汪哮春的共产党员汪小川邀请，在新疆日报社大会议室讲述创作长篇小说《子夜》的经过。除了报社人员外，新疆学院师生和不少文化界人士也前去聆听。演讲内容被整理成文字，以《〈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为题，刊发在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上。该文阐述了《子夜》的创作动机和艺术手法，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透彻地理解这部现代文学名作。茅盾还应邀为《新疆日报》撰写文艺评论文章《关于诗》，发表在5月13日的副刊上，向新疆各民族青年诗歌爱好者介绍诗歌的基本理论知识，如“叙事诗”“抒情诗”“音韵节奏”“含蓄”等概念。在茅盾看来，诗歌创作的前提是要把握好音韵节奏和抒情风格，写诗要求创作主体具备自由驾驭文字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该文还探讨了文学作品的类型，如“叙事的”“抒情的”和“戏剧的”，同时辨析了各文学门类的基本内涵。

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茅盾在新疆学院作了《五四运动之检讨》的报告，分析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弱点，得出中国只能走“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民主革命”的结论。

随后，应新疆妇女协会邀请，茅盾在新疆女校（今乌鲁木齐第八中学）作了题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演讲，对青年人进行新文学、新思想的启蒙教育。讲稿发表在5月8日《新疆日报》上。他在演讲中强调两个观点：“（1）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之完成，必须展开与加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要获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作家的正确而前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为必要。（2）中国革命文学要完成其任务，须先解决大众化的问题。“茅盾对新文学的发展目标和创作方法作出了界定，尤其关注文艺大众化问题，强调文艺生产与文艺批评的人民立场与大众标准。该校教师王采南当时就在现场，见到了茅盾——“台上的茅盾先生个子不高，穿西装，戴眼镜，讲话有浙江口音，但是非常文雅。”

10月19日，茅盾参加了新疆学院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他追忆与鲁迅先生共同在左联战斗的日子，高度赞扬鲁迅先生“至大至刚的爱民族之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随后，茅盾为《反帝战线》撰文《在抗战中纪念鲁迅》。

茅盾的《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一文，发表在1940年2月出版的《反帝战线》上。文章对“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展开了理论关键词式的考察，认为“通俗化”有着“应用民间熟习的形式而使之普遍”的意义，“大众化”包含“教育大众”与“向大众学习”两个层面，“中国化”即辩证看待历史文化遗产，从中吸取有益成分，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该文还涉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同时围绕“文艺与现实”“文艺与大众”等论题展开深入阐释，提倡一种融“文艺社会学”和“文本审美研究”于一体的批评观，为当时新疆的文艺评论打开了一扇窗。

1939年4月8日，盛世才成立了新疆文化协会，协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基本宗旨，下设艺术部、编译部和研究部，负责领导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推动全疆文化发展；调整并沟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日常工作；提供精神食粮，培育文化干部，举行各类文艺活动。茅盾任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张仲实任副委员长。这是个“半官半民”的文化开拓性团体组织，也难免受到盛世才的疑忌，他派亲信李佩珂独揽文化协会大权，对茅盾和张仲实进行监视，进而以总会控制各分会。协会一切大事均须通过李佩珂首肯。但茅盾积极利用这个平台，为新疆文化建设做事。他上午在新疆学院教书，下午在文化协会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编写了一套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为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四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小学学习使用。茅盾在编写小学教科书的过程中，热情帮助并悉心指导年轻的维吾尔族翻译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对他的成长与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新疆文化协会艺术部部长，他指导话剧、歌咏和漫画三个小组开展工作。茅盾利用课余时间指导新疆学院学生从事文艺活动，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支持学生成立“戏剧研究会”。在茅盾的指导和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赵普林、党固、乔国仁等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话剧初稿完成后，茅盾亲自执笔修改、定稿。这部话剧于1939年5月在迪化西大楼等地正式公演。这是新疆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和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话剧，该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和审美原则，剧情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以鲜活的艺术形式再现新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上演后轰动迪化。茅盾为此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的评介文章，解释该剧之所以采取报告剧形式的原因，接着围绕“革命的前夕”“新时代降临了”“六大政策的胜利”三幕介绍剧情，号召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反映新疆现实生活的剧本，把戏剧创作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