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纪念刘志丹的情感意蕴和政治表达

刘志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他领导渭华起义，在陕甘多地从事兵运工作、组建红军、开创苏区，在受到错误路线排挤的情况下仍坚持革命，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经历错误肃反后仍以革命事业为重，最终牺牲在红军东征前线。刘志丹牺牲以后，中共中央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他。除召开公祭大会、登报进行宣传外，还将刘志丹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为其修建烈士陵园等。上述举措足以说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刘志丹进行了高规格纪念。这种高规格的纪念不仅源自纪念者的真情流露，还蕴含着一定的政治意味与现实导向。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纪念刘志丹的既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魏德平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的原因。此外，陈金龙在《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历史与发展，并对纪念活动作了定义，指出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陈金龙还对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进行了概括，主要有理论阐释、政治动员、政治整合及协调国际关系。李添则主要针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烈士纪念活动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既有研究主要针对纪念活动本身，大多聚焦于整体或某一时期的纪念活动，尚未有针对纪念活动所潜藏的情感意蕴与政治目的的研究。本文则聚焦于此，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纪念刘志丹的各类活动出发，深入探究这些政治仪式所蕴含的深厚情感意蕴并挖掘其背后的政治目的。

一、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概况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牺牲于红军东征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在他牺牲后，中共中央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表达对他的悼念之情，主要包括召开公祭大会、登报宣传、修建陵园及领导人题词等。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举行专门公祭大会缅怀刘志丹。举行追悼会或公祭大会是中国共产党较为常见的烈士纪念方式，这种纪念方式较为正式，可以体现烈士纪念的庄重。在刘志丹牺牲的十天后，中共中央便在瓦窑堡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据刘志丹警卫员回忆，其遗体由警卫员谢文祥率领一个排于4月20日运抵瓦窑堡南黑山梁北山角的砖瓦窑。4月23日，遗体运至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市。4月24日，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两三千人，在南门戏台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和秦邦宪先后致悼词和讲话，他们高度评价了刘志丹一生的丰功伟绩。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等人亲自扶灵，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市南门外二三里处的山坡上。1943年，刘志丹烈士陵园建成，中共中央随即开始为刘志丹移灵。1943年4月19日，子长县在移灵前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公祭大会庄严肃穆，首先是中央军委代表介绍了志丹烈士生前史略。接着由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刘志丹生前友好和亲属代表也分别讲了话，灵堂两侧还悬挂着董必武题写的巨幅挽联：“志士求仁飞渡黄河勤讨贼，丹心救国誓扫倭奴不顾身。”4月20日，刘志丹遗骨从瓦窑堡动身前往延安，子长县党政代表、机关干部、市民、学生五百余人一直送到了五里外的磁窑沟，在磁窑沟又举行了别灵仪式后，送灵一行正式启程。4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在桥儿沟迎接刘志丹遗体时举行了盛大的迎灵仪式。在高岗、林伯渠等党中央各机关及边区一级的党政军诸同志的护送下，刘志丹灵柩抵达位于延安专署广场内的灵堂。4月23日下午，延安在专员公署广场内举行了刘志丹公祭大会。参加公祭人员共一万五千余人，大会由延安卫戍司令王震任指挥，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任司仪，主祭人为高岗、林伯渠。由谢觉哉宣读祭文，高岗报告刘志丹的生平史略。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说道：“刘志丹同志是一个模范党员，如果有人要问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子就请看刘志丹同志。”任弼时、博古、林伯渠等在会上讲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赠送了白绸挽联。5月2日，志丹县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上午九时，高岗、林伯渠在刘志丹灵前致祭。十时许移灵，高岗、林伯渠亲自执绋，张秀山、吴岱峰、刘景范等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代表，志丹县各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代表，以及烈士亲友家属等万余人参加了公葬仪式。十一时，灵柩到达志丹陵，由志丹县长李超任司仪，高岗报告刘志丹生平革命史略，林伯渠、张秀山、曹力如等讲话。刘志丹家属代表刘景范同志向大会致谢并说：“志丹同志的死是光荣的，家属必秉承遗志，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最后由曹力如宣读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祭文。刘志丹牺牲后，中共中央多次为其举办公祭大会。在1943年移灵时，更是在子长、延安、志丹多地举办纪念仪式。在这些公祭大会上，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主要领导人出席并发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纪念刘志丹的重视，也足以说明其规格之高。

中共中央在刘志丹牺牲后还以报刊为媒介对其进行了大量宣传。这些宣传大多集中于《解放日报》中，主要可分为对陵园修建、移灵与公祭大会的集中报道，刘志丹的生平史略及革命故事，党政领导人及刘志丹生前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及群众对刘志丹的自发纪念活动。1936年4月26日，刘志丹牺牲之后中共中央便在《红色中华》上发文纪念刘志丹，简要叙述了刘志丹的革命史略，并对瓦窑堡举行的刘志丹追悼大会进行了报道。1943年，《解放日报》通过对刘志丹移灵的连续报道，掀起了宣传纪念刘志丹的一个高潮。这一时期除报道移灵事宜外，《解放日报》还发表了许多纪念刘志丹的文章。如1943年4月23日刊发林伯渠文章《永恒的记忆》。同日还刊登了贺晋年所写的《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篇文章回顾了刘志丹生前的革命故事，讲述了对刘志丹正确路线认识的深化，并表达了对刘志丹同志情的怀念。4月24日刊登了高岗文章《向刘志丹同志学习》，文中简要叙述了刘志丹的革命史略，着重强调了刘志丹在面对错误路线迫害时的大局意识，并号召广大党员学习刘志丹。此外还刊登了王世泰、马锡五等人的纪念文章。《解放日报》在这一时期刊登的纪念刘志丹文章数量众多，以移灵为中心，对公祭大会、群众路祭等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同时通过刊登党政要人的纪念文章表达对刘志丹的缅怀，这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刘志丹纪念事宜的重视。此后，《解放日报》对刘志丹的报道则多属纪念性文章。1945年，《解放日报》刊发了系列刘志丹故事，主要有4月28日的《志丹同志轶事》，8月19日作者马光厚在第四版发表的《晒脑筋——回忆志丹同志》，以及连续刊载的刘志丹系列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刘志丹进行宣传，这不仅是出于对他的纪念，也源自抗日战争胜利新形势下获取人民政治支持的现实需要。

中共中央还通过修建陵园表达对刘志丹的纪念。刘志丹牺牲于东征战争期间，由于当时的客观因素，其牺牲后遗体只得秘密安葬于瓦窑堡城外三里处水沟坪山脚下。1939年，刘志丹坟墓已破败不堪，这也是中共中央决心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的直接原因。刘志丹胞弟刘景儒在前去瓦窑堡拜谒时，发现坟墓被大雨冲开，向志丹县政府请求帮助。志丹县政府遂于1939年10月21日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呈文，请求政府予以经费上的帮助或从人民中发动募捐。10月28日，边区政府回文称：“查迎葬先烈刘志丹同志灵柩一节应予照准。本府已责成教、建两厅设计办理矣。”1940年，党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志丹陵园。为此成立陵园筹建委员会。刘景儒也被推荐为该委员会成员。1941年，刘志丹陵正式动工，在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及各界群众的支持下于1943年建成。刘志丹陵园坐落于志丹城北的炮楼山与瓦窑山之间的山坡上，《解放日报》1942年10月5日发表《记志丹陵》一文，文中大体介绍了志丹陵的位置与布局：“‘刘志丹将军之墓’庄严地高耸在志丹城的北方……陵墓落北面南，墓前端为三通互贯着的陵堂，壁上悬有党、政、军、民诸负责同志底匾额题字，严肃悲壮。志丹灵位在正陵堂的后方，灵前志丹绘像——极其英武，像身与志丹遗体相等，戎装骑马……由灵阁走廊向左右前进，顺梯阶便上达陵堂顶端。‘刘志丹将军之墓’石碑后面，是巍然的圆形的陵墓封顶。……革命烈士纪念台正立于陵前，台与陵堂中间，竖立着四付方形石制纪念碑，系一一五师、一二〇师、边保司令部、习仲勋专员分别敬赠。纪念台中央为纪念阁，藏‘刘志丹同志传略’，传文长达数万语，分刻于六幅石壁上。纪念台高八尺，面积两方丈，旁有砖阶上升可入纪念阁，阁前面‘革命烈士纪念’，系毛主席亲题，阁后则尽列捐助建陵的机关与个人名单。”为刘志丹修建气势恢宏的陵园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纪念刘志丹的重视。烈士陵园也为纪念刘志丹提供了一个实体载体，这可以使刘志丹的革命事迹广为流传，使其革命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

中共中央还通过题词的方式表达对刘志丹的纪念。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常用题词的方法表达对烈士的纪念，这种方式可以直观地表明对烈士的缅怀之情。为刘志丹题词的人数之多是延安时期少有的，这些题词大多存于志丹陵中。刘志丹烈士陵园二门后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四角主亭，亭中矗立着毛主席的题词石碑：“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四角主亭后面是纪念堂，堂内四壁镶嵌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二十余块题词石刻。其中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则题词：“红军模范。”叶剑英题词：“懿惟志丹，革命英雄。国际主义，奋志先行。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纪念先烈，以启后人。”陈云题词：“共产党员的模范。”徐向前题词：“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革命队伍的最忠诚战士。”王稼祥题词：“与陕甘宁边区同垂千古。”除此之外，陵园内还有《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刻，及李富春、贺龙、林伯渠、蔡畅、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博古、邓发、凯丰、肖劲光、罗迈、李鼎铭的题词石刻。数量如此众多的领导人题词足以体现中共中央对纪念刘志丹的重视，这种大规模的题词石刻在中共党史上是不多见的。

二、中共中央纪念刘志丹的情感意蕴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意蕴。刘志丹牺牲于革命事业，对其进行纪念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刘志丹的朴素但真切的缅怀；其次还有着逐步认识到刘志丹的革命功绩后对其贡献的认可与褒扬；最后则是对刘志丹高尚个人品德与坚定党性的赞颂之情。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最直接的情感意蕴就是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这种缅怀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刘志丹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即便是与刘志丹素不相识或仅有一面之缘的领导人，也为他的牺牲而悲痛。刘志丹为革命奋斗终生，其功绩与辛劳为人共睹也令人动容。正如毛泽东题词中所言：“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的挽词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平实的话语却更能体现其中蕴含的情感。毛泽东对刘志丹的牺牲是深感意外的，并且深深感动于他为党为国的精神，认为刘志丹将永远留在党和人民心中，这其中的哀叹与缅怀之情朴素但真切。又如肖劲光挽词所言：“早岁倡义，力拯斯民。大旗高举，风靡三秦。为党为国，成功成仁。英风伟烈，炳炳麟麟。”这三十二字凝练地概括了刘志丹致力于革命的一生，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刘志丹牺牲的叹惋。《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中写道：“志丹同志之死，是党之重大损失，亦是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形体虽殁，其精神实炳耀千古。”碑文所述情真意切，将刘志丹之死视为党的损失，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刘志丹之死的惋惜和缅怀，又将其视为全国人民的损失，这也充分说明了刘志丹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纪念刘志丹的各类公祭活动往往是人头攒动，不仅有中央、地方的党政干部，还有许多自发前来悼念的群众，《解放日报》在报道子长县公祭大会时写道：“19日举行公祭时，与祭群众终日不断，总数在9000人以上，有些妇女从来不出门的，可是为了纪念这位人民的领袖，也都自发地参加了。”谢觉哉在1943年4月23日日记中也写道：“下午参加延安公祭刘志丹灵榇，有老百姓来祭者，仍行跪拜礼，闻沿途祭者颇多。”4月24日，延安市群众自发恭送刘志丹灵榇，“从东关至枣园，民众自动设坛路祭者即将近百处，鞠躬、叩首之群众，计有千人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参加公祭大会与沿途路祭刘志丹的群众人数众多，他们用自己心中最朴素的方法，表达着对这位群众领袖的怀念，这些无不体现着民众对刘志丹牺牲的深切缅怀之情。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还体现了对刘志丹革命功绩的认可与褒扬。刘志丹一生的革命功绩异常显著，他对革命最大的贡献便是创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些成就的意义与刘志丹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在今天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在党史上，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中央在弄清历史问题后，便采取高规格纪念刘志丹的方式表达对其革命贡献的认可与褒扬。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刘志丹等人被中共中央解救，但肃反的遗留问题远没有解决，刘志丹始终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据李维汉回忆：“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马文瑞在刘志丹牺牲后受命编写刘志丹的简传，他去中央组织部翻阅刘志丹档案时发现：“看了档案，才发现纠正‘肃反’问题的结论并不准确。中央组织科的干部登记表中写着刘志丹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不彻底的处理方式是由于当时的客观因素限制，这为以后党内产生争论埋下了伏笔，也正是这些争论促使中共中央决心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将肃反问题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边区党这一段历史争论问题，不能把它孤立的只看做是肃反错误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曾经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过去所执行的路线是右倾取消主义，然而历史证明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方面，恰恰相反，错误的是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他们所执行的不是什么‘马列主义’的路线，而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以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高岗的讲话给这段争议的历史定下了基调。1943年，西北局在《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中称：“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毛泽东于1942年11月21日在《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中也讲道：“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在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了情况，懂得了历史。在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毛泽东的报告和西北局的决定都认可了高岗所作报告，这也就给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定下了基调，刘志丹自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与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自然也就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有力论据，也是中共中央感动于刘志丹革命事迹的生动体现。随后中共中央便借移灵之机为刘志丹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朱德挽词中称刘志丹为：“陕甘苏区的创造者。”徐特立在其挽词中说：“全国革命根据地受到摧残之后，播下边区作抗日根据地，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创造者谁？志丹、子长及其他同志，志丹为主要领导者。”这些领导人的题词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刘志丹革命功绩已经完全认识并认可，从为其举办的盛大纪念活动与多样的仪式便可看出其中所含的情感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