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哲学意蕴浅析

创作背景

1936年2月，毛泽东同志率部抵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并于此地完成了《沁园春·雪》的创作。本词的创作恰逢中国革命话语重构的关键节点。自长征胜利至全面抗战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亟须构建新的革命叙事，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体，来应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蚕食中国的罪恶进程，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逐日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陕甘宁苏区继续发动“围剿”；而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于之后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打通抗日路线”的东征计划，值此风云动荡的红军东征前夕的变局时刻，毛泽东同志为了视察地形，登上了黄土高原千米高的雪岭之巅，目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气象，将自然景观的雄浑壮阔与革命理想的恢宏气魄熔铸于词章之中，留下了这首足以传颂千古的豪放之词。毛泽东在词中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意象，既鼓舞红军将士突破黄河天险的斗志，又暗喻中国共产党挑战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革命决心。词中诸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奇绝想象，实为对红军战略转进的艺术化呈现——崇山峻岭化作银蛇狂舞，高原雪野宛若巨象奔腾，以神妙的动态描写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改造世界的实践伟力，也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

哲学思想

《沁园春·雪》的能作为传世名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其雄浑壮阔的意象表达，更在于它通过诗词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凝练与升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基，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矛盾分析法等理论融入词作，构建起一套独特的革命话语体系。

（一）革命主体性与客观自然性的统一

毛泽东在词中展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上阕“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铺陈，既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艺术化描写，又包含着革命者对自然进行主观改造的能动意识。词中选择“雪”作为核心意象也并非仅仅是描写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冰雪的肃杀暗喻旧世界的僵化秩序，冰雪覆盖的北国既是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也是旧中国社会矛盾的象征——封建压迫与帝国主义侵略如同严冬般禁锢着土地与人民。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奇幻想象，则通过艺术夸张手法将静态景物动态化，暗喻革命力量对自然与社会双重桎梏的突破。

这种自然观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化自然”理论高度契合。毛泽东通过“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观察，揭示了自然景观的社会属性：长城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在冰雪中呈现出的“莽莽”混沌状态，实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具象化表达。而“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展望，则展现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力——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改变自然与社会的存在形式，“红装素裹”的瑰丽想象预示革命烈火将融化坚冰，创造新世界。使“红装”（革命成果）与“素裹”（自然本色）达到自然美学与哲学的统一。

词中对“冰封”与“晴日”的对比描写，更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词中“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并非是对自然规律的盲目挑战，而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实践宣言。正如“红装素裹”的美好愿景必须通过“晴日”（革命胜利）来实现，社会变革同样需要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唯物辩证法则。

（二）唯物史观下的阶级分析法与人民主体性

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历史评述，标志着毛泽东对传统英雄史观的彻底颠覆。历代封建帝王被置于“文治武功”的维度进行批判：“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种评价标准的选择具有深刻哲学意涵——毛泽东并非否定这些历史人物的功绩，而是通过揭示其阶级局限性，证明剥削阶级代表无法突破其自身阶级局限性去完成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使命。

阶级分析法的运用。毛泽东通过“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评判，仅用寥寥数语就完成了对“帝王将相”史观的批判性解构。词中列举的帝王君主，本质上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秦始皇依靠民众统一六国却施行暴政导致二世而亡，汉武帝发动百姓北击匈奴却耗尽民力使得天下民怨沸腾，唐太宗为万民开创贞观之治却依然未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所有这些历史事实无一不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即历史上一切封建帝王都不过是“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已。毛泽东通过“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文学化表达，实则批判了封建统治背后的阶级本质——即便如成吉思汗般“一代天骄”，其“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力征服，仍逃不出属于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历史循环。故而历代统治者均以其文治武功建立政权，却因阶级局限无法实现“文治”与“武功”的统一。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诗词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即使是这些最能“建功立业”的封建帝王，作为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代表，其统治本质注定无法超越其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局限。词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论断，则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宣告了无产阶级破旧立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必然性，使整首词完成了革命叙事的升华。

人民主体性的赋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论断，完成了历史主体的革命性置换。这里的“风流人物”并非指个别英雄，而是指觉醒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词末八个字看似简洁，实则构建了全新的历史评价体系：封建帝王因脱离人民而注定成为“俱往矣”的历史过客，唯有“今朝”投身革命实践的工农群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这种思想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一脉相承，即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体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无产阶级因其阶级地位最具革命彻底性。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当国民党御用文人指责“数风流人物”暗指所谓的“帝王思想”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阐释揭穿了这种曲解的荒谬性。毛泽东笔下的“风流人物”绝非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英雄，而是指觉醒的无产阶级大众，他以“俱往矣”三字彻底否定旧时代的一切腐朽的英雄史观，用“风流人物”的全新定义将历史的主体性归还给了劳动群众。这种定义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中华文化语境相结合：一方面，“风流”二字承袭了魏晋名士“挥斥方遒”的精神气度，保留了汉语诗学的审美意蕴；另一方面，“人物”的复数形式暗含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形成跨文化呼应。这种话语策略既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又成功争取了民主人士的政治认同，堪称意识形态斗争的经典案例。

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词中对历史人物的评点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封建统治者的更替体现了阶级斗争的量变积累，而“俱往矣”三字则宣告了质变时刻的到来。毛泽东通过纵向的历史对比，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规律：当封建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粉碎旧世界的中坚力量，历史得以由此继续向前波浪式推进，螺旋式上升。

（三）矛盾辩证法的于诗词文学中的体现

《沁园春·雪》全词贯穿着矛盾分析法的运用，尤其在景物描写与历史评述的转换中，展现了毛泽东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精准把握。

主要矛盾的战略判断。上阕“冰封”与“雪飘”的景物描写，实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隐喻。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词中“顿失滔滔”的黄河意象，既暗喻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破产，也预示抗日洪流终将冲破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寇侵略，因为冰雪终将消融，黄河还会再度滔滔。这种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矛盾相联系的艺术手法，体现了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的战略思维。

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浑气魄，生动诠释了“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哲学命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词中“山舞银蛇”与“原驰蜡象”的对抗性意象，正是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审美投射。而“红装素裹”的理想境界，则揭示了斗争的目标不是毁灭而是创造——通过否定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通过克服矛盾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

量变质变规律的战略预见。从“千里冰封”到“红装素裹”的意境转换，暗含量变积累引发质变的哲学逻辑。红军长征的胜利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晴日”的到来（革命全面胜利）则需要持续的量变积累。毛泽东通过“须晴日”的条件状语，既强调了客观规律不可违背，也彰显了通过实践加速量变向质变过程转变的所需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思想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得到进一步展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四）中国传统文脉的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

《沁园春·雪》的生命力源于其哲学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的统一。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这种生命力的延续，源于毛泽东将哲学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相结合的创作智慧。毛泽东同志既没有像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未陷入“中学为体”的保守窠臼，而是通过对古典诗词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这种文化策略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先进理论必须与民族文化基因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社会意识的变革需要找到与传统话语的接榫点，而这首诗词就是其中典范。所以《沁园春·雪》的哲学价值也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中。毛泽东通过将“天人合一”“通变古今”等传统思维进行唯物辩证法改造，以及通过“诗史合一”的叙事方式，使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构建。

“天人关系”的唯物论改造。传统诗词中的“天”多具神秘主义色彩，如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浪漫幻想。而毛泽东笔下的“天公”则是客观规律的象征，“欲与天公试比高”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大众掌握和运用规律的主体宣言。这种对“天”的祛魅化处理，既保留了汉语诗词的意境美，又注入了“人定胜天”的实践哲学，而对“天人关系”的唯物论改造，既否定“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又继承“制天命而用之”的实践传统，实现了对自董仲舒以来数千年的“天人感应”论的彻底的批判性颠覆。

“通变”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升华。词中“俱往矣”的时间判断，吸收了中国哲学“穷变通久”的智慧。《周易》强调“变则通，通则久”，但多局限于周期律史观。毛泽东则赋予“变”以明确的阶级指向和历史内容：封建帝王的“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更替，是新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代替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而无产阶级的“变”是彻底打破封建剥削制度的社会革命，是人民群众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主角。这种改造使传统变易观升华为革命辩证法，既突破循环史观的局限，又保留“穷则变，变则通”的辩证智慧。

​“诗史合一”的叙事创新。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在毛泽东笔下获得新内涵。传统“诗史”多记录王朝兴衰，而《沁园春·雪》则书写阶级兴替。从“秦皇汉武”到“风流人物”的叙事转向，将诗词从士大夫的感今怀古的文学工具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打破了封建知识分子对叙事模式的垄断。

小  结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不仅是一首描绘北国雪景的壮丽诗篇，更是一部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思想巨作。纵观全词，毛泽东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巧妙的熔铸于中国传统诗词形式之中，既延续了“诗言志”的古典传统，又赋予诗词以改造世界的现代性使命，使《沁园春·雪》成为连接哲学思辨与革命行动的精神桥梁。传统文化的载体被注入革命思想的新内涵，既避免了教条主义的生硬移植，又实现了理论传播的本土化转换。它架起了理论原则与群众实践的桥梁。当普通战士吟诵“山舞银蛇”时，他们感受到的是革命必将冲破重重险阻的信念；当知识分子品味“稍逊风骚”时，他们领悟到的是超越封建文化局限的历史自觉；当劳动群众传唱“还看今朝”时，他们激发起的是当家做主的政治豪情。这种将哲学思辨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创作智慧，证明意识形态斗争不仅需要理论正确性，更需要传播有效性与情感认同。

在新时代语境下重读这首词，其哲学启示依然鲜活。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深化、文明冲突加剧的今天，词中展现的辩证思维为我们分析复杂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既要看到“冰封”表象下的危机与挑战，也要洞察“蜡象”奔腾中的机遇与希望；既要承认历史局限的沉重包袱，也要相信“晴日”将至的变革可能。这种哲学观照要求我们继承毛泽东将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正如词作本身所证明的：真正的哲学从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扎根现实、服务人民、指引实践的思想火炬。这种火炬的光辉，将永远照亮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壮阔征程。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