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担当与论者之卓见
作者: 仵埂就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而言,陕西无疑是一个重量级存在。前有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后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学界称陕西为文学重镇,它的确是当得起这个名号的。一个省域,能涌现出这么一个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作家群体,也算是一个十分稀罕的文学现象,当然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了。
但事实上,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落伍,成果也寥落。尽管单个作家的研究专著不少,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均有研究专著出版,但作为整体研究成果,却颇为稀见。近期,由西北大学文学院周艳芬教授等人撰写的《当代陕西长篇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史论”),不能不说是一大收获。
一、学理性梳理与史料的力量
这部论著构架以单个作家为章节,选取了十三位当代陕西重要作家,一人一章,共十三章,加上导论,成为整部论著构架。全书四十四万字,是一部质量上乘、识见敏锐、视野宏阔的长篇小说论著。
这部“史论”,行文沉静,从容不迫。字里行间,能看出作者知人论世的眼界、气定神闲的笔意。仿若静水深流,透露出一种雍容大气,显示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与学理性特征。推动文气生成的背后,是作者识见的高远与行文的自信,在犀利且优雅的文笔下,形成了一种雄浑磅礴的气场。“史论”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对作家艺术素养和思想境界的评析,对小说艺术本身的精到品鉴,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史论”引人入胜的魅力。从学理性层面而言,作者最大可能地搜集了所涉文献资料,使本著在论及作家生平与创作的关系时,信手拈来,无不成彩。在运用以往的研究成果时,也是俯拾仰取,左右逢源。或印证,或补充,或求解,或反思,均显示出一个学人的才禀与见识。
让史料说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武断地做出主观臆断。这是“史论”所秉持的学理原则。对待学问,只有这样的扎实功夫,才能构成令人信服的力量。反之,评价一部作品,只管满篇“我认为”式的自言自语,尽管也能显示论者的大胆与观点,但终究难以在学术上站稳根底。“史论”作者在这些方面,都显出了不同寻常的扎实功底,在得出一个结论时,往往运用不同论者的观点,来阐发一个重要论断。如对杜鹏程《保卫延安》的评价,作者并未主观贸然地对作品做出“史诗性品格”的判断,而是历述这一评价的源起和发展,从冯雪峰的论述里,引出《保卫延安》“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又追溯了“史诗或英雄史诗”这一概念的源起,说它最早来自欧洲的“一种叙述诗的体裁样式”。再从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中,引出其对史诗的定义:“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这样,对这部作品的“史诗性品格”评价,就不仅仅是作者的简单判断,而融汇了学界的普遍认知,显示了“史论”所具有的某种客观性质地。
对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另一评价则是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感”,在这儿也可理解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保卫延安》写的战争题材,部队生活。杜鹏程将自己极为欣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记在日记封面上:“在人们所宝贵的东西中,最宝贵的是生活。”因之,《保卫延安》所呈现出的生活性意义被人们所称道。“史论”作者用了三个作家对杜鹏程的评价,来证明这一点。其一是魏钢焰的评价,说杜鹏程“曾在六连炊事班住了五十天,他并不是因为这个炊事班有什么著名的英雄或有现成材料才去的,他知道这是连队中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最平凡的角落,他更知道伟大的事迹常常是这些永不炫耀自己的无名英雄做的,所以他决心和他们一块‘滚’”。作家尽管也是军旅出身,也曾作为随军记者跟随彭德怀部队与国军周旋,但在写作时他还是要再次深入生活,且非蜻蜓点水式深入。接着又引用柳青的评价:“说他不隔,和生活不隔。”“老杜的感情和战士不隔,世界观和战士不隔。”晓雷在评述杜鹏程的《战争日记》时也说:“《战争日记》不纯然是军事记录,战争日期的各个方面,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众的支前活动,部队的思想工作,前方的流血牺牲,后方的土地改革,几乎当时生活领域中的各个层面,都在这部战火纷飞中写成的日记中得到真实而真切的展示。”由此可见,该论著在材料上所下之功夫。据此可知,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厚重坚实的材料根基上,令人信服。
二、历史的纵深与回望性反思
作为一部史论性著作,当然要尽力做到客观公允。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既不能无限拔高,也不能随意贬低。时代无疑会对一个作家构成巨大影响,他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都会受到时代制约。有些问题,在这一时期可能是敞亮的,但却也同时遮蔽了另一问题。作家的慧眼,恰在于他能于时代敞亮的问题之外,还能发现被遮蔽的问题。而论者以史的纵深回望其创作来路时,常能发现作家所见与所不见。论者为一个作家作品下判断时,能直面问题,勇于揭示,也会显出论者的勇气胆识。作者将《保卫延安》与此后吴强的《红日》相比,认为前者“就显得单薄了”,《红日》克服了“反面人物的‘脸谱化’等‘十七年’小说普遍存在的弊端”,而《保卫延安》则“人物塑造不充分,艺术才能不成熟”。认为“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观照战争历史和人物,必然带来对小说真实性和人物生动性的损伤,这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固有局限”。上述论述,毫不讳言作品存在的问题,显示出“史论”作者严肃求真的学术情怀。
“史论”在论及作家创作道路与其作品的内在关联时,善于从作家的成长轨迹里,发现其间的隐微走向,从而形成对作家面貌的整体性把握。如第二章“柳青创业史与十七年合作化叙事”中,述及柳青的小说创作道路,以其早期短篇《在故乡》《喜事》为例,说那时“以鲁迅作为滥觞的现代乡土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渐成潮流、影响巨大”。即使是在《讲话》之后,《喜事》里所保留的“五四启蒙思想的鲜明印记,或者至少还在五四启蒙的话语边缘徘徊。于是从他的短篇小说中读出的矛盾与暧昧,感受到的欲说还休,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这是一个从“对工农大众启蒙”到“向工农大众学习”的转变过程。从这样的转变出发,柳青最终走向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创作理念,扎根皇甫十四年,最终创作出了《创业史》这样的鸿篇巨制。
论著第四章论及路遥的创作道路时,认为尽管路遥将柳青视作“精神导师”般的存在,一直坚持“过时了”的现实主义,“但同时,路遥也不再遵从《创业史》的国家意识形态视角,而是更多从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来切入对新一代农民命运的思考”。在分析《人生》中的两种爱情观时,论者敏锐指出,刘巧珍的爱“是超越现实观念的爱”,“她的爱情更为纯粹,没有任何的附加,爱情就是巧珍的‘生活原则’”。而黄亚萍的爱则是理性的现实的。但巧珍的爱“超越世俗的无限性,为爱而爱,无怨无悔,才是人类爱情的终极理想”。这样通透酣畅的论述,洋溢着生命的卓见与激情,给人以莫大的精神快慰。
长篇巨制,无疑更易于伸入历史的纵深处,或者说无法回避历史的纵深。柳青的《创业史》所抒写的合作化道路,当然无法回避此前的土地观念和个人意识,也无法不思考此前“靠枪炮的革命”转变为“靠多打粮食的革命”,在两者转变中所形成的问题。在理想化的崇高追寻里,却也包含了深深的遗憾:“由于错误的政治导向和农民过于急切的革命遐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倾斜失重,蕴藏在农民身上的精神能量并没有真正用于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而是消耗于无端虚妄的阶级斗争之中。”当下的现实与历史的纵深,这一点,也体现于作者对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评价上:“梁生宝身上寄托的恰恰是柳青身上不可抑制的政治热情,柳青对梁生宝的爱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爱这个人,而是爱他身上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对梁三老汉,作家则动用了最为深层内在的主体情感,梁三老汉是浸透了作家血肉疼痛的人物,作家笔下形象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莫不熔铸着作者的切肤之爱。”这样的知人论世之语,只有在通透地了知作家的整个人生阅历及创作道路后,方才如此透亮地道出。
“史论”在解读作品评析人物时,无疑有着历史云烟的绰约身影,从后来的历史走向里,作者也获取了新的视界,有了新的认知。在对《创业史》中的负面人物郭世富和郭振山分析时,论者敏锐发现,柳青“在谴责郭世富的顽固自私之时,对其精明强干的素质不无欣赏”。“而郭振山在自发势力的驱动下拼命劳动的情景,简直是作者对劳动美的由衷赞歌,这两个人物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丰满鲜活远远超出了评论者对他们阶级层次的简单限定。”郭世富的“精明强干”和郭振山的“拼命劳动”,恰是今天市场经济下所激发出的个体创造活力,也是今日成功者的必备素质。作者能从复杂多样的负面人物性格中,发掘出这样值得肯定的另一面,显然,这是历史回望下新生的视界。同时,我们也可通过论者尖锐且恳切的分析,见到其极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
三、精微的品鉴与不凡的识见
作为文学批评同仁,我在阅读“史论”时,无意中是带有一些挑剔眼光的,想看看论者怎么评价她笔下的十三位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我也无不熟悉。所以,阅读过程,也是与自我评判相互生发、交错印证的过程。实在说,多数时候,我都感到了阅读的收获与喜悦,论者精彩的论述时不时令人叹赏。比如,第八章对叶广芩的评价。论者将叶广芩与张爱玲相比较,这样写道:“与同样出身簪缨望族的张爱玲相比,叶广芩在《采桑子》《状元媒》中没有将大家庭的分崩离析刻画出刻骨的‘苍凉’,总保留了一丝脉脉的温情,并将笔触拓展到宫女、太监等‘边缘人物’身上,着力刻画他们日渐平民化的日常生活,则体现出这种精神的深远。”这是需要那种细微深入的感受才能品味到的韵致。尽管叶、张二位同为“簪缨望族”,同为女性作家,笔下所表现题材亦有相同,但两者的艺术取向和审美趣味,却大异其趣,差异显著,那种精微与细腻,那种心理深处对平民下人的感受,仿若不同时代女子身上的着装,时代与处境的印痕如此鲜亮。论者发现了张爱玲那种“苍凉”,也感到了叶广芩那“一丝脉脉的温情”。特别是对宫女太监这些下人的姿态,叶广芩有了新质思想的介入,于是,与张爱玲的感觉就颇为不同了。
在评说《采桑子》中的贵族趣味时,论者认为:“叶广芩笔下的‘贵族’不再专指其社会学意义,而是在平民社会中以文化属性来区分个人灵魂及意志,并最终关乎存在意义上的审美观照。”剔除阶级或阶层属性后的人之存在,唯余文化属性与审美趣味,当他们身上的贵族光环黯淡之后,屹立于人群的则是人格气韵。那种高贵的精神存在,并非因贵族身份而彰显,它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高级文化品格。当社会文化呈现出粗鄙化状貌时,人们便呼唤贵族精神——是一种贵族精神,而不是贵族。我们日常里总会遇到显贵,却少见贵族精神。
论者在论述叶广芩小说的思想底蕴时,敏锐地抓住了“情义中国”这一动人的价值。这种超功利的价值底蕴,成为论者评价作家笔下人物所散发出的恒久的人性光辉。《状元媒》中,“王利民从法国回来后担任了工会夜校的教员,组织工人和父亲王国甫这个‘资本家’谈判反裁员与反减薪。王国甫于是提出了断这‘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却未料到王利民说‘阶级是阶级,血缘是血缘,咱们再怎么对立您走到哪儿也是我爸爸’”。还有那个知青集体户中的老二,“因‘老五’不慎跌入自己‘为贫下中农打的井’溺亡而自责不已、不惜偷跑回北京成为黑人黑户也要侍奉‘老五’的母亲直至老人过世”。这些情义中国的最好代表,诠释着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不管是阶级撕裂还是个体自觉,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在社会成员遵循的行为模式方面具有的约束力,往往具有国家权力乃至法律抵达不到的效果”。尽管“家族结构的瓦解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尽管“以血缘关系为社会凝结标准的规矩虽然已被打破”,“但中国人的情义之美却是‘代代相传’,这是民族文化的基因,也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密码”。同时,这基因也以此弥合着阶级意识构成的裂痕。不能不说,论者这些精辟识见,对作品的解读分析,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论著中的闪光之处随处可见,以上仅为数章内容的分析,如同艺海拾贝,目不暇接,其精彩处无不引人。如论者对贾平凹创作道路的解读,撷取作家的“平民立场”“民间叙事”和“复古意识”,认为其“复现了六朝志怪、唐传奇以及《聊斋志异》《浮生六记》等文人笔记传统”。认为“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底色,直至2022年的《秦岭记》问世,仍然在‘笔记’传统中寻找可资现代转化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并借吴义勤之语说贾平凹所坚守的是“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叙事传统”。这些论断,可谓贾平凹长篇创作风格的精辟发微。论及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充分肯定其经典性时,也提出了值得探索和讨论的争议:“儒家文化内涵。”认为“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发现并将其奉为《白鹿原》的主要思想资源”,“但自始至终回响着一个沉重的叩问,儒家文化能否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定海神针?”所有这些,都带动读者走向了阅读深度与问题的边界,深化了我们对一部宏伟巨著别一维度的理解。
最后,稍感不足的是,作为一部史论著作,未能根据史的时段划界分论,而是按作家分章独论,这样缺少了史的打通和比较,显得“史论”的整体综合面目模糊,横断面清晰而纵深感不足。好处是每个作家独立成章,集中展开,论述颇充分,只是不同作家篇幅理应有轻有重,但在写作中,其篇幅似乎大体相同,对比性的轻重优劣未能相较而凸显。
尽管有上述问题,但总体而言,这部论著无疑是近年来对陕西长篇小说研究少见或仅见的丰硕研究成果,其意义不言而喻。另外,“史论”中所具有的史识眼光和宏阔视野,论者敏锐的艺术发现与冷峻严肃的历史担当,以及其深厚素养和斐然文采,还有那雍容典雅的文气,都令人倍生喜欢。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