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1人才是基层治理、发展、富强的第一资源，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对人才具有强烈的需求，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尤其对专业技术人才求贤若渴。为引导优秀大学生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2003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系列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的政策组合拳。系列政策在推动人才奔赴基层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距离基层对于人才的需求还远远不够，而且相比于城市基层，农村基层的人才吸引力更低。[2]2021年国家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从政策层面引导基层勤栽“梧桐树”、筑好“安居巢”，吸引并激励各类人才在基层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

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已经成为我国有效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7月发布的就业数据，6月中国青年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21.3% ，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城市人才饱和现状让基层就业成为舒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重要路径。历年实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项目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持续显效。3]西部基层作为全国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重点区域，接受过高等教育总人数本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又面临“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出窘境，支撑基层治理与发展的各类人才严重短缺，急需要毕业大学生禅补阙漏。

本文分析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重在探究两个问题：（1）能而趋之还是能而远之？各级政府通过系列优惠政策，期望基层引来“金凤凰”，聚集志在服务基层的优质人才。本研究试图回答通过西部高校的教育引导，具备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大学生是否愿意奔赴基层，为基层固本强基和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2）贫而趋之还是贫富无娇？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平等就业”理念，已有研究发现基层就业政策对家庭社会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毕业生促进作用较大[5]。西部高校响应基层就业政策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家庭资源相对贵乏的大学生，还是对所有大学生都存在显著的响应效应？文章从反映大学生能力的人力资本和反映家庭经济背景的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基层就业“谁愿意去、为什么去”，从而为引导毕业生主动选择基层就业提供教育策略和政策优化的依据。

二、文献回顾

大学生基层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总的来说，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基层就业政策实施现状的分析。为缓解基层人才紧缺局面，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途径，多年来国家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政策框架体系，其中“三支一扶”“特岗教师”“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成为有效吸引大学生的基层服务项目[。学者们认为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引进人才、引导各类高素质人才在基层找到建功立业岗位[7]、促进基层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作用[8]。但是，政策的促进效应存在局限性[9]，有基层就业意愿的大学生比重[10]、进入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比重[]、扎根基层工作的人数比例均相对较低，基层建设中高学历人才匮乏的局面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12]

第二类是大学生人力资本与基层就业的相关性研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大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形成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要素构成人力资本，体现了个体的综合能力与素质。源于测量指标的可获得性，学界用学校成绩、学历层次、学校特征、干部经历、获奖情况、政治面貌等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总结已有人力资本影响基层就业的研究，得出以下文献结果：首先，学业成绩排序基本与选择基层就业的意愿呈负相关，成绩相对靠后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去基层就业[13]；其次，基层就业对学历层次的需求集中在本科和专科学历层次的学生，学历水平对于基层就业期望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专科生的基层就业意愿比本科生更强[4]；再次，有研究指出院校层次对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非重点院校学生更偏好基层就业[15]。已有研究结果说明，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就业地选择，人力资本越高的个体更趋向于流向空间更大、等级更高的劳动力市场[，赴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在人力资本方面大多处于弱势地位[17]

第三类是大学生社会资本与基层就业的相关性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大学生就业时的先赋性社会资本，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的先赋关系在大学生基层就业选择中起到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发现，父亲职业、家庭收入、家庭所在地构成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基层就业的影响较大。具体表现在：一是父亲职业地位影响子女选择基层就业偏好。父亲职业地位愈高，其子女选择基层就业意愿愈微弱，父亲就职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学生更偏好基层就业[8]。二是父母收入水平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影响显著。与低收人家庭相比，来自高收人家庭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较低[9]。三是家庭所在地对大学生基层就业选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具备社会资本优势的城市毕业生更可能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而较少考虑到农村就业[20]，农村户口毕业生比城镇户口毕业生更倾向于考虑基层就业[2]。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响应基层就业政策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家庭资源相对匮乏的大学生群体[2]，基层就业政策对家庭社会资本处于弱势的毕业生促进作用较大[23]。

考察已有关于大学生基层就业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首先，分析大学生基层就业现状、探讨基层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数量较多，从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单个方面探讨基层就业选择的研究数量不多，同时分析“双资本”对基层就业意愿复合性影响的研究极少。其次，目前有关注北京、江苏等地区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文献，得出结论称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越低，基层就业意愿就越弱，但是对西部地区高校的研究鲜少。因此，本研究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一基层就业”的路径模型，基于西部57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基层就业意愿的双重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聚焦于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市场分层中往往被认为与基层的劳动力市场性质更相近，西部高校的大学生离基层的空间距离更近，在基层就业政策的制度驱动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引导下，西部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是否会有所不同值得探究；第二，本文尽可能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就业机会认知、就业形势认知、就业竞争力认知等的影响，并使用替换模型、倾向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期更加准确地识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基层就业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西部57所高校抽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探究基层就业意愿强弱不同的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征，并采用替换模型、倾向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数据样本

本研究运用石河子大学“大学生就业观调查研究”“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调查研究”联合课题组采集的数据。样本采取整群抽样，覆盖57所西部地区高等院校，涵盖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3个学历层次群体，包括25538份有效样本，涉及19个专业，生源地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研究样本中男生占比 39.24% ，女生占比 60.76% ，来自城镇的占比 29.83% ，来自农村的占比 70.17%。

（二）变量说明

1.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变量。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凝聚在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24]，是指大学生所拥有的各类知识、技能和素质，在就业中能够被用人单位认可并愿意为其支付报酬[25]。宋国恺在测量个人能力资本存量时采用了“成绩排名是否为前 30% ”这一指标[26]；

黄敬宝在研究中指出，学生干部身份、高校级别和荣誉证书拥有情况等因素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具有较大影响[27]；孟欢对于人力资本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包括受教育情况和政治面貌[28]。总结前人研究，本文在测量人力资本时选取成绩排名、获奖情况、学历层次、学校层次、干部经历、政治面貌6个指标。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指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从其社会网络中获取和使用的关系资源[29]，对社会资本的有效运用能提高个人预期收益，改善社会效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衡量社会资本最常用指标。邓淑娟等通过研究指出大学毕业生除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匮乏，所以其社会资本主要是其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30]，因此本文中研究的社会资本主要为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王霆在研究中使用家庭收人水平这一指标[31]；王卓等在家庭背景的操作化定义中引人了父亲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等指标[32]；邓淑娟等采用监护人职位来表现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33]。总结前人研究之后，本文在测量社会资本时选取父母学历、父母职业、家庭收人、家庭所在地4个指标。

2.因变量：基层就业意愿。根据《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号），“基层”指的是县及县以下单位，主要指农村建制村或城镇社区、国家和地方服务基层项目、艰苦行业企业，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

3.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除性别、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等基本的人口特征变量之外，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对于自己所学专业的就业机会、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就业竞争力的评价也可能影响其基层就业意愿，因此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人分析当中。以上变量赋值及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中的因变量“基层就业意愿”属于二分类的定类变量，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中因变量设定为， y=1 表示愿意去基层就业， y=0 表示不愿意去基层就业，影响 y 的m 个自变量分别记为 ， ， ，表示影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因素。记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就业的概率为 P ，则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此时 近似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每增加一个单位，愿意去基层就业的可能性降低或者增加（ 。

（四）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避免因多重共线性导致系数估计偏误，在进行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前，先对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的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2.896，即自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