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协同教养的联合模式及其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

一、问题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家庭，养老和育幼被视为家庭成员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在传统集体主义文化和当下家庭现实需求的共同影响下，祖辈和父母共同养育孩子成为家庭养育的一种普遍选择1。2017年，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调查发现，近八成 79.7% ）的祖辈参与了城市小学及以下阶段儿童的日常照料工作[2]。《中国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蓝皮书（2023）》显示约 40% 的祖辈是16岁及以下儿童的部分或全职照顾者[3]。来自西方国家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约有110万60岁以上的祖父母参与抚养了一个或多个18岁以下的孙辈4。在欧洲，许多祖父母也参与了学龄前儿童的照料[5。祖辈成为当代年轻父母在育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养育资源。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当祖辈与亲代养育者共同抚育下一代子女时，家庭中出现了新的双边关系——代际执行子系统。代际协同教养作为代际执行子系统的重要功能，是影响儿童适应的重要因素。作为儿童适应的重要内容，问题行为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问题行为是指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非适应性症状，包括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品行问题等外化问题行为，以及情绪症状、同伴交往问题等内化问题行为7。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支持性的代际协同教养是预防儿童问题行为的保护性资源，而破坏性的代际协同教养则是诱发儿童问题行为的风险因素[8-9]。然而，已有研究通常采取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考察代际协同教养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会模糊群体内的差异，无法发现代际协同教养的异质性及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并通过相互作用影响彼此的行为，进而塑造了整体家庭氛围6]。因此，有必要采取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从家庭整体层面考察代际协同教养的类型并挖掘其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这样可以更好地识别代际协同教养的风险亚型，从而为有针对性地改善代际协同教养质量以及预防或减少儿童问题行为提供依据。

代际协同教养是指两个或多个承担教养责任的成人在儿童养育过程中彼此的协作，包括育儿过程中一方养育者对另一方养育者教养目标的支持性行为和破坏性行为两类，可从团结、一致、冲突和贬低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团结是指养育者积极主动提高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它既包括祖辈-亲代-子代三方同处时的显性情境行为，也包含祖辈或亲代与儿童单独相处时的隐性情境行为；一致与冲突是显性情境行为，前者表现为代际养育者在生活照料和规则制定与执行等方面的一致性程度，后者主要是指养育者在儿童面前的争论；贬低是隐性情境行为，是指一方养育者对另一方养育者权威和可靠性的贬损和破坏[12]。有研究对代际协同教养的类型及其与儿童问题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如李晓巍等人发现父母感知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可分为三类：和谐型、一般型和冲突型。与一般型和冲突型相比较，和谐型家庭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8。徐（ ΔXu 等人综合考察了祖辈教养投人程度、祖辈-父辈协同教养质量和祖辈教养实践质量，探索出祖辈教养的四种模式：低参与-一般质量组、均衡组、高参与-质量不稳定组、高参与-高质量组。与低参与-一般质量组和高参与-质量不稳定组相比，高参与-高质量组的儿童表现出更好的社交技能[13]。

虽然研究者对代际协同教养的类型及其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已有研究多依赖于父母或祖辈一方对协同教养的报告。家庭系统理论认为，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对家庭子系统的功能做出独特的贡献。如肖普-沙利文（Schoppe-Sullivan）等人同时对父母进行考察，发现父母协同教养存在四种联合模式：父母高质量协同组、中等质量-母亲感知消极协同组、中等质量-父亲感知消极协同组以及低质量-母亲感知消极协同组。其中，父母高质量协同组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内外化问题行为[4。由于养育者在协同教养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养育者间的互动也会存在差异，因而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可能也会不同。结合家庭系统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我们推测当同时纳入亲代和祖辈养育者时，代际协同教养存在多种联合模式，且在家庭代际协同教养质量更高的模式中，儿童可能存在更少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根据协同教养生态模型，代际协同教养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儿童问题行为，还会通过家长教养影响儿童[15]。教养行为是指在特定情境中养育者对儿童表现出具有目标导向或非目标导向的行为，是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近端因素[16]。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溢出效应假说，代际协同教养与家长教养行为的关系反映了承担抚育责任的代际执行子系统对亲子子系统的外溢效应。已有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代际协同教养可以促进母亲的积极育儿行为和育儿取向[9；而破坏性的代际协同教养会损害家庭功能，导致养育者更可能在亲子互动中采取惩罚性教养策略[17]。同时，家长教养又是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诸多研究显示，家长的温情和引导为儿童提供的情感关怀等积极的榜样示范，是减少儿童问题行为的保护性因素[18-19]，而惩罚和控制则会增加儿童的焦虑和外化问题行为[20-21]。此外，父母教养和祖辈教养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陈（Chen）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严厉管教会显著增加儿童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而祖辈的严厉管教只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父母和祖辈管教的不一致则显著增加了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22]。综上，本研究推测父母教养行为和祖辈教养行为在代际协同教养联合模式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时父母教养行为和祖辈教养行为的中介效应可能会存在差别。

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协同教养生态模型，旨在探索以下三个问题：（1）代际协同教养存在哪些联合模式；（2）代际协同教养的联合模式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之间有何关系；（3）代际协同教养的联合模式是否会通过家长教养行为影响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父母教养行为和祖辈教养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山东省济南市、临沂市和聊城市分别选取两所幼儿园的父母及祖辈家长进行调查。研究者先通过幼儿园老师进行预调研，由父母回答“是否有祖辈与您一起照顾孩子？”“近半年哪位祖辈与您共同照料孩子的时间最多”“是否愿意参与调研活动"等问题来初步确定被试群体。正式调查问卷包括父母和祖辈两个独立问卷，由父母和祖辈中的主要照顾者分别填写。共有436个三代家庭参与了此次研究，在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有效被试为387对。涉及210个男孩家庭和177个女孩家庭，幼儿平均年龄为5.18岁（ SD=0.92 ）。其中祖辈与亲代养育者同住者215对，未同住者172对。在代际组合类型中，母亲-父系祖辈家庭有237个，母亲-母系祖辈家庭有89个，父亲-父系祖辈家庭有50个，父亲-母系祖辈家庭有11个。父母群体中，父母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者有92人，专科有75人，本科有174人，研究生有46人；祖辈群体中，小学及以下者有102人，初中有131人，高中有110人，专科及以上者有44人。

（二）研究工具

1.代际协同教养问卷

代际协同教养问卷基于麦克海尔（McHale）编制的协同教养问卷修订而成[23]。为适应我国代际协同教养家庭，本研究在获得原作者授权后翻译并对其进行修订。研究通过与12个家庭中的祖辈和亲代家长进行访谈，并对访谈资料逐步编码，丰富了代际协同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增加了部分题项，如“我会抱怨祖辈（孩子父母）照顾孩子不仔细"等。在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过程中删除了部分不适用于我国家庭的条目，如"我会用肢体语言（如拥抱、亲吻、抚摸）向祖辈（孩子父母）表达情感”，最终形成了包含团结、一致、冲突和贬低4个因子共24个项目的代际协同教养问卷。问卷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1代表“从不”，7代表“总是”。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父母填写的协同教养四维度模型拟合良好 ，CFI ，TL ，RMSEA ，SRMR ；祖辈协同教养四维度模型拟合良好 ， CFI=0.91 ，TLI ，RMSEA ，SRMR 。亲代养育者报告的协同教养问卷四维度Cronbach's 值在 0.70～0.83 之间，祖辈报告的协同教养四维度Cronbach's 值在 0.84～0.88 之间，表明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

2.长处与困难问卷

本研究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家长版）作为评估儿童问题行为的工具[24]。本研究选择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同伴交往问题四个分量表组成困难问卷，每个分量表各有5个条目，共20个条目。其中情绪症状和同伴交往问题属于内化问题行为，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属于外化问题行为。采用Likert3点计分，“1"表示不符合，“2”表示有点符合，“3”表示非常符合。困难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儿童的行为问题越严重。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父母和祖辈评分的一致性，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相关系数分别为0.60和0.73，因此采用父母和祖辈分别报告的分数取均值后作为最终得分[25]。本研究中，父母报告的儿童问题行为问卷Cronbach's 值为0.70，祖辈报告的儿童问题行为问卷Cronbach's 值为 0.66 。

3.家长教养行为问卷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儿童养育实践问卷，由亲代和祖辈养育者分别报告其教养行为[26]。本研究采用温情（4个条目）引导（4个条目）拒绝（4个条目）、惩罚（7个条目）共四个维度19个条目作为教养行为指标。其中，拒绝和惩罚两个维度进行了反向计分。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 =5 ），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和祖辈的教养质量更高。本研究中，父母教养行为问卷的Cronbach's α值为0.81，祖辈教养行为问卷的Cronbach's 值为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