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逻辑审视文本 在历史语境理解文本
作者: 朱强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被教材选编入“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的学习任务群。它是儒家的经典文本,孟子在其中所倡导的“性善论”既指向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议题,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文化的传承与理解方面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同时,孟子“性善论”存有诸多逻辑漏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文典型地体现出了孟子论辩的逻辑特点及其漏洞。因此,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审视文本,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性善论”,对于发展学生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增强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同样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
一、从形式逻辑角度审视文本
孟子的文章长于说理,其论说逻辑清晰、循循善诱,同时语言雄辩、气势充沛,对后世说理散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篇章。文章开篇提出中心论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随后用“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怀惕侧隐之心”的生活现象作为论据,指出这些情感反应皆出自人的本心,进而从反面论证了人皆有“侧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除此之外,文章进一步将“四心”与“仁”“义”“礼”“智”联系起来,称之为“四端”;将“四端”比作人的“四体”,论证了“四端”出自人的本性,最后顺势提出了“扩而充之”的主张。
从行文结构的角度来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论证充分,语言充沛,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是一篇非常规范、出色的论说文。但是,清晰的逻辑并不能等同于严密的逻辑。有学者指出,“孟子虽然每每通过气势上的压制、步步逼近的驳诘和生动形象的举例最终都能成功地让对方无话可说,但这并不代表孟子对于自己观点的论证过程就是毫无逻辑缺陷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文就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清晰的逻辑之下的逻辑漏洞。
1.举例失当
一个论题至少要包括主张和理由两个方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对于人性本质做出的判断。为了论证这个命题,孟子举出了“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的论据。那么,这个论据能否支撑这个命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追问作为事件主体的“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从后文孟子所说的“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可以看出,这里的“人”应当是有着一定行为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他可以是成人,也可以是孩童,但一定是具有了社会属性的人。以一个具有了社会属性的人的行为作为判断人的普遍天性的论据,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对此,我们可以反向思考,如果这里的“人”指的是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自然人,例如刚出生不久的或者完全不懂世事的孩童乃至智力缺陷者,他们会对“孺子将入于井”产生“怵惕侧隐”之心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他们是没有道德判断的。因此,人类的道德属性是建立在道德判断、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天性中并没有道德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是无善无恶的。
其次,我们抛开自然人,从具备社会属性的人的角度来看,道德是建立在人与人的交往基础之上的,没有抽离具体人际关系的道德行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人”和“孺子”是什么关系?有血缘关系,还是无血缘关系?是亲密关系,还是非亲密,甚至是敌对的关系?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但在真实的现实情境、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能保证看见者一定会产生“怵惕侧隐”之心吗?现实情境越具体,人的行为就越有可能是多元的。因此以具体现象去类比抽象原则,必须考虑到是否存在反例。在不同的情境之中,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道德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是亦善亦恶的。
综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是以一个具体情境下的具体行为来论证普遍、抽象的道德准则。这种以单一个案来论证普遍原则的论证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2.循环论证
针对“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孟子进一步论证:“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通过孟子这段由现象到理论的推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一是孟子以否定判断的形式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判断,认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之为人的判断标准;二是将“侧隐”“羞恶”“辞让”“是非”与“仁”“义”“礼”“智”联系起来,认为“四端之心”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善性的内在依据。由此形成了由“情感判断”到“道德善性”再到“人性”的论证逻辑链。那么,孟子的这一论证逻辑是否成立呢?
在孟子的论证里,所谓的“性善”实际上是“情善”,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实际上是对“情善论”的说明。但是“侧隐”“羞恶”等是人在具体情境中的情感倾向,而人的情感倾向并不能等同于人的本性。简单地说,就是“情”不等于“性”。因此,以一种道德情感作为判断人之为人的标准是不成立的。既然判断的标准不成立,性善论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司马光曾评论:“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梁之生于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于田也。”[3但是,在孟子的论证逻辑里,他却将由“情”所产生的且只限于善的一面定义为“性”,这显示了他是在自我界定的人性概念前提下来证明善。这种论证的实质是孟子先认定了人性“应该是善的”,然后再去论证人性“事实是善的”。也就是说,“孟子以有道德感的人来包举所有的人,预设了人性是善的,来论证人性是善的”[4。这种以一个需要论证的前提来论证结论的推理方式,显然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谬误之中。
3.牵强比附
孟子将“侧隐”“羞恶”等“四心”界定为“仁”“义”等“四端”之后,为了论证“四端”出自人的本性,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其实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不是论证,因为孟子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四端”“犹”“四体”。从修辞的角度来看,“犹”是好像的意思。这种修辞格的运用,能够增强表达的形象性。比如,我们常说小朋友的脸蛋红得好像苹果,这种描述性的文字显得形象生动,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在论述性的文字中,缺少了解释,论证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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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行文擅长使用譬喻,譬喻的使用在表达的生动、语言的气势上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在论证中却容易产生错误。在孟子对人性的探讨中,还有一段比较经典的对话。
告子日:“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日:“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5]
告子所持的观点是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他举出的例子是水“无分于东西”。对此,孟子以水分“上下”来进行反驳。诚然,水向下流是水更为深刻的本质,孟子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但实际上,这种貌似机敏的反驳是存在着逻辑漏洞的。
首先,二人都犯了牵强比附的错误。我们可以用“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这一人的行为反应来论证人的本性,(虽然论证不一定成功)但我们却不能拿“水性”来类比“人性”。因为“人性”和“水性”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再者,从孟子的角度说,为什么“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采用的依然是比喻性的说法,而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按照孟子的逻辑,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对此,孟子又该如何反驳呢?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中存在着诸多的逻辑漏洞。实际上,教材对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命题也是持开放性态度的。在课文的学习提示中就明确指出:“学习时注意结合自身经验和现实生活,探究孟子这些论断是否有充分的合理性”。在单元研习任务中也提出:“本单元课文中有不少经典语句…有些语句在新的时代下又可以辩证思考,从新的角度作出辨析或阐释”。通过这些学习提示和研习任务,我们可以发现,教材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教材中的经典命题与文本。如果教师能够立足文本,引导学生深入地分析这些经典命题及文本的论证逻辑,创造性地展开批判性阅读教学,对于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具有极大的价值的。
二、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文本
当然,正如余党绪老师指出的:“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中,形式逻辑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过也须注意,批判性思维意义上的论证与形式逻辑所说的论证并不完全等同。在文本分析中,要尊重形式逻辑,但要警惕‘泛逻辑化’的倾向,因为文本是主体精神活动的产物,它不仅有逻辑的诉求,同时也有表达的诉求。”回作为对人类本性的哲学探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论证逻辑的确存在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语文课毕竟不是哲学课,我们在以批判性阅读的眼光审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时,还应当关注孟子“性善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语境,从而对这一思想有更深切的理解。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孟子生活在一个群雄争霸、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或重建社会秩序既是各方诸侯,也是当时的知识阶层所热衷的中心话题。孔子倡导以“礼”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然而,在经历从春秋到战国激烈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后,当时的社会“必须在‘礼’的背后为其寻找更深刻的人性依据和历史依据”。一个社会要想形成一种公认的价值观念、交往规则乃至社会秩序,其前提是社会个体的内心之中存在“尊重秩序、承认价值、遵守规则的意愿”,这种“意愿”就是“克制个人过分情欲、尊重他人应有的权利的‘善”。[7]孟子便沿着这一思路为“礼”的社会秩序找到了人性的依据——“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正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社会中的个体只要“善推其所为”,进而“举斯心加诸彼”,这样就可以由个体本性的“善”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善”。如果统治者能够“推恩”,就“足以保四海”,这样的政治就是“仁政”。由此,孟子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思想、道德学说和治国之道。
其次,从孟子思想接受语境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重生命直觉,而不重逻辑思维的。先秦诸子在进行说理论辩时,往往习惯于运用鲜活的事例、生动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来增强说理的力量,从而实现说理的目的。正如杨泽波先生所指出的:“孟子性善论并不是通过形式逻辑证明性善,而主要是通过生命体验启发人们对自己本心仁体的体悟。”[8]“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即是通过举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从而引发劝说对象的切身感受,激起他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在《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运用的是同样的论辩策略。他以不忍牛觳觫的切身经历让齐宣王明白,这种以小易大的做法说明其有侧隐之心。“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最终,齐宣王在孟子的循循诱导下,接受了施行王道的主张。因此,从言说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孟子的这种重生命体验,而不是形式逻辑的说理方法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再次,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在孟子的“性善论”之后,还有荀子针锋相对的“性恶论”。除此之外,还有“人性无善恶”(告子、王安石、苏轼、苏辙、龚自珍)、“人性超善恶”(王阳明、王夫之、梁启超)“人性善恶并存”(杨雄、郑玄、康有为)、“人性善而不齐”(董仲舒、韩愈、司马光)“人性善恶不可知”(程颢、王国维)以及“人性善恶后天决定”(欧阳修、叶适、章太炎)。9虽然,古今学者对“性善论”提出了诸多的批评,但是并没有撼动“性善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现实意义。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尽心”“知性”,以及“养吾浩然之气”等主张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塑造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当下的我们正处于文化多元的时代,一方面要积极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获得精神的滋养;另一方面,也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更为宽广的文化背景下,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对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篇文章,我们要能够判断,作为一篇说理性的文本,其在说理的逻辑上存在着诸多的漏洞,这些漏洞是我们在说理实践中应当高度警惕和着力避免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作为一篇思想性的文本,“孟子性善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并不能由其辩论所体现出的逻辑性来决定”[10],它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接受语境、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这些显然是孟子“性善论”得以产生、存在和延续的土壤。
余党绪老师说,文言文教学要“基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为了现代人格的养成”,因为“有理解,才有冲突;有冲突,才有反思。有了反思与选择,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才能显示其内在的魅力,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深处”。[从形式逻辑角度审视文本,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文本,对传统文化既抱以批判性的眼光,又满怀“同情之理解”,我们才能够落实课程标准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这一学习任务群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才能引导学生更加全面理解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格。
参考文献
[1]李昕.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缺憾与社会价值[J].河西学院学报,2021(06).
[2]李会富.生性、气性与情性一一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J].理论界,2017(05).
[3]司马光.司马光集[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460.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235.
[5]李芸鑫.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分析[J].兰台世界,2016(09).
[6]余党绪,比教学范式建设更迫切的,是改善我们的思维一一关于思辨性阅读教学的思考[J].语文建设,2018(01).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59.
[8]杨泽波.性善论立论之谜[J].孔子研究,1993(02):55.
[9]参见方朝晖,古今学者对性善论的批评:回顾与总结[J].国际儒学,2021(04).
[10]李昕.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缺憾与社会价值[J].河西学院学报,2021(06).
[11]余党绪.祛魅与祛蔽一一批判性思维与中学语文思辨读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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