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样态下的文化心理

从《尚书》记言，到《春秋》记事，再到《左传》叙事，东方叙事体系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宏大建构。《左传》作为承载历史责任和思想道义的史料载体，体现着“以史传经”的叙事样态，其投射出的史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当以昭显。从历史地位来看，《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从创作心理来看，《左传》对于《春秋》中历史事件的呈现和儒学礼义的阐释，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春秋是礼的世纪，也是人文的世纪，这是继承《诗经》时代宗教坠落以后的必然发展。[从创作方式上看，作者同样以灵活的视角，多重的模式和独特的笔法来实现对历史的架构和再现，展现出了鲜明的“东方叙事”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代表作品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要义，对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两个要求，即审美途径和文化阐释。笔者从叙述视角、叙述模式和叙述笔法三个方面切入，尝试探求阐释《左传》文化旨要的有效路径，以还原经典作品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指事件的叙述者对于事件观察和呈现的角度，具体体现为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下的限知和全知角度。我们以《左传》等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研究基点，阐释“东方叙事”的文化现象，为经典研习铺设真实的鉴赏路径，也是对文化自信的忠诚坚守。

1.宏观的场景 全知俯瞰

史类作品对历史事件的惯常呈现形式是全知俯瞰，用宏观的历史场景去诠释史家客观的“实笔”。叙述者不介入历史事件，而往往以“局外人”的身份去俯瞰历史，以相对客观中正的态度去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春秋时期，征伐不断，对于军事与政事场景的俯瞰勾勒，成为左丘明的惯常笔法。

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 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

对军事行动的简化叙述，成为俯瞰勾勒的一条有效渠道。纵观《左传》，除对“城濮之战”等场景相对细腻的笔绘之外，鲜见详细的军事场面的描写。两处节选片段，展现了一种相近的叙述策略—一全知俯瞰，简笔勾勒。交代战争的时间、对象、形式和结果，一以贯之，少有枝蔓。这种策略普遍体现在其他军事与政事叙述中。恰恰是这种策略，将史书庄严与客观、立体与全面的记载意义昭显。

2.个体的状态 限知聚焦

叙述者介于史事之外，始终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叙述，所以《左传》中的限知，并非叙述者的叙述认知受限，而是故事情节中的他者对于叙述对象的认知受限。这主要体现在以“内心独白”为形式的心理描写上。这种限知的聚焦，与宏观的场景勾勒形成鲜明的比照，通过人物内心的独白，解释了《左传》所承载的儒家思想礼义，体现了史书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心理。

宣公二年。宣子（赵盾）骤谏，公患之，使鉏魔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魔退，叹而言日：“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左传》中鲜见的“内心独白”，此为一例。见赵盾准备礼服上朝，因时间尚早而坐着闭目养神，以待上朝时辰。鉏魔见状主动放弃刺杀，“叹而言”，可视作鉏魔内心活动的语言外显。赵盾不忘恭敬国君（准时上朝），杀此人，不忠；背弃命令，失信；忠信难全，唯死谢罪。“触槐”折射出的文化心理，是对礼义、道义、忠义的坚守。这样的坚守，与儒家礼义内涵遥相辉映。

二、叙述模式

1.闭环的呈现 情节贯通

中国传统叙述特征，以孔子《春秋》为肇始，以主事为纲，兼以枝叶，呈现出鲜明的线形贯通的特点。《春秋本义·通论》也认为，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数十年之通而后见。这也佐证了《左传》以线索成就叙述模式，其具体表现为时间线、事件线、人物线和国势线等。《左传》在众多线索的牵引下，呈现史实样态，发微儒家礼义。

僖公二十三年。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日：“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

从时间线上来看，从僖公二十三年到僖公三十年这七年时间，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时间闭环。这个时间闭环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晋文公和郑文公，也完成从最初的“不礼”到最后的“围郑”的人物和事件闭环。从叙述模式角度看，叙述者完成了一条线性的贯通，也体现了“一事必有首尾”，即叙述有本有末。在这个闭环叙述中，叔詹之言和晋侯之语强化了事件发展的逻辑。郑文公不纳叔詹之劝而失礼于重耳，致国于危；晋文公不纳子犯之劝，去郑退兵，显人之义。人物的高瞻鄙短之外，强化了“礼义”之于战事的“第一名义”，这同样是《左传》要传达出的要旨。

2.焦点的支撑 一人物架构

《左传》以历史叙事的形式来解读《春秋》，自然需要礼义价值来支撑。“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更侧重于“为何而传”《左传》更倾向于“如何来传”。左丘明将更多目光投向知识精英群体中，并由此发微，通过典型人物的典型言语或行为来架构“春秋礼义”。

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日：“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

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日：“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

管仲以“礼德招抚”为规谏，刘康公以“勤礼谨敬”为规谏，都体现了“礼义”的架构意义。从叙述模式来看，叙述者借助卿大夫的话语道出自身价值取向和时代价值导向，话语的接受者，即君王一众对话语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势的走向。在这一闭环中，突出并彰显了“礼义”的核心价值地位。《左传》之中，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叙述笔法

1.笔法的延承 简处生势

《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褒贬，成为影响后世史家史学的规要和典范。《左传》的行文笔法在最大程度上延承了这种撰史的方式。此种笔法的一个特点，是或笔或削，笔处，简言点墨，削处，无形有声。“笔”的叙述方式，加快了叙述节奏。一方面为场面描写中人物的“立体鲜活”提供了条件，强化了叙述对象的焦点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削”中的无声，创设了情境。

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赐齐侯詐，日：“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日：“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日：‘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日：“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按春秋制，王室祭肉不赐异姓诸侯，即使赐同姓诸侯，诸侯也必须下拜受礼。当时，齐桓公乃异姓诸侯，受礼之由在于重恩于周襄王，所以，从周襄王“赐肉”这一情节上看，合乎“礼义”。接下来从“受肉”这一情节来看，“下阶跪拜”是情节焦点。宰孔认为桓公“年长”而“功高”，不必下阶跪拜。桓公当即对此回驳，叙述者用“下”“拜”“登”“受”四个极简动作，勾勒出桓公“敬礼尚礼”的仪度。从叙述角度看，连续动词加快节奏，生出文势。从褒贬角度看，齐桓公礼义翩翩，恭敬至至。

2.书意的开拓 文处蕴理

《左传》对《春秋》的解传特色，还体现在“文料入史”上，这与当时文史未完全分野的书写方式紧密相关。《左传》中，叙述者常常借助“君子曰”的形式，引入文料（诗的引入是一种重要方式）

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灌注史书以文学性，成就了“史以文胜”的鲜明特征。中国史书力图给我们留下客观记载的感受，但实际上也留下美学上的幻觉。[3这样的“文料入史”，为“无韵之离骚”提供了部分现实依据，同时也强化了合乎时代背景的礼义的导向和价值的引领。

僖公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日：“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日：‘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日，‘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

依春秋制，冠新奇，非法服。郑子臧冠以非法，冠以非礼，自引杀身之祸。虽为杀人者的“借口”，也令人晞嘘。“君子”和《诗》有言，衣服不合适，招致身体的灾祸，强调礼义和谐，天人相称。以“君子”发言，以《诗》发声，文料入史，既是一种叙述的方式，又是对儒家的“君子义”和《诗经》的“教化义”的延承和开拓，同时也开辟了“史以文胜”的光辉先河。

“东方叙事”，是我们坚守文化自信的重要理由；叙事样态，是我们研习文化经典的探微路径。如何将经典文化真实表达、客观呈现，仍然是摆在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一一<左传>叙事艺术略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2006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九州出版社，2016.

[3]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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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明日报》，2025-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