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挑战与应对

引用格式 杨志平 张熠蓉，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挑战与应对[.教学与管理，2025（13）：1-5.

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参与者、引领者，其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教师呈现的媒介形象不仅影响着受众对于乡村教师群体的认知，也影响着乡村教师自我身份的认知与职业认同。现有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探讨他者话语体系下的媒体形象，较少关注乡村教师自我媒体形象的构建，导致乡村教师形象时常被外界所左右，教师本人的声音在纷繁的社会舆论中被忽视。这既不利于公众对乡村教师的全面认知，也阻碍了乡村教师的自我表达。数字时代，在人人皆是媒体、皆可成为媒体的自媒体语境中，乡村教师已然意识到自主发声的价值与必要性，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本研究立足于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这一问题域，着重从价值、困境与化解对策等维度进行阐释，以期对乡村教师媒介形象建构作出探索。

一、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价值

技术的发展促使全社会形成了媒介共享的环境，乡村教师在各种媒体平台进行的一系列媒介实践，不仅有助于乡村教师多元形象的自我重塑，也有助于公众理解更加鲜活、多元的乡村教师形象，进而化解其对乡村教师形象认知的偏见。

1.反映乡村教师的真实生活

主流媒体为代表的“他塑”报道，在报道模式和报道主体上会呈现程式化倾向。新闻记者通过媒介框架，对复杂且矛盾的信息进行快速、规范化的加工与整合。诚然，这种模式有助于塑造乡村教师“翰躬尽”“坚守地方”的教师形象，但千篇一律的程式难免会出现固化倾向，从而有损教师形象的多样性建构。在我国的社会语境中，小说、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往往会反映特定的乡村教师形象。如有时教师是作为情节的配角，凸显乡村社会的贫困；有时为主角，传递着无私奉献与甘于牺牲的精神品质；有时也以底层的失意者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3。这些大众媒介通过建构意义，直接影响着受众群体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接受和实践4，从而影响着公众对乡村教师形象的判断是否客观，产生一种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事实上，乡村教师不应该只是公众所熟知的“燃灯者”“奉献者”，他们也是“创新者”“思考者”“反馈者”等。乡村教师作为鲜活的个体，其形象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利用数字技术的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不仅能突破他者建构的刻板框架，而且在塑造无私奉献等传统教师形象的基础上，展现出一种亲近感与真实感。在一些短视频中，乡村教师或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或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或分享自己的留村感受，这些自媒体将鲜活的乡村教师形象展现在公众眼前，从而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视频中的诸多乡村教师都在认真工作与生活，在平凡中挖掘趣味与快乐，并将其分享给能产生共鸣的用户5。这种自我形象建构的“第一视角”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更为贴近，所呈现的内容自然也更有原真性和体验感，从而可以祛除他者“榜样视角”的神圣化，避免多样的乡村教师形象消失在他者的统一化语言中。

2.为乡村教师形象正名

城乡二元结构下，对于乡村教师而言，学历低、能力欠缺是公众的主要刻板印象。在“城市即现代”这一语境下，乡村教师被想当然地认为教学观念陈旧、学历不匹配等，“低素质者”逐渐成为了乡村教师的象征符号。在事实让渡于情绪的后真相时代，部分媒体为博取关注，不惜歪曲、夸大事实，从而加剧乡村教师群体声誉与形象的受损程度。不难发现，他者视角下构建的乡村教师形象容易弱化乡村教师自身的生命感悟，导致其媒介形象被断章取义或过度解读，进而将一种标签化的形象固化。

教师形象作为社会对教师角色的预期以及自身角色行为的外化与表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教师的社会职能、角色行为与职业特点等形成的较为稳定而概括的评价与印象。当下，乡村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教育质量和教师教学水平相对不足，加之乡村学校和教师话语权的微弱，乡村教师往往容易成为被污名化的主体。他者所主导建构的乡村教师形象因其视角的他者性，不可避免产生偏颇，因而乡村教师需要运用社交平台，以自我建构的方式，主动撕掉能力受质疑、专业与素质受垢病的“标签”，积极打破公众对乡村教师形象的偏见，对媒体报道中的负面声音进行真相还原，为自己发声。基于真实生活，以主动为之的态度，去修正、充实既有框架，推翻某些不实的框架，进而建构一个更加真实的、公正的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这是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形象发展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如在一些短视频中，呈现教师经常家访，为留守儿童送去关怀，通过网络学习不断充实专业能力等，从而为公众了解乡村教师、理解乡村教师提供了新的窗口。

3.增进乡村教师身份认同

教师身份认同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主要指教师对社会界定的教师角色内涵所具有的认知与体验，包括对教师身份的确认，对职业规范的认同与践行等。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前者主要基于个体的内在对话而形成职业认同，后者则依赖于社会对自我的承认。泰勒指出，在角色发展中，他者认同比自我认同更为重要，即个体认同本质上依赖于与他者的对话，自我认同的确立以他者的承认为前提。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呈现拥有了广阔的场域。乡村教师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中，有休闲方式的创造者、美好乡村生活的享用者、专业能力的提升者，也有失落者和迷茫者等多种类型。相较于外界建构的固有、单一的媒介形象，乡村教师主动“破圈”，重现自我意识主导的多元形象，正是数字时代对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补充。这种内生的“第一手资料”，在乡村教师与社会公众之间筑建起一座桥梁，利于大众更好地理解乡村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公众对乡村教师的认可，进而借助他者承认的力量，维护乡村教师作为“专业人"的内在权威与尊严，促进乡村教师身份的“升值”。

当下，传播权的下移、传播速度的时效性、传播内容的个性化等共同削弱了媒介框架的影响力[12]。在此影响下，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乡村教师形象的自我建构成为一种可行且必要的方式。以数字化场域提供的平台为中介，与乡村社会建立空间联系，反映乡村教师主动嵌入乡土社会，试图把个人的日常活动范围不只限定于乡村学校之内，从乡村社会的“边缘人”发展为“局内人”，展现出淳朴的师生互动。当然，部分视频也传递出孤独、落寞的乡村教师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对自我的完全否认。相反，乡村教师这种动态、真实的呈现方式恰恰体现出乡村教师对个人价值的思考，是乡村教师找寻自我、生成自我的过程，是内在归属感塑造的过程。在这种内在归属感的驱使下，乡村教师从内心承认、接纳乡村教师身份，进而在乡村学校“留得住”且“过得好”。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挑战

数字时代是数据高速涌流的时代，是数据生产、共享、处理与应用普遍化的时代[13]。教师无论主动或被动，都会在数据的“服务”与系统的“要求”下，融入选代更新不断加快的信息时代[14]。数字化环境中，乡村教师既可利用其进行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1.媒介素养不足导致乡村教师自我建构的媒介 形象不完整

媒介素养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媒介信息认知信念方面的获取与认知能力；媒介信息反思方面的评估与分析能力；媒介信息知识应用方面的制造与传播能力[15]。相比他者为主的建构方式，乡村教师自我建构媒介形象的行为拓宽了人们了解乡村教师形象的途径。因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主动地应对外部变化，将自我建构作为他者建构的补充，向受众全过程地呈现真实多元的乡村教师形象。但现实中，教师的媒介素养不足已然影响到教师媒介形象的有效建构。

首先，乡村教师媒介判断力不足。在他者视角呈现的媒介形象存在不足的情况下，乡村教师缺乏一定的媒介自觉，对媒介形象建构的认识不足。部分乡村教师低估了媒介形象建构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呈现的媒介形象只是自我消遣的一个方式，存在娱乐化、功利化取向，导致构建的角色不仅不符合传统意义上“职业守望”“桑梓情殷"的乡村教师形象，反而加重了公众对乡村教师的偏见。此外，乡村教师在进行形象塑造时，忽视个体与群体形象的平衡，无法通过具体的个体呈现和动态的细节描述引发公众共鸣，所构建的媒介形象缺乏深度，大众难以借此深人理解乡村教师群体。其次，乡村教师媒介处理能力欠佳。面对有些自媒体报道中出现“丑化""异化"的乡村教师形象，乡村教师缺乏相应的能力及时发声，有时甚至出现乡村教师集体“失语”的情况，导致公众容易陷人“以偏概全”的认知中。再次，乡村教师媒介创造力不够。数字时代为个体发展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规约着个体的认知方式，如消费主义的社会现实会影响个体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进而阻碍深度发展的进程。当前，部分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局限于落后的经济水平和保守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殊不知，乡村社会早已随着经济发展，彰显着时代的脉搏和生命的温度。乡村流淌的乡土特色，给乡村教师自我建构媒介形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场域与文化深度，而并非是一种限制。然而，一些乡村教师的媒介形象还是未能从“教书匠"这种单一的理解中蜕变出来，“新农人”“新乡贤”等角色形象的建构相对不足。乡村教师媒介素养的缺乏不仅会影响教师形象建构的完整性，同时会限制大众对教师形象的全面认知。

2.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乡村教师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行为失范

人类社会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数字红利，数字乌托邦已成为未来生活的主流叙事。但需警惕的是，这种“乌托邦”在赋权乡村教师媒介形象建构的同时，也遭遇诸多危机。在功利主义裹挟下，乡村教师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网红经济中。然而，网红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对流量至上的追求，而隐藏在资本逻辑和流量逻辑背后的欲望逻辑则容易给价值理性的追求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引发网络生态的失范与危机[19。一方面，尽管乡村教师一开始呈现的内容是非营利性的，但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是“透明的隐形人”，在人机协作的过程中，用户的认知、偏见与歧视被算法及其背后的人性、市场逻辑和利益驱动强化[20]。如乡村教师在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媒介形象自我建构时，一些涉及本人或学生出镜的内容，在大众猎奇心理的作崇下，可能导致毫无底线地曝光于他人。这种曝光会带来师生的个人隐私问题，从而影响教师形象构建的价值性与正当性。在“流量变现”的诱惑下，有些教师利用“头”博取眼球，从而不自觉地陷入“流量陷阱”中，这使得教师的道德底线模糊，损害教师职业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在某些乡村教师呈现的内容中，表现出强烈的获取经济价值的现实需求。这类带有明显营利目的的媒介行为，往往内容良不齐，存在借教师身份炒作等问题，如摆拍、带货、擦边等，这些不良行为加剧了公众对乡村教师的不信任感。有些自媒体则刻意让学生出镜，通过“消费学生”获得更多关注，甚至部分乡村教师让学生用一些戏谑模仿的内容来吸引大众的眼球，这可能引发网友的恶意评论和网络欺凌，从而引发学生隐私的泄漏。不难发现，功利主义导致一系列失范行为，不仅难以使教师利用媒体去宣传乡村、促进公众对教师的理解，反而存在损害教师形象与学生利益的风险。

3.技术欠佳造成乡村教师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同质化

乡村教师作为非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在使用数字化媒介工具进行形象建构时，其创作水平制约着教师形象的有效建构。首先，乡村教师的拍摄能力不足。如乡村教师在构建“教书匠”这类形象时，对具体教学活动的呈现零散且缺乏细节，公众很难对乡村教师的专业性形成深刻且清晰的印象。在运用文字、图像、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进行有效的表达和内容创作方面，乡村教师也存在缺乏相应能力和经验的现象。大部分乡村教师只能简单分享上下课日常，选择的素材单一且同质化严重，缺乏深度思考和价值引领，进而难以型塑更加个性化、更富人情味的多元媒介形象。其次，乡村教师缺乏有效的外部支持。乡村教师在进行媒介形象塑造时，往往是个人独自呈现，在形象定位、内容策划、传播策略等关键环节，他们只能自己摸索，容易走弯路，因而难以建构理想的媒介形象。此外，由于其职业角色的特殊性，乡村教师进行媒介形象建构的时间也难以协调，这容易引发媒介形象构建的连续性不佳。事实上，乡村教师的媒介形象并不是静态层面的，而是在与人们的互动中塑造出来的。这种更新力不足，导致与受众的互动减少，大众没办法完整地了解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这也会削减公众对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认知。总之，尽管部分乡村教师尝试用媒介平台开展形象塑造，但囿于自身能力和外部支持的双重不足，使其难以对媒介形象进行“有意修饰”，难以让呈现的形象突出个性化，建构的新形象也就难以摆脱单一、同质的传统教师形象。

三、数字时代乡村教师媒介形象自我建构挑战的应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