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总埠旅顺口

19世纪之前，旅顺口是码头。

19世纪之后，旅顺口是军港。

美国人马汉说，近代史是从海上开始的。旅顺口成为军港，就因为近代中国所有的危机都来自海上。

1860年，英国军舰开到了旅顺口，并给它改了个英文名：亚瑟港。英国东印度海军司令贺布也看到了旅顺口，称它是“东方的直布罗陀”。

1880年，李鸿章决定在旅顺口建军港，于是这里成为北洋海军的诞生地，中国洋务运动的实验场。有史以来，这是旅顺口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亮相。

第一重捍卫

1

渤海是半封闭的内海，海峡是其南口，向北一路数去，有莱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黄海是半封闭的边缘海，东连太平洋，西接渤海。夹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有人说它是“中国的好望角”。

的确，它是世界上最凶险的海峡之一。凶险的原因，在它有个波诡流谲的“老铁山水道”。就是说，黄、渤两个海，文章都在水下。

老铁山水道其实是一条海沟。它的宽度有22海里，位置在老铁山岬与蓬莱角之间，海水最深处有83米，偏在海峡北侧的老铁山岬。水下的情形是这样的：黄海水从老铁山水道进入渤海，渤海水从庙岛群岛缝隙流入黄海，当黄海水与渤海水在海沟相撞时，会在海面上激出一堵浪墙，老铁山水道因此成了黄渤海分界线的代名词。

老铁山是千山余脉里的余脉，主峰叫大崖顶，高度仅次于金州大黑山。它霸气而凛然地立在半岛最前端、黄渤海交汇处，不但为半岛挡住了两个海的风浪，更是守卫京津的一扇铁门。

商周之世，老铁山是《山海经》里的“青丘”。战国至两汉，它是中原史书里的“将军山”。魏晋至隋唐，它是将军和使臣眼中的“马石山”。“铁山”之名，始于金代，它成了女真人的海防要冲。辽东提刑使王寂《鸭江行部志》云：“南去百里，有山曰铁山，常囤甲七千人，以防海路，每夕平安火报，自此始焉。”

在铁山前加个“老”字，不知始于何时。听着像是民间俗称，后来变成官方定名。

旅顺口在老铁山背后。老铁山之奇，在于阳刚高蹈；旅顺口之奇，在于阴柔含蓄。口即海口，半岛沿岸许多地名都有“口”字，比如青泥海口、金州海口。旅顺口前身叫狮子口，狮子口前身叫都里海口。

旅顺口的地貌造型，绝对是真正的天造地设：两座低山对峙，只有一口可通。口内是港湾，口外是汪洋，口门只可走一船，真乃罕见之良港。

当年，围绕北洋军港应该设在哪里，清廷的大臣们有过一场脸红脖子粗的争论。现在回头去看，最后之所以看中旅顺口，主要就是这个只可走一船的海口得了分。

2

关于近代史的起始时间，流行多个观点。有人说，应该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算起；有人说，应该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还有人说，整个世界都被卷入近代，始于19世纪。

15世纪或18世纪，中国从皇帝到臣子，不知道历史要分什么古代和近代，地理要分什么陆地和海洋。因为信息极不对称，在明清盛世至少丧失了两次历史性机遇。

一次在明永乐三年，即1405年。从这一年开始，郑和七次下西洋，比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早了87年，比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船队曾震动了无数的王宫和皇廷，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海上霸主，因为创造了三个第一：单船体量最大，船队数量最多，航行最远。然而，陶醉于东方朝贡体系的明朝天子对这个称号并不稀罕，对外只是让大臣代表中国皇帝去海外赏赐外邦小国，对内只是在沿海和边疆建置卫所，即使有倭寇找上门来抢劫，也是把他们引到岸上来打。

另一次在清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彼时，中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不能满足对华贸易需要，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八十大寿为由，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乾隆不想让英国人感觉受到重视，故意把朝贡地点安排在皇帝休闲度假的避暑山庄。马戛尔尼显然没有看懂乾隆的心思，还坚决拒绝向他行三拜九叩之礼，于是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下跪事件。正因为乾隆以天朝大国自负，清王朝与已经近代化的世界失之交臂。

马戛尔尼回到英国半个世纪后，英国军舰再次来到中国，却不再以通商的姿态，而是以宣战的方式。一个法国人以旁观者的角度评价说，这是当今世界最傲慢的两个国家，一个认为全世界所有的港口都应该向他们开放，一个认为他们富裕得应有尽有。言外之意，这两个国家是一定要打起来的。

鸦片战争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两次战争，英国军舰都来过辽东半岛。第一次来主要是海上侵扰，时间是1840年；第二次却是上岸侵占，时间是1860年。

1840年6月，懿律率英国远征舰队封锁广州、厦门洋面。7月，英军攻占定海，并以此为据点。随后，一支由五艘战舰、一艘汽船和一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北上天津，给清廷投书谈判。在等待清廷答复期间，也就是 8月17日至27日，英军舰队分三支前往盛京、直隶和山东进行水文调查。其中，布朗底号和摩底士底号与一艘运输船，来到辽东半岛西海岸复州。

从盛京将军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夷船北驶由》里，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细节：一是据复州城守卫报告，英舰先来了两只，后又来了一只，白色桅篷，船身较大，在二三十里外洋游弋。再后，有五只英舰向长兴岛开来，“迫岸滋扰”。二是据金州城守卫报告，在铁山外洋，在小平岛西口，在和尚岛、红土崖、棒棰岛、青泥洼、三山岛等处，有英舰或游弋，或停泊，行踪无定，忽远忽近。

从摩底士底号军舰司令宾汉写的日记里，又可以看到另外的镜头：英舰上配有脚船，英军开着它到岛上或岸边，向中国人买牛羊鸡鸭。之前十个月，摩底士底号官兵总共没吃过二十顿肉，清朝官员下令不准百姓和英国人做买卖。到了晚上，那些百姓就把牛关到隐蔽处。但是，布朗底号还是抢了68头牛，还抢到了鸭和鸡，补充了淡水。

对于辽东半岛，尽管英军未开枪炮，也未上岸驻扎，却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军事危机。然而，清廷官员的脑子里既不知海权为何物，也没有地理或情报意识。英军本来是勘察岛礁、测量水势，耆英却自以为是，说英军不过是为了添加给养，便听从道光旨意，只让陆军和水师在岸上盯着，“断不准与之在洋接仗”。

其实，军事冲突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是英军得知清廷准备谈判，现在攻打北京也没有把握，遂于9月中下旬南下广州。不管怎么说，耆英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应该也为盛京沿海逃过一劫暗自侥幸。

正因如此，清廷将存续了109年的宁海县升为金州厅，设海防同知衙门。这么做仍觉得力度不够，又将熊岳副都统衙门向南移驻金州。在此之前，大连只有州县级设置，一场鸦片战争，让金州的地方官一下子升到了正二品。

1860年5月，英国东印度海军司令贺布派间谍船萨普琳号来到辽东半岛。6月，贺布亲率大型舰队、18000名海军和陆军来到辽东半岛。这次来辽东半岛的目的，当然不是解决给养，而是把这里当作舰队锚地。也正是这个时候，旅顺口被贺布称作“东方直布罗陀”。

在此期间，他授意英军测绘海图，搜集水文资料，并以大不列颠人的习惯，在海图上将中国地名改为英文地名。于是，大连湾被他们称为“维多利亚湾”，红土崖叫“汉德湾”，小孤山湾叫“贝尔湾”，大孤山湾叫“奥典湾”，大鱼沟湾叫“布塔斯特湾”，复州湾叫“阿斯德湾”，普兰店湾改叫“亚当湾”，大黑山改叫“沙姆森峰”，旅顺口改叫“亚瑟港”……英国军舰上，不只有地理水文专家，还有不少随军画家或记者，正是通过他们手绘图片，大连湾风景、英军营地的帐篷、布衣长辫的中国百姓，连篇累牍印在了英国的报刊画册上。甚至，在他们的速写稿上还描摹了几张清朝百姓的面孔。那些英军是来村子里抢劫的，手无寸铁的乡民理所当然地与英国水手厮打了起来。

这个场景，清朝官员都看在眼里。《筹办夷务始末》载：“夷风日炽，船既百数十只，人则不下数万，自马骆山至羊头洼，海岸联络三百余里，帐蓬千余架，而登岸之后数千名。”

两场鸦片战争，终于把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打醒了。那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文官武将对惶恐而懵懂的皇帝说，中国如果想在海上堵住别人的枪炮，不但要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还要为这支舰队建设先进的军港。

皇帝把这个意见听进去了。1861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洋务运动”。

此后的中国，近一个世纪再无宁日。

十几年后，中国又接连发生两场战事：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1884年8月，法军攻打马江。两场战事，都发生在南方，而且都是从海上撕开口子。于是，每场战事一完，清廷就要搞一次海防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在1874年末。一个蕞尔小国，居然可以把军舰开到台湾那么远，让清廷既感到意外，也大受刺激。1874年11月，总理衙门拿出加强海防、抵御外侮六条办法，交给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讨论，要求一个月后就拿出意见。

李鸿章是最积极的一个，12月10日就向朝廷呈递了《筹议海防折》。他认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朝廷应该把用在塞防的钱用于海防。李鸿章的建议，顿时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海防与塞防并重，李鸿章与左宗棠打了个平手。

第二次大讨论，在1885年。清政府用重金打造的马尾港和福建水师，竟被法国人打得全军覆没，令清政府痛感自己舰不坚、炮不利，军也不威。总理衙门再次要求李鸿章、左宗棠等沿海沿江督抚，各抒所见，救海防于水火。于是，这一年秋天，清廷批准了王公大臣的具奏，确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海军，“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由李鸿章负责；二是成立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为总办，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

两次战事，间隔10年；两次大讨论，也间隔10年。第一次大讨论是务虚，第二次大讨论是务实。两次海防大讨论，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都在这些朝廷重臣脸红脖子粗的争辩中被反复提及，尤其是李鸿章。

回顾自己的人生，李鸿章曾用16个字概括：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人都有狂的时候，但是如此高调地标榜，在李鸿章一生中并不多见。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一直到甲午战争结束。

正因为他控制北洋，至少有15年时光，李鸿章几乎将自己与旅顺口绑在了一起。前期，他是北洋军港的总设计师；后期，他是甲午战争的总指挥。

从前到后，他让世人看到了两个李鸿章：北洋建港时代，他大权在握，纵横捭阖，踌躇满志，扶摇直上，政治生涯抵达到了人生顶峰；甲午战争时期，他居然又主和畏战，一筹莫展，终因旅顺口失守而被清廷革职留任，走到英雄末路、悲凉谢幕的时刻。

然而，不论历史如何评价李鸿章，不论世人如何看待李鸿章，他对旅顺口的选择，对北洋军港的建设，任谁都无法抹杀，也无法替代。历史对他，既要秉持公平，也要有不带偏见的尊重。

3

1875年1月9日，朝廷授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

此前，李鸿章刚刚给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上交折子。之后，李鸿章便和各地军政要员商量两件事情：一是购买军舰，二是建造船坞。这个决心本来就下得太晚，在给军港选址的问题上，又惹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应该在大连湾或在温州选址建港；福州船政大臣黎兆堂认为，广州的黄埔港已有船坞，可以在它的基础上扩建；出使德国的大臣李凤苞认为，烟台是最适合建军港的地方。各种意见，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李鸿章内心更倾向于大连湾。

关于大连湾，大连地方史专家董志正在《旅大史话》里说，“大连湾的称呼，民间称之于前，官方用之于后”。

大连湾最早见于文献，是在1860年英国人约翰·瓦特绘制的《辽东大连湾海图》上。此图将 “大连湾”标记为注音字，显然是英国人上岸后从当地百姓嘴里听来的土话。另外，在1860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还登了一幅英军和中国百姓交谈的绘画，标题是China： The British Forces in Talien-Wan，翻译过来，即《中国报道：英国军队在大连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