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落了一夜

“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的我站在草海的深处，没有起因。头顶如云的鸟雀在水面投下阴影，能听见它们褐色的羽毛划开空气，变作一张大网兜住将要沉沦的太阳。昏暗的江水不知何时上涨，回过神来已经漫过小腿，身体越发轻盈，也许下一秒就要被江潮裹挟而去。我幻想着摩西分海的力量，破开水的禁锢，而梦牢固如常。我想迈开腿，可趾缝里满是温暖绵密的江泥，黑鲢轻啄我的皮肤，鳞片滑腻，擦刮过去，和鸟群一同奔向我身后的城市，下半身就此昏沉。感官尚在沉眠，幻想出来的光线混乱而瑰丽，看向草海的那头，只有山的剪影，像墨滴在水里。

我知道这一切，我记得梦源自我记忆中的哪一个碎片，清清楚楚。思绪的触角精准而肆意，包裹住梦的边缘。那是2012年，那时候，小孩子得脑膜炎的很多，但像我这样，间断着高烧了将近一个月的不多见。我躺在病床上时，皖南的梅雨季刚刚开始，城里湿气很重，把手掌贴在病房的墙壁上，不一会就有成股的水从墙面流下。于是病房常把帘子拉严，居中放个火盆去湿，隔一会开门通风。我现在想来为什么那时候时常做梦，是有时候炭会被天花板上的水滴打湿。

皖南多雨，那一年格外多，自六月开始连续下了两个月的雨。梅雨季也不总是只有淅淅沥沥的时候，有时候雨下得大了，病房的阳台摆上好多个接雨的盆，我在高烧中的梦里，分不清何为真假，总觉得雨打声是有人在敲窗棱。有时候醒过来，觉得自己躺在床上，像在茧子里隔着薄纱看窗外，影影绰绰的似有人形。十几年后叔父的笔记里说，那时候我经常被梦吓醒，身下的毛毯被汗湿透。“侄号恸，惶遽不知所为，姑且抱而慰之。”

病房里不分昼夜，睁眼看见挂在半空的吊瓶，没清醒一会又睡过去，再看眼前已是空空，我便知道一天已经过了，又囫囵睡去。那时候经常难以入眠，因为常常被梦魇困住，脑海深处有一把钝刀在割磨着睡意，我幻想自己正躺在水底，手指插进细腻黏稠的淤泥，八月的江水温暖而平和，可突然恐惧不成形状，呼啸着穿过病房，拉住我往地心下沉，意识的边缘土崩瓦解，如同驱车开过无终的隧道，山脉坚硬而冰冷。很多年后我和宏声说起那时候没有尽头的，连续的梦魇，一次次逃脱直到肢体不再麻木，好多次想起抛掷在无垠荒野上的人骨，还有许多莫名的意象，如此惧怕着直到醒来。宏声问魇的前方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像在大湖中央行一只破船，四野茫茫不知来去，被魇拉住只知道费力挣扎，也许我会和叔父一样跨过那条界线到达尽头，原地变成一团空气也不无可能。

我说有一天我大喘着气醒来，叔父给我递来一杯热水，坐在床沿，捧着他那本密密麻麻的笔记，从中挑出几句来读给我听，叔父的手指摩挲着纸页，纸页轻薄，让人想起落叶。读了有什么，我几乎全忘记了，只记得那句“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曹孟德的诗，不知为什么印象很深。那天我清醒了一整晚，虽然四肢疲软如同枯木，但周身清冷而敏锐，透过纱窗，能耐下心看着远方的天空慢慢亮起来。叔父还在一旁翻着书，能听到纸面每一处粗糙的变化，心脏有力的跳动，我由此确信现实牢不可破，安然闭上眼入眠，一日无梦。

那是唯一一次，叔父给我看他笔记上的内容。他摁亮灯，如此藏在一盏暖意里，用言语慢慢把书削薄。父亲和母亲在南京回来不得，那一个月，病房里，常常只有我和叔父两个人。他的话极少，我那时不懂他，为什么总是坐在一个地方拿一本大部头看得如痴如醉。医院午夜闭灯，叔父便去厕所凑光，为此经常被赶出来，可他不放弃，又去楼道读书，三番五次倦了，护士站分给他一盏小灯，怕他又找麻烦，便在病房另设一张躺椅供他用。家乡话说他是“乞白的”，意思是不赚钱，不干正事的，我不懂什么是“正事”，只知道那一整个月我身边只有叔父一个人。

八月，小城放晴，叔父决定带着大病初愈的我从医院溜出来散心。小城很少看见叔父这么高的人，那天风很大，他又裹着一件大衣走在路上，远远看好像旗杆。路上他常常想着自己的问题，走得快了，我拉不住他的手被抛在原地，到下一个路口了，他回过神来，又走回来牵上我。我记得问过叔父平时在想什么，他摇摇头，只笑了笑，没说什么。很久以后我坐在门前台阶上看叔父写的笔记，记十几年前的事儿，西夏字堆满了整页整页的纸，好不容易挑出几句话来，他只说那天一整包香烟掉在水里，没说别的。也许我不是那天问他的，也许是更早以前，我记不得了。我几乎没有和叔父坦诚地交谈过。

那天我们站在草海的深处，一步之遥的是刚退潮的江水，江水的对岸是淡墨色的群山，能看见放学的孩子上了最后一班水船离开小城。那天傍晚有十几分钟，太阳挪到江那头，慢慢落下去，站在滩上，能看到暮色是怎么合拢的。那十几分钟，我和叔父站在如水般的暮色里，等街上慢慢亮起来。这个过程比一般人想的要快很多，因为夜色一开始只是雾一般远在江的那头，周身还是轻盈的蓝色，没有人会觉得它是什么能把自己裹挟走的东西；慢慢的，雾化作纱，纱变得深重如同水，水笼罩在江面、石阶、草叶，最后连手也看不清，而你觉得这不是什么能裹挟你的东西，去想着一些悬而又悬的问题。家乡的人说这时候容易“碰着”，意思是人在黄昏时候乱晃容易遇见鬼怪，“碰着”了就会被勾走魂魄，从此变成只会流口水的傻子。很多年以后我回来，站在原来的地方，小城没多少变的，江水也一样，学着叔父那时候点上一根烟，吸到第三口就觉得胸口难捱，匆匆走了，不懂当年为什么能那么安然。宏声说可能是因为当年落水，我的一部分可能早就和江水去了，黄昏的鬼怪在我身上找了一通发现我不仅没他们想要的还是个穷光蛋，所以催着我赶快走。“是鬼是人都要吃饭啊！”宏声很大声地说。

那时候我闭上眼又睁开，想分辨两者的黑暗有什么区别，风识趣地消去，四下静寂，感觉自己变成一颗石子投进瓮里，在水的包裹下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偶尔睁眼看看水面，只有些模糊的动影，最后完全闭上了眼睛。从脚趾开始，沿着脊背往上，周身渐渐被温暖的消沉包裹，越来越觉得暮色不只是没有实体的光影。感官被抽离，想幻想些实物也只有空无，再想睁眼已经不可能，喉咙不知什么时候紧住，我索性放弃和这夜色抵抗。现在想起来，那完全不是叔父的错，他只是站在那里，有几分钟没看我，我就完全没有预兆地栽倒在水里。

“那之后，我没见过叔父了。”我和宏声说。我们窝在大别山的一个小村里，方圆几里只有这里一点光亮，手伸到夜色中如同被陡然斩断。宏声说他在大学里演赖声川的戏剧，做男主角，有一出戏他站在台上，身后一大片红布被鼓风机吹起来，他被裹在里面，不知道观众在哪，动作和走位也全忘光了，索性闭上眼睛抱着布把自己缠紧，大喊着“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之类的话。他说走这里的山路和那时候的感觉一样，不管再亮的灯火出不过两米就会被深重的夜吃掉，全然不知自己要去哪里，人只能把夜晚坦然地抱在怀里缠紧。我说外面雨不大，屋内抽烟太坏味道，不如索性坐到台阶去把烟点上。宏声问香烟湿了怎么办，我说湿了就湿了，难不成我们真是为了抽烟来的吗，湿了就丢掉换下一根。于是我们坐下，缩手缩脚地点上烟，十二月份的雨打在手上生疼，我和宏声知道，隐隐中门外有一道关隘，能吸收下所有言语让它们失去含义，像射进浓雾中的箭矢，我们因此放下心来。

那之后，我没见过叔父。我因为落水又回到医院烧了一个星期，迷迷糊糊里听到叔父跟我告别，说父亲从南京回来，以这件事为要挟要把叔父赶回老家。我只记得这些，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好多，在我脑中只剩下不成句的字符。一周后，梅雨季过了，小城开始升温，渐渐热得不像话。好多次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叔父赶走，他没有话说，看我痊愈了就收拾东西到南京去了，我独自度过了一个非常难熬的夏天。那年秋天父亲又突然回来了，说要去照顾身体不好的阿公。过几个月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皖南下了很大一场雪，五十年一遇的那种，往年只有粉雪的小城，突然在路边堆积起直到小腿的积雪。也就是那会儿，阿公去世了，离父亲回来只有不到三个月。

宏声深深吸了一口烟：“所以你爹一直在找机会把叔父赶走，这样阿公走了他就能把遗产全部吃下，是这样吧？”我点点头。宏声说对了一大半，但其实事实没他说的这么难听。叔父和父亲曾经一起在山里长大，简直是翻版的孙少平和孙少安，立誓刻苦读书改变命运之类的，一同从山里考去了城里最好的高中，又从皖南这个小城去了大城市。可是二十年前，叔父突然一言不发地从大学里辍学，任谁劝也不听，搬回山里，整天啃着书本，写一些旁人不懂的东西在集子里。宏声回屋里拿来一本卷边的旧书：“这个？”我点点头。

如果按家乡那边的观念，就是叔父是“碰着”了。至于在哪碰着的，怎么碰着的，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唯一想的就是怎么让叔父的“魂”回来。于是在叔父回到山里的一年里，各种道士、方士快把我们屁股底下的这个台阶踩烂。父亲后来说，那时候叔父喜欢把字写好挂在墙面和天花板上，这样躺在地上也能捧着笔记看，谁知道阿公请来的方士进屋子一看，以为是什么符咒，从屋子里飞奔出来就地作法。想你也知道，阿公见这些人来了叔父还是不见好，又从县城的教堂那儿拉来牧师。

“你笑什么？真是啊！”我把烟含在嘴里，起身从床下拖出来一个盒子，翻找出一个银项链。“呐！你看嘛，正经足银的耶稣受难像！”宏声接过来端详，项链在屋内的灯下泛出浅灰色的光。

两百年前，小城还是个热闹的口岸，商人们通过这条江水，把从上游天府买来的粮食、白酒和马匹，运到下游的南京和苏州，换来锦缎和茶叶。家乡人说，从草海撑船过去，顺着皖河到大江上，之后就能一路直达大海。海是什么小城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但他们知道下游的人很有钱财，花个把月把这里不值钱的米面运过去，就能换来一大船如烟似霞的罗缎，慢慢地小城就成了这些商帮的集散地。商帮跨过江面带来财富、军阀和妓女，还有就是一船一船的神父。之后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战争、革命什么的更没必要在这说，总之两百年后，商帮、军阀什么的全进博物馆了，而神父们还在这里。这意思不是说梵蒂冈还会派一个意大利人来做主教，我的意思是，时至今日，天主教还存在着。

宏声端端烟盒，自己叼上一支，给我递来最后一支。我说这故事很短。都没有点烟，我继续说下去。叔父十岁的时候，阿公带着全家人搬到小城里。阿公家在码头边上，离阿公家不到一街远的地方坐着一个教堂，是用一处民国时的平房改的，传统的木石构造，外立面那会还没刷上水泥，是用白灰抹上去的。在房头敲了一个缺口装了块彩色玻璃，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从远方看过来，忽略掉顶上那处十字架，你会觉得它和别处没区别。早些年城里还没除四害的时候，教堂顶上都养着鸽子，天气好的时候，总能看到白色的鸟群飞过灰色建筑的间隙，清亮的鸽哨划过小城每一个昏沉的下午。我爹说叔父从没信过什么教，但鸽群飞过头顶的时候，身边人包括我爹都拿衣服抱着头躲到屋檐下面，生怕被它们的粪便砸到，只有叔父此时跟着鸽哨声走远了。那会儿他十五岁，叔父也是，他们来到教堂前，门微掩着，偷偷望过去，能看见正对着他们的墙上摆着个蜡像。“是一个大胡子男人挂在十字架上。”父亲这么说，从门的缝隙里看过去，除此之外只有些烛火摇曳的光影。他们推门进去，看见一群人穿着白色罩袍站在蜡像下，低声念诵着什么，声音细密，编织出不成调的罗网，把周遭塑造成一派庄严的气象。父亲说，站在那里，像被一口大钟罩住，有什么在罩子外面用不成句的字符敲打着，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记忆仿佛被念颂声重新编排，某个瞬间成了颂诗中的一部分，在钟内有节奏地共鸣，而钟外的天也许已经黑透，草木枯了好几轮也不知道。父亲说他那会儿莫名觉得想哭。

宏声问，你父亲在这之前知道天主教吗？我说听都没听过。那就奇怪了，我还以为只有信徒才会对唱诗这么有感触呢，宏声说。那并不是什么唱诗，后来我给父亲找了好多版圣歌，父亲都说不像当年，曲调最接近的是贝多芬的弥撒曲，我在国外给他找到的原盘，他拿着听了一整夜，第二天醒来倚在沙发上又塞进放音机里听了一天，还是觉得不像，只是曲调一致还不够。“你那还有吗？弥撒曲？”宏声问。我摇摇头，两年前我爹去世，我妈请道士花大价钱给他扎了一个三米高的纸屋，本来说只给烧衣物，我偷偷把刻录盘藏进衣堆里给他烧过去了。

门外雨渐大了，我和宏声站起来，从一旁的陶罐里抽出伞挡雨。陶罐是我们清晨花五十块钱在山脚买的，远远瞧像个宽口的梅瓶。宏声很中意它的模样，说附近不远曾经是座官窑，这说不定是个古董。我没有捡漏的想法，再者这釉面也没啥纹路，要不然村民也不会拿它接雨用。我想着可以摆在叔父的那株孤孤单单的红豆杉下，往陶罐里填些水土插上竹枝或者月季，不然这山腰的竹林里只有这一株高树太突兀。于是我和宏声乐呵呵地买了下来，踩着石板路上了山。谁知道真动起手来才知道罐口太小了，皖南这边竹的根系长而韧，塞进去两三根就堵住不得。把土刨干净，吭哧吭哧又背下山，把罐子在溪水里洗了干净，搬到村民家门口那户人却闭门不出，任凭我们喊多少声大姨大爷都不答应。宏声说他们今天指定是不会开门了。我俩只好又背着陶罐回到山上，从屋子里拿出两把油伞插进罐子里，原来插伞的罐子低矮些，山路边随便采了几株郁金香种了进去，还是不协调，我拿起铲子在屋子边上挖了个浅坑埋进去，只剩罐的腰身以上在外面，配着一旁秀气的“伞架”，成了花坛。我对宏声说，这叫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