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

一

一排龙钟潦倒的泥墙老屋，老屋前一长溜意义模糊的道地，种着蔬菜，长着杂草，落着几片泛黄的阳光，仿佛时间的锈迹。一个老伯坐在老屋前，坐在阳光下，坐在他的日子里，坚固而真实。

道地和老屋之间有一道石砌台阶，石缝里长满了一种很特别的植物：长圆形的绿色大叶片，边缘齐齐密密地缀着一圈花形的小叶芽。我问老伯，这种叶上长叶的植物叫什么。

老伯带着几分嫌弃的语气说：“这个我们叫它‘落地生根’，那叶上的小芽掉到哪就长到哪，踩踩不死，拔拔不完，越长越多了。”

由此，我更新了一个认知：“落地生根”除了是一个成语，还是一个名词。同时，对这个新认识的植物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特别的长相，更因为它直截了当地宣示生命力的名字——“落地生根”。

二

我与老伯闲聊，他用平静的语调讲述自己并不平静的人生，讲述以前生活与现在生活天翻地覆的不同。他说：“这朝代，做人真是‘幸过’（本地方言，非常幸福的意思）了！”

我没有经历过他所说的以前的生活，正经历着他所说的现在的生活，却从没有这种“幸过”的感觉。反倒是这一年多来，因为遭遇了一些事情，只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狼烟四起，哪哪都不顺，情绪好像长了结石，经常堵胀得难受。

心情不畅时，我喜欢往山里走。这是一座寂寞无名的山，因山头有个寺庙，修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我没有走进寺庙，无言的佛像总是默许人们满足更多更大的欲望，却无法给予我想要的安宁心境。水泥路的尽头，一条足迹荒芜的小路通向山的另一边。踏着落叶，踩着枝梢淋下的斑斑点点的阳光，转过两个山弯，又穿过一片竹林，看到了这个村庄。

说是村庄，能看见的就一排老屋，门开着，却不见人，门前屋旁有几畦侍弄得很整齐的菜地，种着各样不同的蔬菜。再往前走几百米，又看见一排隐在竹林中的老屋，接着看见这个坐在檐阶前道地里的老伯，他膝上捧着一个笸箩，地上放着两个竹匾，都盛着黄豆。阳光从屋檐切下，在老伯的背上切出一条斜线，阴影中的那一半脊背衬得阳光里的一头白发更是亮花花的白，明暗的对比使他的坐姿具有强烈的立体感。这个画面如雕塑般烙入我的眼帘，这一瞬间，我觉得这个显然将不久于人世的村庄依然是那么稳固地存在着，成为历史书里的一页插图，已被时间永恒地收藏。

他专注地挑拣着豆子，我走到他身后叫他，他才意识到我的到来，但并没有意外——似乎他对一切都已不再感到意外。我问拣豆子什么用，他说前一阵连着下雨，豆都烂了，好的拣一些做豆种，明年可以种。老伯已经八十四岁了，腿脚不便，视力也不好，但只要还能动，他都会继续种地，土地是他们的另一种生命。这个村庄现在住着的就三个人，另一排屋子里的一对老夫妻和他，没人住的屋子全倒光了，只有那些菜地还是一拨接一拨地勃发出新鲜的生机。

在这个欲望涌动的时代里，我对这些留守山村的老人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愿意去探究他们身上秉持的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可贵品质。我庆幸自己下午来对了地方，在这个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的老人身上，我看到了余华所说的那种高尚——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泥土一样质朴的语言，一次次直击我的内心，延伸在我的思绪里，让我对一些一直寻求解答的问题有了打开的方向，获得了一些类似参禅的体悟。

阳光不知何时已静悄悄地从檐阶下移到屋前的竹林上方，金色的宁静在这个山村即将来临的秋日黄昏里波动。

三

回家后百度了一下，落地生根是景天科属的肉质草本植物，叶片边缘均匀排列的小嫩芽是它区别于其他植物的标志。这些小嫩芽像随时待命的士兵，只要轻轻一碰就会落下，扎根地面，生长出新的植株。这种撒豆成兵式的繁殖方式使它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只需一棵母体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一大片土地。因为叶上长叶的奇特长相，它还是花市里一种颇为走俏的绿植。

落地生根全身每个部位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怕日晒雨淋，无论怎样践踏都不死，敬之者谓之“不死鸟”“打不死”，恶之者称之为“多肉界的恶魔”。据说有人做过试验，用一根木棍将它砸得粉碎，片叶不留，可是不到两个月时间，那些被打落在土里的碎屑，居然长出了鲜嫩的新芽。听起来简直有些革命烈士的气概，称之为坚贞不屈、百折不挠是毫不过分的。如果说植物也有信仰的话，那么落地生根的信仰就是：生长，生长，不顾一切地生长！

四

老伯屋前的落地生根是天生天养，也不知道何处来的种子何时在这里落的脚。这个没有水泥地的小山村，正是各种野草安身的好地方。

村庄名叫刺蓬坑，是老伯的祖父那一代起的名。那时日本人入侵，老百姓叫“东洋乱”，听说日本人恶得没有人性，强奸妇女，还把小孩杀死挑在毛竹脑头示众。村人为活命，拖家带口往山里逃。刺蓬坑就是那时开始住人的，来自不同地方的逃难者，斫开荆棘柴草，在山上搭了茅屋，辟出田地，慢慢安顿下来。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刺蓬坑”这个带着些诅咒意味的村名，可以想见当日他们开荒时被棘刺划得遍体鳞伤的那种深深的悲哀和绝望。他们一定一次次地把这个地无三尺平的深山冷坳与自己逃离的家园作不甘的比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生逢乱世，所求只是活下去而已。不管多么不满，生活还是慢慢在这里扎下了根，一个夹杂着各种姓氏的村庄开始在这儿繁衍生息。

逃乱那一年，老伯还是个三四岁的孩子，跟着父母长辈颠沛到这个荒凉的山旮旯，就像落地生根叶片上的一粒小芽，掉落在哪里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时代或者说命运把他安排在这儿，他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生存。到老伯这一代时，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这山密不可分，村庄和人都已经与山结成了一体。他们仍叫着“刺蓬坑”这个上代传下的名字，却已完全接纳并认定这是他们唯一的家园。老伯说了一个词——“处生处受”，这是我在村民口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大意是“生在这个地方，就接受这里的一切”，这是一种认命的态度，但我觉得这个词里所包含的内容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说不来也说不出“热爱”“故乡”等文绉绉的词语，而这种认定的接受却是一种比热爱更深沉更牢固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说，“处生处受”和“落地生根”是一对近义词，要在无从选择的环境里活下去，唯有拼命地扎根。

老伯是那个艰难年代的亲历者，他零星提及的话语，足可拼凑出一个今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困苦的人生。九岁开始在渡头摇船，人小手短，橹钩都挂不到。有时，过渡的人多，吃中饭的时间都歇不出。吃不上白米饭，番薯干汤也得省着吃。那会儿还没有这排房子，一大家子住在茅草屋里，床不够睡，只好用晒谷用的竹簈在堂前打地铺。慢慢地，他和他的四个兄弟都长大了，他父亲开始计划造房子，一家人像燕子筑巢般准备各种材料。石头、木头都是山上就地取材，瓦片要在山下买了担上来。老伯说：“‘有钱钱辛苦，没钱人辛苦’，现在造房子只要有钱就行，那时没钱，什么都要自己做。”他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收工回家都要挑一担瓦片回山上，夜里还要干自留地的活。

造屋的诸多艰难，他没有细述，只说：“家里穷，没有鞋，只有自己用稻秆打的草鞋，穿上不跟脚，索性赤着，田地里干活赤着，走山路担担子也赤着。哪像现在人，穿着鞋也不愿意走路了。”

他的话使我再次把目光落向他脚上那双本就引人注意的鞋——即使对于这样一个穿着极其朴素的老人，这双鞋也显得过分节俭。这是一双这个时代已很少见到的解放鞋，绿色的帆布鞋面已经泛白，且已破出很大的洞。他坐在我右前方，我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他的左脚，脚背上小半块鞋面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半截鞋面也已破碎褴褛，里层的白色衬布向外翘折，四个赤褐的脚趾完整地露在外面。这样的鞋子，已没有任何附加的作用，只剩下最基本的意义——穿在脚上，走路时着地的东西（这是字典里对“鞋”的解释）。对一个受过几十年打赤脚之苦的老人，那种难以磨灭的记忆，已经深深融入他对鞋的理解和珍惜之中。

赤着脚扛石头，赤着脚砍树，赤着脚担瓦片……房子终于造起来了，每一根椽柱，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瓦片，都渗着辛劳的汗水。五个兄弟五间房子，寄托着娶妻生子的希望，担负着家族繁衍的责任。

五

那天从刺蓬坑回来后，我拔了两株落地生根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没几天，我就亲眼见证了它非凡的生命力。

那天把它们放在袋子里带回时，叶上的小芽碰落了不少，就随手撒在花盆里的泥土上。几天后，它们不但在花盆里站稳了身子，而且原先绿豆大的小叶片也长成黄豆大了；有一粒小芽落在花盆边的白瓷砖上，瓷砖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浮土，就这么点浮土，竟也让它长得生机勃勃；更让我吃惊的是，在距离花盆一米多远的水泥门框的缝隙里竟然也长出了两棵小小的绿苗，大概是掉在地上随着雨水流浪到门边，就在那儿见缝插针扎了根。

六

新房子的落成，让困苦的日子有了憧憬的资本。如果没有意外，五间房子会依次贴上红对联，娶进新媳妇，诞生新生命，衍生成一个热闹兴旺的大家庭。但在那个多难的时代，意外如飞扬的尘埃，一次次落下来，如巨石般砸中这个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眼前这排黑黢黢的老房子，已经很难想象它们崭新时的模样。使房子慢慢变老的，是时间，是风雨，还有发生在房子里的那些故事。人所承受的沉重和哀伤，房子也无声地承受着。

先是家里的长子，老伯的大哥，国民党溃退时被抓去当壮丁。没多久得了一种皮肤病，浑身发痒难忍，行走不快，拖了队伍的后腿，竟被长官下令用枪托活活敲死。几个月后，同一个部队里有个邻村的人瞅机会跑了回来，一家人才从他口中得知这个噩耗。

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情在老伯口里说出来时，已经只剩概括性的三言两语，如一个干瘪的故事躯壳，没有分量，不带感情，死亡所包含的痛苦、恐惧、残酷、悲伤都已被时间抽离，就如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文字。这个在世上活了二十几年的生命，他的父母曾为他的生存和未来作了怎样的努力，离乡背井带着他逃难，想方设法填饱他饥饿的肚子，倾尽所有为他造房子，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失去了承载，那种痛彻心扉的悲哀，才是死亡的真正意义，这是记忆和历史无法负载的。

然而，命运不会因为某一场灾难，就把苦难从你的人生中剔除。生活依旧艰辛，肚子依然饥饿，日子仍然要过下去。听说出海捕鱼收入好，老伯的二哥和三哥都加入了这个行业，挑起了养家的重担。没过几个月，二哥和另外五人一起出海，在三门湾的田湾洋遇上了风暴，船老大经验不足，吓昏了头，方向也搞不清了，人家的船往里开，他却把船往外开，结果船翻了，船上六人无一生还。

艰难的时世里，人们奋不顾身地想要活着，而许多人就是为了活着而丢了性命。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悖论，那个时候却是普遍的现实。对于这些为活着而挣扎的人们，命运丝毫没有宽容之心，却一次次地显示它的无情和残酷。真正宽容的是这些被命运和时代蹂躏的人，没有诅咒，更没有反抗，在痛哭哀嚎之后，叹一声，都是命不好，又默默地立起被压得更弯的腰，承受生活给予的一切：现在的痛苦，以及未来的痛苦。

老伯的母亲大病了一场，父亲也仿佛一下子老了。而老伯的三哥依旧出海捕鱼。对于深陷贫穷的他们来说，死亡的危险不是不可怕，而是他们并没有多少挣扎的余地，这就是命运的残忍之处。只隔两年，老伯的三哥也死了，不是死于翻船，而是在船上得病死的。老伯至今说不清得的是什么病，只道是大便拉不出，活活腹胀而死，哪像现在连脑都可以劈开做手术。

死亡，接二连三地降临，来得是那么轻易，轻易得让人难以置信。余华的《活着》是一个苦难的故事，它的力量就来自对死亡的接受。老伯不是福贵，我所叙述的不是小说；老伯就是福贵，他的经历何尝不是另一部《活着》！

就这样，五个兄弟只剩下了两个：老伯和四哥。四哥五十多岁就走了，活着的时候也是命途多舛，年轻时落下风湿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后来一条腿不能走路，再后来双腿瘫痪。那时也没有轮椅，就在屁股下面垫一块橡胶坐在地上，双手抓两块木头撑地“行走”，这样以手当脚熬了十来年，离开了人世。

夕阳枕着山肩，老屋已完全隐没在山的阴影里，显得更加黯败。老屋无言，记忆如尘埃，积落在看不见的缝隙和角落，轻轻拂拭，飘散出的都是悲伤的往事。

七

种在花盆里的两株落地生根长势凶猛，茎杆肉眼可见的一天天变长，没几天就长了几十公分；叶片也是一天天地变大，碧绿肥厚闪耀着生命的光泽。而那些随意撒落的小叶芽长到一两寸高后似乎就停止了生长，大概贫瘠的养分只够维持它们活着的生机，没有余量提供成长的养分了——在活着和成长之间，活着当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