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日嘎与《作品》（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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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春季，我从网上偶然看到一则消息：《作品》杂志社公开招聘评刊员，不限年龄、职业和地域，只要热爱文学，并且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字功底，有兴趣给《作品》杂志刊发的文学作品写评论，都可以报名。

那时，我刚从一家押运公司辞职出来，到私立学校当老师，业余时间写点散文随笔。我对文学期刊了解不多，写作上也没有什么规划，凭着热情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投给报刊的稿子偶有发表，多数石沉大海了。我先通过网络了解了一下《作品》，才知道这是全国著名文学期刊，有着高端的品位和雄厚的实力，以繁荣文学事业、扶持文学新锐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作家。杂志封面上的“真文学”三个字，让我产生了说不出的回味感，既陌生又亲切。为什么要重点强调“真”呢？难道还有假文学吗？思索过后，我恍然有所悟。《作品》提的“真”，可能是选稿的准则，更可能是一种呼唤，呼唤文学的本质——真诚、真挚、真心。于是，我对《作品》有了莫名的好感。可有一天当我在《作品》上读到作家杨无锐的随笔《教育家伊阿古》时，又觉得这本杂志格调很高，心中不免彷徨。

文学始终离我又远又近。大学毕业后，我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参加了工作。我先是到一家押运公司当押运员，一个月休息三天，每天早上七点前到单位，围着操场跑满二十圈，再开工。下午有时六点下班，有时加班到晚上九点多，中午在银行休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上班前得把手机交给库管，与外界断绝联系。我们每天端着枪，上午往各个网点送现金，下午再接现金返回单位。日子被无限拉长，我单调又无聊地重复着每一天。我喜欢路上的时刻，透过车窗看到风中摇曳的行道树，自由飞翔的小鸟，悠悠飘荡的白云，只有这时我才会感到一些愉悦。一种不能自已的情感从我内心迸发出来。于是，我在防弹衣胸前的大口袋里，装上草稿纸和碳素笔，利用短暂休息的间隙，用文字书写心情。我有时在走廊的窗台上写，有时在押运车的引擎盖上写。有时同事把我的稿纸抢过去，边跑边读，我刚追上去，他就抛给别人。我气急败坏，又羞得无地自容。但现在这些已经成了十分美好的回忆。那两年，我写了几十篇长短不一的散文，大都是白天随时写下想到的句子和段落，晚上进行整合、捋顺和修改。

我的散文开始在地方副刊、内刊和网络平台上发表，有的只有几十元的稿费，有的甚至一分钱也没有，但看到自己的文字能被人读到，比发工资都要让我开心。我希望写作的时间能更多一些，就算成不了作家，我也愿意与文字相伴终身。写作的意愿越来越迫切，终于有一天，我辞掉了押运员的工作。记得那天，我独自走在哲里木广场上，一会儿转上几圈，一会儿又坐在花坛边望着天空。柏油路上人来车往，但我听不到喧嚣，所有的声音似乎被隔绝了，我感到自己在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夕阳西沉，广场上呈现出无数个条状的影子，有建筑的，有人的。这时我才听到人们的笑声和叹气声。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着，奔波着，如果长长的一生必须活在奔波里，我宁愿所有的努力都奔向那一个顶点——文学。

第二天，我到一所私立学校应聘语文老师，对方让我直接试讲一节课。这所全日制私立小学院落挺大，看着与公立学校规模差不多。我讲课时，一位老太太表情严肃地坐在最后排。我讲完课，她把我叫到教室外面说，开学就来上班吧。

老师的工作远比我想象中忙得多。备课、写教案、上课、开会、搞卫生，还要时刻注意学生的情况，与家长不停地沟通。我很认真地做着这一切，讲课时常常会借着课文发挥，甚至试图在小学生的心中种下文学的美好的种子。有段时间我几乎停止了写作，沉浸于教学的繁忙中。但这样的日子实是背离了我的初衷，我又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我无奈地想着，这世界并不缺乏写作者，也许做个读者也是件挺美妙的事情吧，毕竟要先生活，然后才能谈到文学。但时间一久，我又抑制不住写作的冲动了。到了夜晚，我坐在窗边的小桌前，望着楼后面公园里那座被射灯照着的巨大的马头琴雕塑，以及上面深沉的星空时，我的思绪便天马行空地开始驰骋。我要写作，写什么都行，总之我必须写作。我开始写长散文，周末常写到凌晨三四点，有时一夜写七八千字，写到心脏狂跳，脸上的肉发胀发虚，手指发抖，也不愿意停下来。辛苦的写作让我有种“终于真的要开始了”的激动，可同时，我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力。

我真是太想通过文学与外界产生联系了。所以当我看到《作品》杂志社公开招聘评刊员的消息，想也没想就报了名。按照要求，我如实写下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和对文学的由衷热爱。不久，我收到了《作品》杂志社发来的聘书，而且还成为了第九组组长。我特别开心，积极地投入到评刊团的工作中，没有落下任何一个指定篇目。二〇一八年，我给虞燕、马晓康、杨袭、李衔夏、杨映川等五位作家写的简评发在《作品》杂志上，并担任了线上主持的工作。我们每天在微信群里讨论文学作品，各抒己见，自由、开放、包容。很多老师说，《作品》的这一举措，全国独一家。编辑老师们的周末时间也被占用，但他们依旧热情高涨。我因为找到同行人而感动。我的文学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写作热情再次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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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杂志的用稿要求十分严苛。主编强调，写出来的文章无论语言、内容、角度、结构还是其他，至少有一方面要足够出彩，不能“样样通，样样松”。要求越高，我反而越是被激发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定要写出好作品。

二〇一八年年底，我跟朋友去一家饭馆吃饭时，墙上的一幅油画莫名地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穿蒙古袍的男人骑在马背上，甩出长杆，试图套住飞驰的烈马，那画面动感、抽象，不像一幅画，倒像是一曲澎湃的旋律，一个动人的故事。回到家后，我依旧激动不已，一种说不清楚的、焦灼的、喜悦的情感撞击着我的内心。我在客厅来回踱步，额吉让我快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要动身回老家过年。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不回去了，我想一个人写作。额吉早已习惯了我的“神经质”，但她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当晚，额吉给我包了很多饺子，一直包到深夜。额吉和阿爸走后，我去超市买回来两箱方便面和十几个面包，把自己锁在家里，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我急切地想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我在电脑屏幕上写下“套马”这个标题，黑体粗字，很是醒目。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们拥挤着，碰撞着，就要破壳而出，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头，怎么架构，怎么结束，更别说该怎么赋予它意义了。我没有提前构思，硬生生地写出几个句子，可没一会儿又全部删除了。我第一次尝到了创作带来的苦恼。我想往前走，却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几天的挣扎、游离和徘徊过后，我甚至有些悲伤。原来，想认认真真地写出一篇好作品，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直到除夕夜，窗外爆竹声连天，与我的心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时期，还有在外求学的往昔，像朵朵烟花似的一一闪现在眼前。突然，我有所顿悟。原来我苦苦寻找的，不就是对过往的重新审视吗？

我出生在一个叫作“西日嘎”的村子，位于科尔沁草原北端，科右中旗西部。这里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山都不高，山与山之间开阔、舒朗。我曾在小学作文里写道：“这些山像星星散落在草原上……绿草和白雪给山峦披上了外衣。”爬上村西的山，能望见附近的村庄；爬上村东的山，能望见几十里外的巴彦胡硕镇。但无论爬上哪一座山，都能望见遥远的天际，而天际也浮动着连绵的群山。人们把这里称为丘陵草原或山地草原，因为有田地，也被称为半耕半牧地区。我小时候，村子里几十户人家，砖瓦房不足一半。无论大人小孩，他们的脸蛋和手脚，夏季被晒掉一层皮，冬季被冻掉一层皮，都是见怪不怪的常态。

与西边秀美的扎鲁特旗山地草原相比，西日嘎显得荒芜又粗犷。这里常年干旱，从干硬的土里生长出来的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根根固执、傲慢、顽强地挺立着，刮在身上，像被牛舌头舔过，涩涩生疼。一条季节性水流自北向南地穿过村子，雨水多时像条河，其他时候是个干涸的沟子。这里的人畜也极度耐旱、耐痛、耐寂寞。农牧民们有时劳作一天也不喝水，不说话，不喊疼。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吃肉时，个个却有着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歌。

我莫名地被西日嘎的寂寥与空旷深深迷住。我喜欢站在村前的毕勒古泰山顶向四处遥望，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却沉浸在某种喜悦、渴求和向往当中，有时想象山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从小喜欢画画，没有颜料就用铅笔，画眼见的物体的轮廓。村里的牧民夸我画得好，有的故意摆出造型，让我画。我画完，他们会凑过来，指着画说哪里像哪里不像。到了四年级，相比画画，我更喜欢阅读。那时家里常年订阅三种杂志，蒙古文版的《潮洛濛》《纳荷芽》和汉文版的《看世界》。额吉偶尔去巴彦胡硕镇，也会不时给我带回来连环画等读物。额吉说：“我们虽然生活在山沟里，也要尽可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从这些杂志上读到了很多故事，现在能记起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但心里一直存有那种奇妙的感受。

西日嘎有牛群和羊群，却没有马群，村里只有几匹马，它们高傲、孤单、神秘。当我开始写《套马》时，这几匹马变成了庞大的马群，猛然向我奔腾而来，恍惚间又奔腾而去。我试图去抓住马群的踪迹，但什么都没有抓到。恰在这时，我的小说有了。我借用温都苏（蒙古语“根”的意思，小说《西日嘎》的主人公）这个角色，重新走回并解读心中的故乡。儿时背诵过的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那·赛音朝克图的诗歌，此刻像骏马般驰骋在我的心上。我被一股巨大的暖流簇拥着，仿佛听到故乡传来一阵阵无声却震耳欲聋的呼唤。我在小说里写着：“西日嘎草原很奇特，它有另一种美，一种干涩的美，一种挣扎的美，一种孤独的美，一种呼啸的美……”我的语言虽然笨拙，但它们像河流一样从我心底汩汩地流淌出来。我没日没夜地写，用几天时间写完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

过完年，我把小说投给《作品》编辑梁红老师。梁老师说这篇小说有东西，只是太啰唆，改成短篇小说可能更好。她还进一步说，小说创作中有废笔和闲笔，废笔是无用的，应该删掉，闲笔是有用的，但写好很难。我在似懂非懂之间，开始修改小说。我把那些与故事和思想都无关的描写统统拿掉，结果删掉了近两万字。我自己读完才发现，原来之前我有太多无章法的情绪化的表达。梁老师看完让我等消息。一个多月后，她说小说准备留用，并转达主编的一个建议，小说标题《套马》改为《西日嘎》。之后主编给我发来信息说：小说甚好。

二〇一九年九月，我的小说处女作《西日嘎》发表在《作品》杂志“金短篇”栏目，同年十一月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作品》杂志社还给这篇小说举办了线上研讨会，七十多位评刊团成员为这篇小说写评论。其中，程向阳、周其伦、张维菊、阿探、洪艳五位老师的评论，发表于二〇二〇年二月的《作品》杂志“评刊选粹”栏目，标题为“马蹄声里的精神传承”。那段时间，我的内心被各种情绪交织着，激动、感恩、振奋……同时我也听到了多种声音，除了夸赞和批评以外，有人说这不是小说是散文，有人说这是用散文笔法写的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首长诗……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清楚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在哪里。可能，我不想被这种界限束缚吧。但第一篇小说的发表，其意义已超越小说本身。从《作品》开始，从《西日嘎》开始，我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不久，我收到五千多元的稿费，一时间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写作两年多来，这是我当时收到稿酬最多的一次。而且意外的是，《作品》杂志社持续给作者送福利，通过网络投票，进行季度奖励和年度奖励。《西日嘎》有幸获得季度奖励，我再度收到了五千多元的稿酬。“为作者谋利，让读者发声。”“真金白银尘埃落定。”从二〇一七年到现在，这种奖励机制《作品》已经坚持实行了八年。《作品》杂志社真的把作者和读者放到了第一位，他们对文学劳动的尊重，令我这个初入文坛的作者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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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七月末，《作品》杂志社在广东文学艺术中心的岭南文学空间举办了评刊团线下评刊会（第一季），品读了王哲珠、马晓康、叶清河、李衔夏、周齐林等五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我应邀参加，并与来自湖北的萧肖一同主持了诗歌朗诵会。李京春老师在会场里，为我们这些刚来广州的评刊员提供帮助，她总是面带微笑，亲切，热情。这是我第一次去广东。内蒙古与广东，从大草原到南海边，我眼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但因为大家是文友，平时在网上多有联系，所以见面一谈文学，很快就熟络起来了。我也因此对广州这座大城市有了一份亲近感。王十月、郑小琼、梁红、李京春、周朝军、张丽、郑旭斌等《作品》杂志社的老师们，与大家畅谈文学艺术，高屋建瓴，幽默风趣，活动氛围轻松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