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分裂了西方？

特朗普蔑视欧盟，认为欧盟和北约一直都在让欧洲国家占美国的便宜。然而，将新出现的跨大西洋分裂状况视为地缘政治问题是偏颇的。这种分裂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边是特朗普及其欧洲同党领导的反自由极端主义项目，另一边是那些决心维护自由民主的人，他们植根于自1945年以来一直指导着西方的18世纪启蒙运动原则。

在欧洲，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斯洛伐克的罗伯特·菲佐、意大利的焦尔吉娅·梅洛尼，都支持类似的反自由主义观点。虽说罗马尼亚人最近否决了极右翼候选人乔治·西米翁并支持他的亲欧盟自由派对手尼古索尔·达恩，但欧洲的政治格局仍在不断变化。波兰选民可能很快就会选出一位由极右翼“法律与公正党”支持的总统。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年1月指出的那样，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全球联盟反映了一个“反动国际”的崛起。

在欧洲政治分歧的另一面，是那些致力于捍卫自由民主的领导人：马克龙、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美国，与他们意识形态最接近的人包括中间派共和党人和温和派民主党人。前者基本上已从政治版图上消失；后者依然晕头转向、四分五裂，且在特朗普再度当选后缺乏明确的领导。

在自由民主阵营努力重新集结的同时，事实证明其对手的协调性要强得多。多年来，大西洋两岸的极右翼知识分子和政客已经就诸如移民和西方的道德沦丧等共同不满的议题进行了频繁而密切的交流。法国作家和阴谋理论家雷诺·加缪—尤其是他的“白人大替代”阴谋论—受到了美国极右翼和那些与特朗普结盟的政客们的广泛追捧。

迄今为止，建立一个跨大西洋“民粹主义国际”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主要原因是这些团体的实际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但这并不妨碍特朗普邀请欧洲激进右翼的几位知名人士—包括英国改革运动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法国极右翼论战者埃里克·泽穆尔，以及德国选择党的爱丽丝·魏德尔—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许多方面，特朗普就像一个象征性的名义领袖，将这些原本互不相关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自由派思想家缺乏他们那些反自由派同行的战略焦点。几十年来，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既有渠道和机构自然发展，政治领导人在正式访问期间重申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美国前总统拜登在“登陆日”80周年之际于诺曼底海滩发表的演讲就是一个例子。

鉴于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似乎没有必要对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或辩论。自由主义就像鱼缸里的水一样：必不可少，但鱼儿却看不见。西方学者、作家和主流评论家们都在这一框架内运作，也不会去质疑其基本假设。

随着特朗普、欧尔班和其他极右翼煽动家的崛起，这些假设再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民主派必须紧急重振北美和欧洲温和派之间的对话，政治领导人还应与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记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接触以促进交流，并协助形成一个面向未来的共同民主愿景。

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如何让年轻选民确信民主和法治的持久价值，而不是接受魅力型强人的诱惑？我们如何才能制定出既支持工人又不破坏国际贸易体系或加速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自由派应该如何应对移民压力？对这些问题的跨大西洋讨论，可以在重振自由主义理想和制定能够在未来几年捍卫民主治理的政治纲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