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异性社会：我们心中的他者

印度尼西亚偏远的西巴布亚地区是神秘的科罗威人（Korowai）居住地。科罗威人是普通人想象中最完美的人类学研究对象，足够隔绝，群体只有几千人，文化足够神秘（主要使用石器工具，而且在无法证实的传闻中，是世界上少数保有食人传统的群体）。这就是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鲁珀特·斯塔时（Rupert Stasch）的长期田野调查地点。那么，斯塔时写出的是猎奇又惊悚的冒险式民族志吗？

这取决于人类学家想要在田野调查和写作中实现什么。斯塔时的愿望，在于通过人类学写作做出更广泛的理论突破，为社会学和哲学思辨都贡献一份丰富和引人入胜的民族志叙述。斯塔时长期的研究兴趣在于社会关系如何被呈现，以及如何在将社会联系作为基石的人类学领域研究相异性（斯塔时主要用otherness和alterity这两个术语）。

科罗威人：以相异性作为社会联系的基础

所谓相异性，简单来说就是体验到不同或相斥。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社会是怎样由各种关系的联结生成和演化的。对相异性的研究是对构成社会或社会关系的这些联结的本质的思考。《相异性社会：西巴布亚地区的亲属关系和哀悼》（Society of Others： Kinship and Mourning in a West Papuan Place）一书就是斯塔时长期努力的结晶。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就是科罗威人以相异性作为社会联系基础的模式。而且斯塔时强调，对相异性的重视和反思是科罗威人自身常常经历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己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而绝不仅仅是人类学家用在他们身上的叙事。

科罗威人在居住空间的设计上就体现出非常有意思的特点。约有4000名科罗威人分散居住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低地森林中，位于新几内亚中部山脉以南、距离阿斯马特海岸线100多公里的内陆地区。每户人家平均每年建造一处以上新居。这种速度部分是由于支撑房屋的树干和梯杆因当地气候容易腐烂。但这种速度也反映了人们对在新地点建造新居的热情。他们的房屋都是由坚实的长柱子架空在树顶高度的棚屋，而且相互距离非常远（至少一两公里），最多只会有两个棚屋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架空的设计照本地人的说法是为了躲避邪灵。书中写到一位男子，他的亲戚们劝说他搬到他们附近住，而他之前是因为和那里的其他人发生冲突离开的。那位男子说，除非他之前住的房子倒了，否则他不会搬回去。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人的愤怒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息。科罗威人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保持隔离，以避免侵犯彼此的权益。科罗威人认为拥有分散的地理领地，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分散居住在各自拥有的土地上，避免因食物盗窃、通奸、私奔或许多人聚居一处时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而发生冲突。与房屋高度比起来，科罗威人更常关注的是房屋之间的水平距离。对科罗威人来说，地理分散和房屋高度是两种隔离模式，但都构成了一种社会观念，即人与人之间谨慎的疏离状态。

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距离，科罗威人常常把共同经历的一些事件（比如仪式或者建房等）视为社会联系本身。例如在第二章中 ，两个人互相称呼一个昵称，这个昵称指向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特殊事件。同样，科罗威人也常常说两个以前不认识的人通过特定的面对面接触和赠予行为“成了亲戚”。他们可以对陌生人之间通过互动而建立的亲属关系表示礼貌性的认可，但同时，这也是他们表达距离感的方式：通过区分由事件建立的亲属关系和真正的亲属关系。

斯塔时的著作在人类学界引起了为时很长的讨论，最引人深思的一点在于读者们普遍感觉到一种缺失：一种“我们”（西方社会主体）与“他们”（原住民）对比的缺失。粗略地说，在对这些“缺失”的论述中，读者们常常认为应该会出现类似“我们的问题在于将假定为离散的事物关联起来，而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假定为关联的事物割裂开来”这一类的总结。然而斯塔时的论述完全没有提及这种区分。斯塔时的论证重点在于，生活在“小规模、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群”中的人们并不比我们更接近“纯粹认同的社会关系” （Gemeinschaft），这种基于纯粹认同的社会纽带模式是站不住脚的。

死亡与哀悼是斯塔时对科罗威亲属关系叙述的顶峰，同时也是科罗威人本身反思人与人之间关系内在多样性最突出体现的时刻。比如说，科罗威人把死亡事件与死亡发生的房子联系起来。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死者居住的房屋的术语（lux-xaim，“停尸房”）。人们在埋葬死者尸体后会搬离死者居住的地方，而且长时间避免靠近房屋所在地。死亡与房屋之间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人们在谈话中提到某座房子的时候，总会提到那里发生的死亡事件，还有偶尔会把尸体绑在房屋地板上而不是埋葬的做法。去世人的亲属会搬到其他地方住，而且通常还会要求死者的室友赔偿。这并不是基于室友导致了死亡的想法，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共存空间才是死亡事件的真正发生地，而这个空间应该对他人的损失负责。

归属感与相异性的关系

从《相异性社会》一书的引言可以看出，斯塔时的理论构建深受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他引用最多的两位学者是费尔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同时他也提到了18—20世纪德国哲学家对相异性作为社会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例外的叙述，尤其是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滕尼斯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区分“社群”（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的先驱。在书的引言中，斯塔时概述了当代人类学两种主要理论选择的谱系：1. “纯粹认同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of pure identification），其根源就来自于滕尼斯的“社群”；2. “分离性社会联系”（disjunctive social connection），主要理论来源是近代美拉尼西亚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志，尤其是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和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思想。斯塔时的研究主要在于后一种社会联系，但他对社会关系的叙述非常全面。

简单来说，斯塔时总结的想法是：相异性是参与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一种例外。不仅每个人在心中思考与他人或者与他者关系的时候，相异性都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自身也会以相异性来思考自己的存在和在所在社会（社群）中的位置。相异性究竟是一种属性还是很多种不同属性的集合？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观察产生相异性的情境非常重要。而且对相异性的思考具有情感、评价或自我反思的成分。将一个对象归类为他者不仅涉及将其视为与自己不同，还涉及被这种差异吸引、排斥、震撼或感动。

除了由地理和社会距离引申的思考，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与陌生人的关系成为科罗威人社会生活的重点，意味着社会关系纽带包含着对周围的人差异性的感知。两个人并不知道彼此的立场，关系由参与者对事件的反思来定义，对于斯塔时来说，这才是社会关系本身流动的、内在的真理。时间过程的开放性映射到社会纽带的开放性和内在差异性上。彼此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许会因为共同经历长时段生命历史彼此联结，但却被地理距离相隔。共同经历一些事件的陌生人在事件持续的时间内产生了社会关系，但这些社会关系背后没有共同经历的生命历史作为基础，所以他们对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体验始终是被不同的生命经历区分的。以这种方式时间化，将关系定义为差异性与亲密性，甚至是排斥与吸引的动态组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另一种重要的科罗威社会模式，即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评价往往非常不稳定。关系是多种其他关系状态流动的交汇点。其他时间成为当下时间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归属变得不稳定且多元。我们心中的他者，就像我们想象中永恒危险又魅力十足的情人，让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时候，永远感受到得比我们能解释的部分更有趣一点。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