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湾：从沉沦走向复兴

在辽东半岛的南部，有两处标注着“大连湾”的地方。一处在苍翠的陆地上，那是如今的大连湾街道；另一处在蔚蓝的大海中，是充满故事的大连湾海湾。

大连，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气候宜人，风光旖旎，高楼林立，让无数人陶醉其中。每年，大量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滨海路、星海广场、棒棰岛、老虎滩等景点，处处彰显着大连的浪漫与温馨。2024年，大连湾南岸的大连港东五街成为网红景点。当大连至山东的轮渡从海面缓缓驶过，游客们便纷纷举起相机，记录这美好的瞬间，随后上传至网络。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至此，只为捕捉那几十秒的精彩，甚至有人还幸运地拍到了驶向大洋的航空母舰。

然而，人们在拍照时或许并未想到，这片名为大连湾的海湾，正是大连这座城市名字的来源，它见证了无数关于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瞬间。

大连城市名称的由来

《简明大连辞典》中这样描述大连湾：“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为辽宁省黄海沿岸最大的海湾。东北为大孤山半岛，西南为大连半岛，西北为金州地峡。有三山岛屏列湾口。湾内长宽均14公里，水深20米以内……湾域内冬季不冻，水清底坚。以盛产牡蛎闻名。”当我们把目前关于大连名称由来的几种说法与这个词条描述相比较，会发现它们几乎都与这个海湾息息相关。

一种说法是，大连古代的地形恰似过去的褡裢。看着地图，大连湾东北的大孤山半岛和西南的大连半岛，真如褡裢前后的两个兜囊，而海湾西北的金州地峡则像连接两个兜囊的挎带。于是古人用褡裢为这里命名，而能承载这个褡裢的海湾便被称为褡裢湾，久而久之，就成了大连湾。这虽像是一个神奇的故事，但也让人不禁遐想，古人是否真有这般上帝视角呢？毕竟这样一个巨大的褡裢，怕是连海中龙王见了都会摇头吧。

还有一种说法，大连周边的海湾盛产大个儿的海蛎子。海蛎子，学名牡蛎，在日本被称为“根之源”，在西方则被称为“海之奶”，《圣经》里称其为“海之神力”，在中药材中也是一味补肾良药。可以想象，喝着“海之奶”，拥有着“海之神力”，肾气十足的古人自然强壮。靠海吃海的他们，将这片盛产大牡蛎的海湾命名为“大蛎湾”，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大连湾”。

第三种说法，大连湾是由一个个小海湾连成的大海湾。常有人说大连是中国最阔气的城市，起初让人摸不着头脑，可一经解释，便恍然大悟。中国有渤、黄、东、南四海，而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一个城市就拥有两个海，何等阔气！也正因如此，大连拥有2200多公里的岸线资源，成为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在绵长的海岸线上，一个个小海湾如珍珠般闪耀，红土崖子海、大孤口、甜水套、臭水套、马家套、青鱼口、大驴圈等等小海湾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大连湾，一个个名字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最后一种说法，大连两字源于满语。东北是满族的故乡，辽宁又是满族的发祥地。在满族聚居区，满语曾是通用语言。至今，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门额上还能看到满文。据满语专家考证，满语中有一个词发音为draling，是河岸、海岸、岸边的意思。大连湾周边岸线绵长，满族人用这个词为此处命名再合适不过。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在辽南的金州卫和复州卫传教时，根据当地中国居民的发音记录了很多地名，并制成了一份简要的辽南地形图，图中将今大连湾的位置用拉丁文标注为Ta-Lien-hwan，或许这就是根据当地满族人的发音标注的地名。

见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历史的车轮缓缓滚动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为摆脱毒品的祸害，清政府发起了禁烟运动。一提起禁烟运动，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中国南方的虎门销烟，其实，东北亦不例外。在1839年6月至1840年5月的这一年间，大清的兵丁在奉天海口累计查获烟土两千四百余两，捉拿烟贩四十余名。

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国走私鸦片的嚣张气焰，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国舰队现身中国东南沿海，从黑洞洞的炮口中吐出的弹丸，如同一把重锤，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面对沿海岸线北上的“英夷”，清廷急忙命令时任盛京将军的耆英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御。耆英在检查战备工作期间，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旅顺的唐代鸿胪井刻石上。可历史却与这位大将军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耆英从盛京将军之位调离后，先后担任广州将军、杭州将军等职务。两年后的1842年，耆英作为全权代表与英国代表璞鼎查进行谈判，签订了《南京条约》，1843年又在虎门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期间，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名字刻在石头上未能流芳千古，却因那一次次写在卖国条约上而遗臭万年。

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国来说，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于1858年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该条约规定，签约一年以后，双方需换约。然而，在换约问题上，清政府要求四国公使由陆路进京，英法方面却要求驾驶战舰溯白河进京，双方再次爆发冲突。1859年6月，英法联军舰艇21艘、官兵2000余人抵达大沽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船坚炮利”的英法联军竟然被清军打得惨败。消息传到欧洲，一片哗然，于是，一个旨在占领中国首都的大规模报复行动拉开了帷幕。

1860年2月，冬日的阳光慵懒地洒在大连湾的海面上。正在海边赶海、打海蛎子的人们，突然发现海中出现了几艘西洋大帆船。船上的人不断用铅坠试探水深，还派出小艇登岸查看情况。清王朝的臣民们尚不知道，这些帆船正是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派出的侦察船队。他们的目的是在辽东半岛沿海寻找适合舰队停泊的港口和可供陆军驻扎的营地。船队的韩德船长在考察过辽东半岛沿海之后，认为大连湾是最适宜的地方，于是对大连湾的海陆情况进行了测绘。1860年2月至7月间，大批英法军舰陆续在大连沿海地区驻泊，陆军则上岸安营扎寨。其间，英军在大孤山北良港附近（英人称之为“澳典湾海滨”）建立了一座乔斯测量所。英舰队司令官约翰·瓦特带领官兵对大连湾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并绘制了海图。他们将大连湾南岸一带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湾”，将旅顺口命名为“亚瑟港”，将大窑湾命名为“基尔湾”。同时，为了“纪念”韩德船长“发现”大连湾这一优良港口，还特意将红土崖子附近的小海湾（今天和尚岛东侧至原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之间）命名为“韩德湾”。

对英国来说，占领大连湾仅仅是获取了一个前进的基地。更大的动作还在后面。1860年7月26日，大批英国舰船自大连湾起锚，与占领烟台的法军会合于沙流甸岛后，于7月30日向津沽北塘进犯，继而攻陷天津大沽口，火烧北京圆明园。11月7日，在大连湾周边停泊的英船全部起碇，向西南大洋驶去。

英国人走了，但给大连湾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为老牌海上强国，当时英国的海图为各国所认可。由此，黄海岸边的这个小海湾伴随着1860年《英国海图》的出版更新，以“维多利亚湾”的标注为世界所知晓和关注。

较早通过《英国海图》关注大连湾情况的是我们的近邻日本。中国经历的两次鸦片战争，对日本的震动极大，尤其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向东方的入侵，普遍产生了焦虑情绪。1874 年，日本著名洋学者、法学家箕作麟祥将伦敦出版的《英佛同盟北支那战争记》翻译成日文。日本官僚在感慨“甚哉清国之祸也，城池不守，宗庙不保，君臣惶遽出走，终至为城下之盟而止，其何惨也”的同时，也以1860年的《英国海图》为蓝本，绘制了比例尺为1：73000的日文版《辽东大联（连）湾海图》。由此，大连湾的海岸地貌为日本军政大员所掌握。

让位于旅顺的海防重镇

两次鸦片战争将清王朝从万国之邦的春秋大梦中震醒。被迫睁眼看世界的清政府，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兴建近代工厂，培养技术人才。1875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决定每年从关税和厘金项下拨出400万两白银，作为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军的经费。有了经费支持，清政府迈出了外购铁甲舰的第一步。

然而，海军是个极其烧钱的项目，买了军舰就得配套港口和船坞。于是，港口和船坞的选址成了难题。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奏折中提出选址大连湾的优势，他认为“惟大连湾……山势回环，而且势居要隘，将来岛族与我有事，必全力以铁舶据此要隘……若位置铁甲船坞于此，并认真操练，必于大局有裨”。

此时，关乎京畿根本安全的北洋地区海防建设，在李鸿章的主抓下逐步展开。1875年初，李鸿章奉旨筹办海防，当时北方沿海各个海口鲜有海防设施，仅有的几处炮台也都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面对此景，李鸿章只能择要为之，令部下督饬各营于大沽、北塘、新城各处，仿照洋式修筑炮台、营垒。在这一过程中，李鸿章也注意到了大连湾，并将其第一次写进奏折：“……令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厂先后订购大炮蚊子船八只……由臣督饬道员许钤身、提督丁汝昌，会督管带各员，认真操练，并令时常出洋，赴东、奉交界之大连湾及沿海口岸驻泊逡巡，以壮声威……”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推测，当时的李鸿章对大连湾的具体位置并不是特别了解。但不久后，随着对大连湾地理情况的深入了解，李鸿章对这里有了新的认识。

1879年10月，李鸿章在《条议海防》中写道：“……大连湾距奉天金州三十里，系属海汊，并非海口，实扼北洋形胜，最宜湾泊多船。”不过，可能是李鸿章没有交代清楚大连湾与金州海口之间的关系，致使清政府在1880年发布上谕时也出现了对地理称谓含混不清的情况：“备齐战舰于烟台、大连湾等处，择要扼扎，以固北洋门户……金州海口关系紧要，应如何预筹防守之处，著李鸿章、岐元会筹办理。”为澄清金州海口与大连湾之间的关系，李鸿章在1880年4月的《遵旨密筹防务折》中写道：“查大连湾一带，即系金州海口。”同时还报告了对此处的防务安排：“……臣饬令道员许钤身、提督丁汝昌督帅现有炮船，会同新延英国水师兵官哥嘉，认真操练，随时驶巡营口、烟台、大连湾等处……”这意味着，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辽东半岛的重要战略地位被凸显出来。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到具体负责海防建设的领导者，都将目光投向了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从国家层面开始探讨将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作为国防重点区域进行经营。

因为没有去现场考察，仅靠听取下属汇报就写奏折的李鸿章，吃尽了地理信息混乱的苦头。所以在后续的考察中，李鸿章开始让行事更为严谨的外国专家参与其中。官员许钤身考察大连湾地区后认为，大连湾“实扼北洋形胜，最宜湾泊多船……可藏风得势”。李鸿章又让丁汝昌督帅现有炮船，会同聘请的英国水师兵官哥嘉，巡航营口、烟台、大连湾等处。也正是在这持续的“驶巡”过程中，北洋海军的英国籍军官葛雷孙、哥嘉发现“大连湾口门过宽，非有大枝水陆军相为依护不易立足”。与李鸿章私交甚深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还根据葛雷孙、哥嘉的考察报告，于1880年在向李鸿章的奏报中极力推荐将旅顺作为修建炮台和船坞的地点。

或许是出于经费上的考虑，或是对西方专家意见的采纳，1880年7月21日，李鸿章决定“只可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由此，清政府开始集中财力打造旅顺地区的防务，对大连湾地区只能弃防。

不过，李鸿章还是看到了大连湾作为旅顺口后卫阵地的重要价值，他始终没有放弃为大连湾设防争取机会。1886年，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名义，在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及帮办海军大臣善庆的陪同下，巡阅正在筹建的北洋海防。李鸿章抓住这次机会，在详细汇报旅顺设防工作的同时，还重点介绍了大连湾等未设防区域的战略价值。也正是这一举动，使大连湾设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醇亲王回京后在汇报巡阅情况的奏折中，不但对李鸿章办理海防以来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还特意提到大连湾未曾设防的情况。此后，旅顺后卫阵地大连湾地区的设防经费被列入财政预算。

有了经费保障之后，李鸿章迅速调派提督刘盛休等人，各率所部兵勇先后奔赴大连湾。他们勘察形势，扼守营垒，尤其将在海滨露天处购置火炮、修筑炮台作为首要任务。清政府对大连湾地区海防工程的选址，主要是基于旅顺后卫阵地这一定位。大连湾地区紧靠着辽南第一高山大黑山，其海拔达663.1米。大黑山西南侧是大连湾和金州地峡，这里水深湾阔，极为适合大舰队的集结。同时，大连湾中的各个小海湾都有沙滩，适合登陆，一旦敌舰队在此集结登陆，便能够立刻切断金州地峡。早在1860年，英军就曾在大连湾地区登陆。鉴于此经验，必须在大连湾地区设置海岸炮台，以防止敌军占领旅顺后卫阵地。于是，清政府在大连湾和尚岛筑起了三座炮台，在西路老龙头、黄山也筑起了两座炮台，以此封锁大连湾海面。又因为大黑山的西侧有金州城守卫，而东侧无险可守，便决定在“东路徐家山筑陆路炮台一座”，用以封锁大黑山东南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