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异端的权利（散文）

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异端的权利》，有三个主要人物，第一是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第二个是被加尔文下令烧死的西班牙人赛维特斯；第三个是跟加尔文的独裁暴行一直抗争到底的神学家卡斯特里奥。

事情发生在16世纪上半叶的日内瓦，当时的日内瓦是个有自治权的独立城市。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茨威格的详细研究和精彩陈述下，比历史小说还要惊心动魄。

约翰·加尔文生于16世纪初法国的努瓦永地区，他有三重身份：神学家、宗教改革领袖和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独裁者。即便把这三个身份简单列出，我们就能看出其中的矛盾。

加尔文无疑是个博学人士，他所就读和在其中做研究的大学名字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布尔日大学、奥尔良大学、蒙塔古大学、巴黎大学、马吉大学。他在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写成了名满天下的神学著作《基督教原理》。加尔文起初是个天主教人士，当偷偷读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著作之后，并亲眼见过天主教法庭烧死所谓异教徒，他的观点改变了，开始抛弃天主教信仰，以马丁·路德的思想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神学理论。他的理论比起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其他新教教义更苛刻和严厉。在此，我不想把他的神学主张的细枝末节一一陈述，单提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加尔文思想的真谛：那就是上帝的拯救跟个人的行为无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此生和来世的因果关系，而这个因果关系是好多宗教所推崇的。那么加尔文的命定论是由谁来阐发和解释呢？显然就只有加尔文自己。这就决定了他的理论的严酷和独断性质。

加尔文本人对自己的学说做着身体力行的实践，这跟一些虚伪的天主教高层的生活方式有天壤之别。书中说：“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着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三个小时，最多四个小时；一天只进一顿节约的餐饭，很快吃完。餐桌前还翻开一本书。他不散步闲逛，没有任何娱乐，不寻求消遣，特别避开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宗教，从来没有一个小时的私生活。”

这个比苦行僧还苦的人如果独善其身，也许就是圣人，但他要把这种吓人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一个城邦，让我们想象一下会有什么结果。大约比他早一些的另一个宗教极端分子萨福纳罗拉，在佛罗伦萨就曾推行过这种主张，不过他对付的可是意大利人。结果头一年萨福纳罗拉组织的、宗教童子军，把搜罗来的好多艺术品和奢侈品在佛罗伦萨市府广场上当众烧毁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忍无可忍的市民就把萨福纳罗拉烧死在同一个广场上。即便日内瓦人生来就具有顺从的天性，但他们在首次面对这种剥夺生活乐趣的宗教压迫之后，还是把加尔文赶了出去。

城市随之骚乱四起，这是对压迫的报复性反应。日内瓦市政当局无法收拾这个烂摊子，无奈之下便派人请求加尔文回来。加尔文比上述的萨福纳罗拉要高明和强硬得多，这一次他开出的条件就是要求绝对的权力，形式上是宗教惩罚权，但实际上是生杀予夺的所有权力。也就是说，如果说萨福纳罗拉的武器是精神上的恐吓和震慑，那么加尔文最后获得的就是国家全部的暴力机器。他成功了。书中说，加尔文凭借的是“一种僵化的沉着，一种冷冰冰和非人的坚强”。

在那时，服务于加尔文的密探之多，简直组成了天罗地网，于是日内瓦人开始过上一种像长期服国丧般的生活，一切跟生活乐趣相关的事情都被严厉禁止。在加尔文统治的头5年中，因为莫名其妙地违背了戒规，日内瓦城被绞死13人，斩首10人，烧死35人，驱逐出境76人，这还不算为了逃避恐怖统治而逃跑的人。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今天的日内瓦不过15万常住人口，而近500年前的当时，估计市民不会超过5万人，也许也只有3万人口。这些被迫害者的数字显然离加尔文的愿望还有很大的距离。他曾经扬言道，要绞死1700到1800名日内瓦青年，才能把这座城市从所谓腐败中拯救出来，走向上帝的道路。

书中第二个人物也是来自法国，名字叫卡斯特里奥，他比加尔文要年轻几岁，但却是个远比加尔文智慧和通达的神学家，而且是个地道的人道主义者。卡斯特里奥一来到日内瓦，就被授予日内瓦学院院长的职位，他精通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再加上德语。他在业余时间翻译过一部《圣经》的拉丁文和法语简本提要，受到热烈欢迎，成了当时必不可少的《圣经》启蒙教材，先后一共出过47版。他和加尔文几乎有同样的经历，在里昂求学期间，他见到几个新教人士被烧死，因此离开那里，来到了日内瓦。

卡斯特里奥来到日内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拿他正在翻译的《圣经》拉丁语和法语译本跟加尔文商榷。这本来应该是两个学者之间的平等交流，但就因为卡斯特里奥的译本当中跟加尔文的译文有两个不同之处，引起了加尔文的不满。另外加尔文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翻译了法语译本，既然自己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圣经》权威，卡斯特里奥的翻译工作显然就是对他的冒犯。

但凡独裁者的心胸都跟针眼那么大，宽容的骆驼是无法穿过的。令卡斯特里奥没想到的是，加尔文就因为这种纯学术讨论而心怀嫉恨，而且付诸行动。卡斯特里奥非常贫寒，他教书的微薄收入无法支撑家庭开销，于是他申请一个讲道师的职位，这个职务的收入稍稍丰厚些。但是他的申请被加尔文在幕后做手脚否决了。这样，卡斯特里奥就沦为赤贫，不得不举家流落他乡。但他并没有痛恨加尔文而进行报复。书中说：卡斯特里奥沉着、温和、智慧而博学，拥有宽厚的胸怀。这就反衬出加尔文的偏狭和阴毒。

书中第三个人物是西班牙人赛维特斯，他是个较为平庸的多面手，他的研究一直在新教神学、医学和哲学之间游移。这个人生性轻率自负。他通过书商做中间人跟加尔文通信，并把自己关于新教教义的著作手稿寄给加尔文，题目大致叫《修正》之类的名字。光这名字就足以引起加尔文的不满。于是，加尔文寄给赛维特斯一本自己写的《基督教原理》，那意思是说，关于新教的一切真理都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赛维特斯就不必再画蛇添足。

赛维特斯虽然行医很成功，不必去巴结加尔文，或者挑战他的权威，可他偏偏走极端，他在加尔文的著作空白处写了好多评语，又寄还给了加尔文，这使加尔文对他恨入骨髓。加尔文写信给他的同伙说：“如果这个人来到日内瓦，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赛维特斯用上所有积蓄印刷了自己的著作，他的宗教主张在法国也算异端邪说。于是加尔文利用自己的间谍网络向天主教廷举报赛维特斯。这是相当卑劣的伎俩。但第一次因为没有证据，赛维特斯没被天主教法庭起诉。

接着就是第二次，这次加尔文提供了赛维特斯的亲笔信和著作手稿。结果赛维特斯被捕了。但是天主教廷的权谋更胜一筹，他们如果利用了最大敌手约翰·加尔文提供的证据而审判赛维特斯的话，传出去一定会成为轰动欧洲的丑闻。据书中记载，当两个红衣主教发现赛维特斯的有罪证据是来自他们的死敌、被他们视为异教徒的加尔文时，不由得哄然大笑。所以，在非常宽松的监管下，赛维特斯逃跑了。天主教廷做了象征性惩罚，当众烧掉了赛维特斯的画像和著作，这个案子就算结束。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几年后，赛维特斯，这个既是天主教追逃的犯人，又是加尔文最痛恨的敌人居然流落到日内瓦，还去聆听了加尔文的布道。加尔文认出了他，因为他们在巴黎大学打过交道。加尔文命人在教堂外逮捕了赛维特斯。

在最初的审讯中，日内瓦的法庭没有法律依据控告赛维特斯有罪，第一，他是法国人，也就是说是外国人；第二，他没做过对日内瓦不利的事情，即便他的书也是在法国印刷的。如果赛维特斯此刻对他的神学主张三缄其口，只申明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和在日内瓦没有犯罪行为，那么日内瓦当局是拿他没办法的。

就在事情对赛维特斯越来越有利之际，老谋深算的加尔文出场了。他挑起跟赛维特斯的论战，这样，赛维特斯就着了道。他在法庭上反驳加尔文的神学理论，使日内瓦当局越发不安，认为他是异教徒，最后决定判处他死刑。

赛维特斯虽然较为平庸，做事鲁莽，但对他的信仰却很有原则。在对他行刑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像100多年前的捷克宗教改革先驱约翰·胡斯。他只请求宽恕，但绝不承认自己违背了基督教义。他是受当时最最残酷的文火烤死的。在前往刑场乃至被绑到火刑柱的时候，他被一再督促承认有错，但他死不改口。刽子手在捆他的铁链中插上他的著作，还有他寄给加尔文的著作手稿。点火之后，长达半个小时，赛维特斯痛苦地惨叫，呼唤着耶稣和上帝。而这个时候，加尔文却远远地躲在自己的书房里。茨威格说：“像他这种典型的人（就像法国的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死刑执行。”

赛维特斯被烧死了，拥有那么卓越头脑的约翰·加尔文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赛维特斯的死，比他活着、比他的著作更具有威胁性，因为这件事引起了全欧洲宗教界和民间的震动。加尔文权威的正确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为此，他不得不写了一本漏洞百出的小册子为自己的恶行辩护。这样，就真正惹恼了在巴塞尔大学任教的教授，也就是我们文中提到的第二号人物，隐匿多年的卡斯特里奥。

卡斯特里奥跟加尔文的正面对决开始了。

卡斯特里奥在此非常智慧地绕过了神学争论，而是对加尔文直接提出了预谋杀人指控。书中说：约翰·加尔文违背了自己反对天主教不宽容的初衷，用他烧死赛维特斯的逻辑推导，当下的加尔文完全可以把当年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

书中还说：“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里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因此，加尔文犯下了三重罪孽：教唆罪，杀人罪和企图掩盖真相罪。”尤其是最后一点，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深恶痛绝，他说：“加尔文在杀人焚书之后，还有脸向我们提起那些书，那好像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成灰，然后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各个房间里面的摆设。”

约翰·加尔文凭借什么理念去做这样残酷的事情呢？即所谓异端的借口。那我们就得继续追问，什么是异端，谁有权来定义异端？卡斯特里奥说道：“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的眼里都是异端。”这样说来，人人都可能是异端分子，如果不是相互一剑封喉，使人都变成哑巴，或者大家都死绝的话，那就得允许别人说话。在卡斯特里奥看来，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这种主张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在此，作者茨威格引用卡斯特里奥的话说：“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那么，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

但在加尔文及其追随者看来，人道主义、同情心等是危险的。他的一个帮凶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

在此，我想追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理论上的目的”？古往今来，但凡是追求所谓“理论上的目的”的实践活动，从而忽视了人的基本权利，都会导致彻头彻尾的悲剧。无论这理论看上去多么光彩，目的听上去多么诱人，其结果往往是无数的生命惨遭屠戮，历史污点重重，社会积贫积弱，人心麻木苟且，文明一片凋敝。

虽然《异端的权利》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异国的历史公案，但就现在看起来，无论把它放到哪个时代、哪个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只要政治开明，约翰·加尔文都是错的，是有罪的，而卡斯特里奥是正确的，是有历史前瞻性的。不管约翰·加尔文的名气和权势当时熏天到什么程度，他所拥有的只是僵死的教条，而卡斯特里奥站在了真理一方。

当然，以加尔文的天性，他是一定得想办法搞死卡斯特里奥的。但幸运的是，这个酝酿中的迫害还没来到之前，卡斯特里奥就病故了。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约翰·加尔文对宗教改革、对文化和历史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如果没有例如卡斯特里奥这类人道主义者的从中修正，加尔文的教义不可能后来被广泛接受，其正面影响遍及好多发达国家。就是说，重新被定义的加尔文主义，跟当年那个偏狭、冷酷的日内瓦独裁者已经关系不大。

就个人看起来，约翰·加尔文是个可怜虫，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书中说他经常犯偏头痛，疼起来要使他卧床好几天；他不时提到自己胃痛、头痛、痔疮发作、肚子绞痛、重感冒、神经痉挛、出血、胆结石、痈疽、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症、膀胱病等等等等。他自己说：“我的健康好像是一个长期的死亡。”

我曾经在一部叫作《病夫治国》的书中读到，历史上那些大人物一旦患病严重，做出的决策基本都是昏招。这个公式也适合约翰·加尔文。他那么冷酷决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条件体会生命的基本乐趣。在此，愿他在黄泉之下不再被那么多疾病折磨，这样，他也就不会去迫害别的鬼魂了。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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