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文科教育：反思与想象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和产业化为主要驱动力的新技术时代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当下的知识进路。开源人工智能产品的推广使得相关产品的使用门槛几乎被抹平，唾手可得的海量信息，以具体应用为导向的专业知识运用，富有创意的文案、图像和视频的生成，这些人工智能提供的帮助令我们对部分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和学习的内容产生了怀疑。人工智能的成就很容易让使用者形成这样的印象：在人工智能有能力完成的知识领域内，人类不需要再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在未来可能面临着被淘汰出知识系统的风险，又或者至少可以说，在未来这些知识至少不再是认知主体必须掌握的。

实际上，关于知识的范围、标准、分类和获取手段的探讨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知识的传统三元定义，即“JTB理论”（认为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近代以来“唯理论”和“经验论”旷日持久的争论，无一不是围绕“知识”这一主题展开的。伴随着这些观念和理论层面上讨论的展开，以及不同时代人们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方式的改变，知识总是在进行着自我拣选和自我更新。比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演进，使得“地心说”被排除出知识的范围；在19世纪“颅相学”还是欧洲普遍认可的知识的一部分，但到了20世纪初则被排除出知识的范围。今天，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个体面对的信息负载程度越来越重，包括文科专业知识在内的大量人类知识被外包给人工智能应用。此时，部分人宣称的“文科无用论”，并不像之前的知识演进那样，仅仅对知识的局部进行更新，而是在整体上对人类知识系统和相应的教学实践提出了疑问。在这之中，首先就是质疑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的内容和功能及其有效性，提出了所谓的“文科无用论”。

对人文学科的“质疑”是一道周期性命题

当然，对人文学科有效性的质疑，有部分原因要归结于现代人文学科自身的问题。目前的人文学科普遍存在的状况是，文科基础学科的研究既缺乏问题意识，也不具备时代性和公共性，停留在学院内部的概念和话语生产，这种形式上过度学院化、实际上言之无物的文风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模仿。同时，文科中的应用型专业往往理论基础不够深厚和充分，更多停留在操作层面，一旦人工智能产品以此为应用场景，那么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个体很容易被人工智能体所取代。

今天文科所面临的窘境，并非近年来所特有。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学术职业化和学院化阶段的人文学科就曾面临一波强烈的质疑。与当下不同的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所提及的“文科无用论”，主要原因是随着科学飞速发展和基于科学不断细分的现代知识形态的形成，以传统形而上学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失去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同时人文学科研究也不具备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在现代知识系统中不断被边缘化。而今天的“文科无用论”，主要成因则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普及，让人们觉得作为具体应用的文科知识可以交由人工智能体完成，而无须人们亲身掌握。因此，对于前一种“文科无用论”，无论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狄尔泰，还是新康德主义学者，乃至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无论是精神科学、文化科学还是现象学，都强调人文学科的整体性和奠基性，以证明其致力于意义和价值研究的论域及方法上的独特性，从而论证文科的“有用”。而对于后一种“文科无用论”的反思，则聚焦于文科对于主体建构的独特作用，以证明人文学科知识中的大部分是需要主体亲身掌握，而无法被外包给人工智能体。

实际上，上述两种“文科无用论”的反驳方式有深层次的理论关联，换句话说，20世纪的哲学，尤其是以现象学的思想资源反驳今天的“文科无用论”仍是有效的。现象学强调，从个人视角描述内心体验，反对用客观数据简化复杂经历，主张自己构建生活的意义。要知道，在如今这个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当我们面对诸如“文科无用”这样的论调时，能否对这一观点进行完满的反驳，最终的决定因素绝不仅仅是文科教育自身的前景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触及了人工智能时代主体的独特性、人的生存意义等更为深远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全面外包和彻底的工具化，以及具身人工智能体承担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人的体力和智力看似越来越不被社会发展所需要，我们面临着全新类型的“意义空洞”和虚无主义，那么人类生活的意义何在？这是今天的文科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每个有知识远见的个体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寻回人类的主体性

“文科无用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和推广、知识的外包造成了“主体的迷失”，个体很难在这样飞速发展的技术时代进行确切的自我理解，也无法为自身建构良好的生活意义。实际上，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认识你自己”开始，人类就踏上了自我反思、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历程。在古代，“人是什么”的参照系是动物，因此随着“心灵”概念的构建，心灵所具有的求知能力和理性被视为人类自我刻画的核心，通过这种刻画突出了人相对于动物的优越性。到了中世纪，人的参照系是神，人们用分享神性的心灵来进行自我刻画。但是相对于神，人是有限的、不完满的。随着两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历史带入工业化和科学时代，人的自我理解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机器（比如蒸汽机、钟表，乃至工业流水线）为参照系的，此时人类进行自我刻画的概念变得更为丰富，除了求知能力和理性之外，人的自由意志、情感、欲望、遗忘都被视为人的本质，其中的大部分仍是在刻画人类的心智相对于机器的优越性。这也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即对人的理解更为具体和全面，个体的多重面向都被建构为主体的组成部分，由此人类的“第一人称视角”被凸显出来，现象学家胡塞尔论证，这是哲学的领域，它为科学奠基。

但是，这样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人工智能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它不是纯粹客观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具备了某些关键的“类主体”特征，比如逻辑推理能力、创造力、学习能力，甚至有些人已经在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具备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今天，当以人工智能体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的全新“他者”出现时，人类的自我理解活动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参照系，这让我们对近代以来人类所秉持的以传统机器为参照系的一系列人类自我刻画的概念产生了怀疑，甚至觉得它们已经不成立，造成了新技术时代的“主体迷失”。既然近代以来人类自我刻画的那套概念系统被动摇，那么传统的以主体刻画为核心任务的人文科学也不再稳固，亟须重新反思和构想。“主体迷失”，这是今天“文科无用论”最为内在的原因，从积极方面看，寻回主体、建构主体的自主性，也将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文科知识乃至整个人类知识系统的根本动力。

打破知识划分的日有框架，以学科交叉重构知识形态

对于“文科”的辩护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应当对其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比如，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人类知识最大限度上的外包，因此传统人文专业学习中基于记忆、重复性练习而实现的知识传授会进一步被边缘化，单纯的翻译、文献整理、文本归纳等学习行为将被淘汰。这就像在古代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经典文本被“外包”给了书籍，背诵不再是人类最为倚重的持存经典的手段。在近代以来的生活经验中，计算活动被“外包”给了计算器，算术水平不再是衡量主体知识能力的标准。因此，今天的文科教育要重新反思和整理自身的内容和建构逻辑，使之适配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其中最为核心的依然是，面对人工智能体，我们如何能找到自身的独特性，找到一种自我刻画和自我理解的恰当方式。面对人工智能体这个人类无法超越的“知识库”，个体的独特性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求知”，也不是唯科学主义视角下的理性，而是一系列人工智能体尚不具备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知识品位和审美品位等，以及使得主体能够适应于人工智能时代知识进路的能力，包括学习迁移能力、信息和知识的整合能力等。

面向未来的文科教育应当以上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的牵引，积极探索全新的教与学的方式。比如说，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媒介技术乃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充斥在我们的认知视野中。面对这个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横行的时代，批判性思维、知识品位和审美品位的培养是建构和强化主体独特性的必经之途。主体只有具备批判性思维，我们才能分辨虚假信息、在良好的人机互动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地探索，只有具备较好的知识品位和审美品位，我们才能在海量信息中进行适当的拣选，使好的知识进入“我”的主体建构，而不至于陷入低俗的信息矩阵。在文科教育中，我们要通过经典的阅读、批判性思考、分析和论证、积极的倾听和交流、对经典思想资源的诠释和重新整合，来实现如上能力的强化。

随着技术时代对于主体的重新理解，基于对未来教育目标的重新认知，我们应当从整体上重构文科知识乃至整个人类知识系统。实际上，笔者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知识进路的变化，传统的“以客观知识为基准”的近代知识结构和形态将发生重大的改变，未来的知识应当是以主体的需求和能力为基准，并以此建构和重组的。这种宏大的颠覆性变化尽管还未能实现完全理论化的描述，但是有一点可以洞见，即未来的知识形态包括文科、理科、工科等以研究对象为标准进行的学科划分将被不断模糊乃至消失，未来的知识传授将以强化主体的独特能力为目标，围绕那些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知识的划分标准不再是其属于文科还是理科，而是它的传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激发主体的批判性思维，体现主体的知识品位，同时能够解决或者解释个体和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未来的文科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一般意义上的未来教育，必定是具备学科交叉属性的。这里的“交叉”并不停留在今天我们所想象的，即基于各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增长出一些能够交叉的点。更确切地说，交叉学科是对今天整个知识形态的要求，即从开端处就打破知识门类和专业的界限，重新想象面向未来的知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出现“文科无用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在一个旧有的知识划分框架里看问题，刻意突出了文科和理科、理论和实践的对立。长远来看，我们的任务并非要在传统的文科领域内论证文科的有用性，而是要看到未来知识融合交叉的前景，发挥想象力，大胆重构适应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知识新形态。

未来，文科应当参与塑造科学技术的新形态。人文科学中如哲学和伦理学等相应分支领域，应当深度关注科学的进展，为新技术构建适当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并且，人文学科需要将这种新技术转化为公共可谈论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对其理解且加以讨论，以此更好地造福人类，为新技术的向善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