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趣与享乐：明代人的城市生活

苏州阊门的城楼和城墙，自从今年4月初开放登高，一下吸引了不少游客。踩着长条石阶走到顶，便能欣赏到阊门内外的景色。阊门是苏州古城西侧偏北的城门。往东看，正对着的是古城里车水马龙的中市大街，两侧粉墙黛瓦的商铺密密匝匝延展到远方；视线向北移动一点，是巍峨耸立的报恩寺塔——古城内房屋限高24米，大约只到报恩寺塔第三层的高度，这座始建于南北朝的古塔至今都是城内最显眼的建筑；而向西看城外，绿树浓荫掩映下的是与护城河合二为一的京杭大运河；和它相交的还有一条山塘河，它与平行的山塘街一起通向虎丘，那里自唐宋以后逐渐成了苏州人城外郊游的热门目的地。明朝中晚期，最富庶的要数江南地区，而整个江南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就是苏州。苏州城市生活的样貌在仇英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里有着十分直观的呈现。《清明上河图》最早是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描绘东京汴梁汴河两岸城乡风情的画卷，当时这一题材便因受到欢迎而被其他画师广泛模仿。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仇英再创作《清明上河图》时，把背景地改为苏州。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有诸多版本流传，其中著录于吴荣光《辛丑销夏记》的“辛丑本”，一些学者认为里面的物象描绘最为细致传神，应当是仇英本人所作。这幅绘画长卷从苏州西南的天平山和灵岩山的乡村风光开始，过渡到运河和石桥再到达阊门，阊门外和内的部分店铺最密集，人流最熙攘，是画卷当中的华彩片段。阊门是一座水陆城门，船只同样能从这里进出（蔡小川 摄）

为何整个苏州城的商业中心会在阊门内外？《大明苏州：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一书的作者、苏州本地文化学者柯继承告诉我，春秋时期伍子胥在帮助吴王阖闾建造城池时，便以阊门为最大的城门。因为吴王想要灭楚，楚国位于西北方，所以阊门又有“破楚门”的称号。自从隋朝开凿大运河后，大运河流经苏州城西，阊门外的码头处于运河枢纽位置。明朝时期，苏州手工业大幅进步，丝绸、棉布、玉器、扇子等手工产品就通过水路交通向外输出，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能够通过娄江、吴淞江等河道到达刘家港后再入海，参与到海外贸易当中。明朝嘉靖年间人郑若曾在《枫桥险要图说》中写道：“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盛于阊门。”清代的小说《红楼梦》更说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在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一入阊门便是热闹的阊门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市大街。如今走在这条街上，左右两边也是店铺，很容易给人如在画中游的想象。画中右手第二间店铺是家裁缝店，店主正拿着剪刀为客人裁布，脚下的一块木板上还放着平底锅一样的东西，那是旧时的熨斗。将烧红的木炭放入其中，就可以用它来熨平衣物。城市中有裁缝店并不稀奇，柯继承提醒我，需要注意的是这家店铺并没有招牌，可以说是长卷中商铺的一个特例。“这恰恰是苏州独有的一种现象。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苏州纺织和染色技术的进步，以及追求时尚之风的兴起，就需要大量的裁缝制作服装。一些裁缝选择小本经营，干脆租下大户人家门口的第一进房屋，一来节省租金，二来也能起到‘传达室’的作用为里面的主人服务。”明代中后期，苏州本地的丝织业非常繁荣，也是相关物产的贸易集散地，和布料、制衣有关的店铺，在《清明上河图》上自然不止一家。再往前走还有一家“通照湖绉”。柯继承和我解释，湖绉就是浙江湖州那里出产的带有皱纹的丝织品；“通照”则是形容这种丝织品软薄透明、通气爽滑，类似一句广告语。这家店铺里还专门摆了一张供客人休憩的长背椅，一位男顾客坐在上面，打量着货架上成捆的湖绉。从报恩寺塔俯瞰苏州古城景色。古城内房屋限高24米，大约只到报恩寺塔第三层的高度（蔡小川 摄）

在画卷中继续向前，就从阊门大街到达了桃花坞片区，这里在明代是一片混合了商业店铺和宅邸院落的街区，间或也有小桥流水和农田池塘这样的野趣。它和热闹的阊门大街相连，却保留着闹中取静的空间。桃花坞后世的声名，主要是因为明代时唐寅修建了“桃花庵”的别业，留下了《桃花庵歌》中“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的诗句。今天的桃花坞历史文化片区正是围绕着唐寅故居遗址来做了一系列旅游开发。《清明上河图》上，经过桃花坞的药材行、银店、茶室、笔铺，又路过占卜的算命先生、卖艺的耍猴人，眼前又出现了一家“绸缎店”。柯继承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不是卖布匹，而是出售成衣，墙上悬挂的是一件做好的长袍。“这就说明这家店资本雄厚并且本地人的消费能力也高，否则店家没必要准备好不同尺寸的衣服。”这些点滴细节都佐证了苏州确实是当时的“时尚中心”。学者林丽华提到明末苏州生产出来的流行服饰称作“苏意”或“苏样”，比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说一个人“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骔帽”，“苏样”重要的元素就包括高冠、浅履、宽松素雅的道袍。首都北京穿衣的风潮都受到苏州的影响。明人于慎行形容隆万年间的北京：“吾观近日都城……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今天走在街上，看到人们最常握在手中的物件是手机，而穿越回明代的苏州，人们喜欢拿着的则是扇子。女子持团扇，男子持折扇。粗略统计，《清明上河图》中手持扇子的人物有10多位，并且清明时节的天气仍然凉爽，扇子纯粹用作一种装饰。扇子风靡的背后，是苏州兴盛的制扇产业——折扇在北宋时就很时兴，此时的变化是结合文人书画而成为怀袖雅物，唐寅、仇英等“吴门四家”都有折扇绘画作品；绫、绢是制作团扇的原料，再配合纱绣、缂丝、镶嵌等工艺，都是苏州手工匠人所擅长的。明末清初，苏州的制扇作坊就聚集在桃花坞一带。

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已经让人感叹汴梁的热闹与喧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商品经济在明中晚期更加蓬勃的发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巫仁恕比较了宋代和明代的《清明上河图》，发现明代的画卷中连栋式店铺和楼房形式的店铺数量都增多了，这侧面说明了此时人口更加集中，建筑更加密集，官方礼制约束建筑形制的权威力量在逐渐降低。他还看到了明代《清明上河图》中，无论是售卖酒器、金银首饰、成衣、漆器的店铺，还是装裱书画的作坊，都有着充分展示货品的空间——宋代画卷中店铺大部分属于饮食服务业，基本不会摆放出物品，而明代的这些贩卖非民生必需品的店铺，更需要用五光十色的货物来吸引客人、刺激购买的欲望。《清明上河图》中的苏州，提供了一个中晚期明代活力城市的样本。然而苏州在明代并非一直如此，明代在建立之初也并未展现出城市生活的魅力。正如明代史研究者、《谈判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与晚明南京》一书的作者费丝言所说：“由农民皇帝朱元璋开创的这个朝代，一开始是一个农业国家，它设想的、赖以建构的是农村村社的自治理念。然而到了王朝末期，城市已经对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生活在那个朝代之后的人们来说，明代留给人们的记忆是它繁华的都市，以及奢靡的物质生活。一个由农村构成的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由城市构成的帝国，其间充满了冲突和迷惑。”

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背后有一系列原因可以追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告诉我，朱元璋设计的“洪武型体制”实质是政府对社会严密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成员的角色是固定的。“这种理念也体现在他写的《蜂蚁论》里面，‘蜂有巢、有户、有守土者，有宫、有殿、有尊王室之纲甚严者’，朱元璋期待社会组织就像蜂群一样精密，每个人各司其职，不越雷池一步。洪武初期，朱元璋就命令普查天下田地，按照土地的形状、面积、肥瘠来登记制成‘鱼鳞图册’，配合户口普查的‘黄册’一起，希望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担赋役。”

这种设计最初有利于民生的恢复，毕竟社会刚经历过元末的长期灾荒和连年战争的破坏。根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此时已经比元代鼎盛时期人口数增加了700万。农业的发展，为城市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和原料，也使农民可以有多余的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明代城市研究》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韩大成梳理了明代全国农业人口外出经营工商业的情况，其中包括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南直隶地区最为活跃：根据《吴县志》，苏州的吴县人“人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还有“梓人、甓工、垩工、石工，终年佣外境”。到了正德、嘉靖年以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嘉靖年间人何良俊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即使是安于土地的农民也可以扩大桑、棉、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供给手工业的需要，以此来增加收入。苏州的丝织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周边的农村是棉、丝等原料的生产起点，位于城市的染色、踹整等作坊作为终端，拥有较大资本的商人或商号，将它们联结在了一起，生产出了用于满足于国内外市场的大宗商品。

白银逐渐货币化的过程也为人口流动、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白银一开始并不是明朝官方规定的通行货币。明朝建立之初，政府发行的是“大中通宝”的铜钱，之后又印制了“大明宝钞”的纸币。由于滥造和屡次变更宝钞样式，纸币迅速贬值。《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一书讲到，从保值效果来说，明代人普遍认为宝钞不如铜钱，铜钱不如白银。明朝疆域内的银矿并不算丰富。恰好此时，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让欧洲人得到了南美洲的白银，而欧洲人迫切需要用白银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于是南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贸易线路是从墨西哥西海岸起航，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通过马尼拉的交易活动，运往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最后再进入中国内陆。

在南京博物院正在进行的“观天下——大明的世界”展览中“白银贸易”的部分，就有明代白银的实物展出。好比“金花银”的银锭，原意是指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明代中后期专指折收税粮的银两。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将赋役的各项细目化繁为简，又把一切赋役合并折银。这就意味着民众可以缴纳银两代替赋役，从而获得离开土地的人身自由，投身于城市工商业。不过，“一条鞭法”只算是第一次将个人赋役纳银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其实类似的局部操作早就在进行了——正统元年，明政府将南直隶、浙江等南方七省田赋的本色米麦粮食400多万石改成折色银，共“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这就是“金花银”一词后专指的由来。原本工匠需要服徭役，保证官营手工业的需求。成化二十一年，工部奏准：轮班匠不愿当班者，出银代役。工匠对政府依附关系减弱，民营手工业也就兴盛起来了。“一条鞭法”只是在这些举措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顺应了民间交易用银的潮流。白银在明代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有多么普遍？《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家“倾销银店”。此处“倾销”的意思是将碎银熔化铸造为银锭，这往往是商人在做生意时积攒了一定量的碎银后，需要的一种服务。不仅是在苏州，《如梦录》中记载明末开封的倾销银店就有近10家之多。段志强说，由于白银的广泛流通，白银成色有不同，还会混有假银。万历年间有了《江湖历览杜骗新书》这样的出版物，专门教人如何辨别银两的真假，以及银色高低。白银货币化促进了大额交易的开展，造成了城市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从明初以来社会逐渐产生的变化，生活在明中期的人已经感觉非常强烈了，这反映在文人的笔记里。王锜在《寓圃杂记》中，写苏州在明初“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等到正统、天顺年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而到了成化年间，“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癌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这里面固然也有文人对于社会风气的不满，就像另一位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感叹南京：“正（德）、嘉（靖）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不过这些和明初简朴萧索形成的鲜明对照，都说明明代城市在中后期显现出来的活力。

城市因此成为人们向往居住之地。巫仁恕就提到，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晚明至清，城市化的过程是不断增加的，尤其在江南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尤为明显。他说，明代早期有着传统田园耕读的想法，“城市不如城郭，城郭不如乡村”，但到了晚明，就变为了“今缙绅必城居”。城市对乡绅地主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这里经营工商业更容易致富。巫仁恕举了一个例子，是嘉靖时期居住在湖州的吏部尚书董份，除了在农村拥有大量田产，在城中“有质舍（当铺）百余处……岁得子钱数百万”。另一位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研究也指出，在明末江南地区的史料中，有许多强调不动产的昂贵，所以经营当铺、房屋出租方面的获利都比投资在乡村的土地高出数倍之多。除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外，巫仁恕认为城市里多元的休闲消费空间，各式休闲活动与购物空间，也是对乡绅士大夫移居城镇的诱惑。这大概和今天大多数人对城市生活的迷恋没有区别。南京博物院“观天下——大明的世界”展览中“白银贸易”环节的展品。展品分别为：“大明宝钞”的纸币；银锭；银盒与银镯；“荡寇将军”银印（蔡小川 摄）一城一面貌

如果说苏州在明代时最重要的城门是阊门，那么对应到南京，就是位于正南方向的聚宝门。聚宝门在1931年改称中华门，现在同样可以登城门来参观。这不是简单的一道城门，而是一座具有内瓮城的恢宏城堡，在13座城门中体量最大。明代之前，城门已经有瓮城的设计，但都是外瓮城，朱元璋独创了内瓮城。这是因为元末明初开始出现威力较强的热兵器，内瓮城能够安排藏兵洞，加强城门防御。虽然聚宝门内外在明代也是车水马龙之地，但登上这座城门，抚摸着厚实坚固的城砖，让人遥想的并不仅仅是城门内外商业的繁华，而更多是朱元璋在南京营城建都的雄心：明代的南京城开创了四重城垣的结构，分别是前朝后寝的宫城，五府六部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聚宝门所保卫的京城，还有最外一重的外郭。这让南京城成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传教士利玛窦形容南京的宏伟时提到了本地人讲的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明代的城市在中后期展现出了商业活力，并且各自有不同的面貌特点。韩大成将明代的城市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政治型的城市，以明朝最早定都的南京和永乐以后迁都到的北京为代表。这样的城市工商业很发达，但脱离不了作为都城的政治色彩。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箫白告诉我，在南京，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权力介入了城市空间的分配，即使迁都后，南京仍然保持着六部，这没有改变。他提到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描述了南京有五个分区，每个区域的风格都有所差异：比如东部皇城内外是政治区，这里“达官健吏，日夜驰骛于其间，广奓其气，故其小人多尴尬而傲僻”；中部是工商业区，“市魁驵侩，千百嘈喯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兢”；南部是休闲娱乐区，“游士豪客，竞千金裘马之风……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北部是军营驻地，再往北则是地广人稀之处。这些不同区域的功能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朱元璋在建都之时做出的规划。

南京的工商业中，十分昌盛的一类要属雕版印刷业，这和南京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明初这里是全国最主要的官营印刷中心，刊刻过《元史》《大秘史》《大诰》，还有大部头的藏经书籍。明中期后，民间的雕版印刷正是在官营奠定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国印刷史》，此时的民营刻书坊约有93家，大多集中在三山街和太学前。

这些刻书坊刻印的基本都是畅销书。由于教育的普及，明代的识字率相当高，由工商业者、下层文人等构成的新兴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都有着阅读需求。小说、戏曲刊刻就是这样兴盛起来的。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最早刻于南京的兼善堂，从此白娘子和杜十娘两个文学形象深入人心。还有一类受到欢迎的书，是帮助考生准备科举考试的教辅类书。冯梦龙本人科考连连受挫，但并不妨碍他编纂了《麟经指月》《春秋衡库》《四书指月》，这些相当于现在《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类的读物，意在指导考生科考夺魁。南京印书的繁盛，盗版就是证明。胡箫白说，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特地举家从杭州搬到南京，就是因为南京书商不断翻刻他的著作，他不得不亲自坐镇指挥，打击盗版。从三山街往南，靠近秦淮河一带，是当时明代南京的休闲娱乐区。今天在这里夫子庙前的码头上船去夜游秦淮河，两岸有影影绰绰拍照的汉服美人，不由让人想到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秦淮河房”的描写：“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秦淮河畔在明代时妓馆林立，这段香艳的过往同样与南京作为南方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定位有关——和妓馆隔秦淮河相对的就是江南贡院，乡试和会试定期在这里举行，至清代时是全国最大考场，有超过2万间考试号舍。为何妓馆会和贡院相邻？其实是妓馆建造在先，最早是朱元璋开设官办娱乐场所富乐院，用于吸引商贾光顾，收税以充实国库。贡院则是在景泰年间，从另一处狭小的空间搬来秦淮河边一处被罚没的官员的宅邸。就是彼此这样奇特的位置关系，成就了一段段才子佳人的风流逸事。除了政治型城市，另外一种类型是纯粹工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扬州等江南城市都属于此类，还有一些分布在水陆要冲的城市，比如北方山东的济宁和临清，它们在明清时的崛起得益于大运河的水运。就拿临清来说，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等到永乐帝迁都北京后，需要大运河来进行漕运，对临清的会通河段进行了疏浚和修缮，临清的地位才日益显著。漕运之外，还有民间主导的商运，很多船只往返于临清和江南之间贩卖绸绢、蚕丝、棉布等针织品。这里设有钞关对往来商船来课税。临清本来都没有城墙，景泰二年首先修筑了砖城方便保护粮食，后来又向城西和城南靠近运河的方向拓展了土城，用来容纳不断增加的人口。人和物的聚集让临清成为连接华北和江南的枢纽城市。弘治二年，临清由县升级为州。临清当时的面貌或许可以参考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中的描述。《金瓶梅》的故事在一个叫清河的地方展开，并将它说成是临清附近的一个小县城。但根据数位学者考证，实际那种南北交汇、商业兴旺的情况参照的就应该是临清。《金瓶梅》中写道，“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在临清，各种餐饮、住宿、娱乐设施都沿着水路密集分布。《金瓶梅》中的冯金宝曾在临清一座大酒楼工作，“这座酒楼乃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着山冈，前临官河，极是人烟闹热去处”。

最后一类是外贸型城市，广州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朝建立之初，为了全力对付蒙古的骚扰，对外贸实行严格的控制。明朝政府只允许朝贡贸易的形式，限于广州、宁波和泉州三地，并且对贸易的时间、船只和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广州是明初接待外国朝贡贸易最多的港口，多至15个国家的商船曾在港口停泊。其实本地人违禁下海私自和国外通商一直不断，直到隆庆元年取消海禁政策之后，中国商人才有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广州的商业集中在靠近珠江的城南，这里更适合货物的起卸和避风。嘉靖年间的官员霍与瑕记载：“城南门外，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会城繁华之所都也。”在城南的市场上逛一逛，定会被丰富多彩的进口商品搞得目不暇接。宋元时代广州也进口大量货物，不过更集中在香料、珍珠、犀角、象牙这样的奢侈品，明代广州的进口商品门类则进一步拓宽，有不少是布料之类的生活用品。明代流传一个说法，叫作“苏州样，广州匠”，说的是苏州的东西样式设计好，广州的匠人技艺高超。广州匠人的技术精湛就表现在对于舶来品的仿制上。万历年间的《粤剑编》写道：“天鹅绒、琐袱（一种鸟兽细毛制成的衣饰），皆产自西洋，会城人效之，天鹅绒赝者亦足乱真，琐袱真伪不啻霄壤。”这种中西合璧的手工产品无疑是广州城的商业特色。那么在这些城市中，明代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这还可以回到类似《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城市风俗画中去寻找答案。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副教授王正华比较了宋版的《清明上河图》，和明末假托仇英之名、以南京市井风情为创作主题的《南都繁会图》。她看到宋版《清明上河图》中，“多半的人忙于生计，不是出力劳动，就是匆忙赶路；店铺不是提供行旅食宿的酒楼，即是如算命、医病或写信等专业服务，并无《南都繁会图》中市招飞扬成为消费象征的描绘，也无随处成群无所事事而只在观看的人群”。由此可见，明代城市风俗画的作者更想强调城市里面消费和休闲的一面，这是当时城市生活最突出的特征。

根据巫仁恕对明代经济史资料的梳理，明代城市里一般家庭的收入增多了，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从事家庭手工业来贴补生计。收入增多后，人们更愿意去市场上购买日用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自己制造。比如帽袜鞋之类的物件过去很多人都自己缝制，这类店铺在晚明则变得非常普遍。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一些原本很贵的日用品也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获得——巫仁恕就提到一种江南产的瓦楞鬃帽，嘉靖中期要四五两银子，万历年间不过就是一两钱。

由于纸张生产技术的进步，刻书坊的数量增加，书籍也不算贵。学者周启荣就考证，明代买一卷书大约需要0.2两银子，相当于买一张椅子、一只鹅或者一把折扇的价格，这让普通人接触小说、戏曲这类的通俗读物成为可能。总之由于晚明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里的普通市民能够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也能获得一定的精神愉悦。

商人的生活要奢侈得多。在吃上，他们可以“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在穿上，“以锦绮为襦袴”，商人之妇更是“居恒修冶容，斗巧妆，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在住上，“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在行上，他们出游时会选择乘坐具有视觉效果的游船画舫，“周以雕栏，覆以翠幕”。他们还会像文人士大夫一样去进行艺术品收藏，“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这里面固然有一种等待增值的投资观念，但也是一种附庸风雅的举动。

商人的这些行为，让传统以来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大夫感到不安。万历年间《上海县志》的作者就写道：“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千指，甚者厮养舆服，或至凌轹士类。”可见士大夫看到富家豪门通过奢侈消费来抬高地位，仆役随从之众多、车舆华服之精美，已经达到“凌轹士类”的程度，这让他们觉得受到威胁。巫仁恕就分析，这种身份焦虑背后还有更深刻的背景——明代中期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大幅度增多，但从生员到举人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举人考上进士的比例在三十取一，大量的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壅塞在科考仕途之上。另一方面，富商大户则可以通过捐纳制度获得生员的身份，甚至一个小官。士商之间的竞争，让文人士大夫阶层想要通过在消费的趣味和格调上创造不同，重新塑造一种社会地位，实现阶层的区隔。

比如在着装上，明代士人的装束一度喜爱复古，在头上佩戴的晋巾、唐巾、东坡巾、诸葛巾都属于前代的帽子样式，一般的平民和商贾会去模仿，士大夫就在文章里批评他们“雅俗不分”。他们捍卫自己身份的方式是不断去创新衣冠样式，像是书画家陈继儒，就独创了“用两飘带束顶”，不过这很快又会被学去，他们就又另立样式。还有在饮食方面，商贾之家的宴席菜肴铺张而多样，并且追求远方的奇珍异味，此时诞生的类似高濂《遵生八笺》中的文人饮食理论，就提倡节制，食物烹饪过程也无须太过繁复。就食材等级来讲，海参、燕窝、鱼翅这样的珍品，文人士大夫认为反倒不如鸡鸭鱼肉一般的食材，而荤食又不如素食。在平常的食物中吃出来真味和本味，才是能够“遵生颐养”之道。

在旅游活动上，文人士大夫想要另辟蹊径也十分明显。城市经济发展之后，人们选择用旅游的方式去度过闲暇时光，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旅游”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的典籍当中，和做官时的宦游分不开，一直是一种精英传统。晚明时期，旅游的风气从士大夫阶层，蔓延到了社会大众，富商更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这种旅游以去城市当中和城市周边的景点最为流行。苏州城外的虎丘就是这样的地方，从阊门外坐船，行五里就可以到达。虎丘本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陵寝，东晋时建造了虎丘寺，遂成了佛教名山。别的地方是山中藏寺，虎丘的趣味在于寺里登山。这里一年四季胜景不断，但从明代嘉靖以后，秋季游虎丘，尤其是中秋节的夜晚前往虎丘赏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人笔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宝良告诉我，由当时的文人笔记来看，他们并不满意于庶民百姓混杂其中的嘈杂，“像李流芳就在《游虎丘小记》中描写‘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而他给出的建议，就是错开大众旅游的时间，‘夜半月出无人’时来游，才能感受到‘山空人静，独往会心’的岑寂之美”。

文人士大夫也会去主动寻找小众的旅游方式，南京栖霞山成为城市景观的探索是其中一个例子。明代前期，栖霞山因为位置距离南京主城区较远，还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胡箫白告诉我，至明中期，一位叫作盛时泰的文人住在附近，他重新发现了山中大量的摩崖题刻，初步整理了栖霞山的旅游资源。到了晚明，旅游活动更加盛行，文人又开启了解锁栖霞山的新一轮玩法。夜游之外，有意思的还有雨游。文士王世贞专门选择了雨中登栖霞山，“雨益甚，江山之胜顾益奇，秀色在眉睫间，应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屦之淋漉也”。胡箫白说，从王世贞的游记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草木、僧舍、山石，在雨中都显得更为杳渺静谧，这样的氛围与栖霞山的佛教文化气质相契合，反而更加引人入胜。这些开创游览之风气的文人，很像今天的生活方式博主，他们独特的生活品位，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众。陈宝良说，“生活”这个词本来多含有劳作之义，但到了明中期以后，由于城市商业的活跃，人们日渐殷实与富庶，“生活”的语义发生了转变，包含了更多享受的意味。又因为文人的引导，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带有了几分雅趣。这大概就是明代城市生活的魅力——《华夏再造与多元转型：明史》的作者、明史研究者徐泓就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近来对明代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晚明的中国被认为是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那时候的江南，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文化优雅，是令人向往的生活时空。

（感谢赵现海、陈时龙、黄振萍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参考书目：《悠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