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与《长物志》：一个明代优雅生活的样本

为什么要写《长物志》？根据《长物志》校注者蒋晖的考证，这本书刊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即文震亨34岁之际。为该书撰写序言的出版家沈春泽这样写道：“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这段话暗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晚明时期江南富庶地区的风气日渐奢靡。商人会一掷千金来造园林，也会花费重金搜罗珍贵的古董字画。这些附庸风雅的行为让排在“士农工商”之首的文人士大夫感到地位受到了威胁，《长物志》就是这样一本表达品位、以区分阶层的著作。纵观全书，雅俗之辨贯穿了始终。文震亨就像一位审美仲裁者，为各卷当中的每一条目做出斩钉截铁的判断：“最俗”“不入品”“不可用”，又或者是“最雅”“更雅”“精雅可用”。

《长物志》的作者是文震亨，但根据明代木板刻本，它每一卷的卷首还有一位审定人。比如沈春泽同样也是“几榻”这卷的审定人，“香茗”一卷的审定人是文震亨的兄长文震孟。根据学者朱彦对审定人身份的梳理，他们的人生经历具有共性：基本都是科举不顺，在官场上没有什么作为，但同时又都是在诗、书、画、印、小说、戏曲等文艺领域小有成就的文士。晚明时科举之路日益壅塞，他们代表了文人群体的一个普遍面貌。朱彦认为，文震亨这种广邀名士的做法，也是为了传播书中他认可的生活方式。“在出版业繁盛的江南，经由众多名士审定的生活指南，很快便被普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长物’思想也随之而流播甚远，清初李渔所撰的《闲情偶寄》便可视为对这一风气的延续。”

文震亨本人并无太多功名在身。他16岁考取秀才，却一直未能考中举人。蒋晖说，在得知兄长文震孟获得状元后，他感到释然，“人间名教，有兄尸之矣”。于是决定投身于艺术世界，纵情山水间，过一个快意人生。晚年他也参与政治，和哥哥一起反抗阉党，甚至还入刑部大牢中坐牢了10个月。后来明朝灭亡，清军到来，文震亨最终选择了保持气节，绝食而亡。蒋晖形容，文震亨的《长物志》就像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明时局中，开出的一朵奇炫之花。

文震亨的故乡是苏州。今天在这座园林密布的城市，依然能够找到通往文震亨所倡导的优雅生活的入口。前往“艺圃”这座园林的过程有点曲折。要从阊门附近的中市大街拐入名叫“文衙弄”的小巷，再跟着墙上油漆的箭头转上个弯，方能到达。很长时间以来，艺圃因位置交通不便阻挡了旅游大巴的来客，它成为苏州人私藏的后花园。参观时的惊艳感来自一种欲扬先抑的设计——进门要通过窄廊，一丛丛开得正盛的蔷薇从两侧粉墙上倾下，再走几步，面前豁然开朗，就来到园林中央的开阔池塘。池边的水榭“延光阁”有一排贴着碧水的长窗，它是一间老国营风格的茶室。本地老年人会赶着7点半开门来喝一杯实惠的五元早茶。即使现在前来拍照的游客多了不少，也还可以在清晨时分享受片刻的宁静时光。

苏州现存的园林中，和文震亨有些关系的就要算这座艺圃了。它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第一任主人叫作袁祖庚，当过知府、学宪，四十出头被罢官返乡，在这里造了座园林“醉颖堂”。袁祖庚去世后，园子一度破败，直到文震亨的哥哥文震孟买下来后重新修葺，改名叫“药圃”。后来文震孟中了状元，一度官至东阁大学士，但官场几经沉浮，晚年仍然回到药圃居住，旁边“文衙弄”的巷子便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园子在清代时继续流转，康熙时期的主人姜实节将它更名为艺圃。如今园子只有明代鼎盛时的三分之一大，面貌也发生了诸多改变，但里面保存有一座临水的乳鱼亭，连带亭子桁枋、天花等处的彩绘痕迹，都是明代的遗存，假山和池水的位置也大致和明代时保持一致。艺圃的乳鱼亭还是明代的遗存（蔡小川 摄）

晚明是苏州造园的高峰期。这一来是因为苏州经济发达，社会积累了财富，二来则和阉党当权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文人士大夫阶层官场受挫，便选择回乡筑园来拥有一个可进可退的空间。因此园林不是真正位于荒郊野外，而是处于城市喧嚣当中。文震亨在《长物志》开篇就写道：“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袁祖庚建造园林时，这块地虽然距离车水马龙的阊门不远，但是附近“荒烟废沼，疏柳杂木”，园林和周围景致并没有形成鲜明对比。反倒是今天的艺圃被周边市井街巷所包围，更能给人“城市山林”的感受。

文震亨对园林的关注，和他的家学积淀有关。文震亨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吴门画派”领军人物文徵明。文徵明曾为好友王献臣的拙政园赋诗作画，留下了《拙政园三十一景图》这样的名作，让拙政园声名远扬。文氏家族几乎每一代成员都在绘画上有造诣，文震亨也不例外。即将在苏州博物馆开启的展览“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中，就会展出一件文震亨的画作《唐人诗意图册》，它是把唐人的诗歌名篇，转化成一幅幅可游可居的画中园林。展览策展人、苏州博物馆学术科研部馆员吕文涛告诉我，造园是和绘画同理的，一个好画家往往也是一位好的造园者，他会把心中的山水观念投射到造园当中，园林就像是一幅立体的图画。这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文氏家族为何在苏州城有着庞大的园林产业——从第一代、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再到第七代，也就是文震亨的孙子一辈，文家成员在苏州一共造园有10余处。文震亨自己也拥有两座园林，一座是叫“香草垞”，在苏州的高师巷；另一座是“碧浪园”，在苏州的西郊，两座都已不存。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文震亨直接参与了兄长对艺圃的建造，但从艺圃的晚明余韵中也许能体会一些“文氏园林”共通的美学。比如眼前这池水和假山的搭配，就让我想起了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水石”一卷的序言，告诉人们掇山理水应该达到的效果：“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大自然中山石的险峻和湖水的浩渺，都可以浓缩在园林里。

今天在艺圃这样的苏州园林，通常会简单布置出一些空间供人参观，但实际过去园林里不同功能的空间要丰富得多。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列举了散落在园林假山流水间的建筑类型，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厅堂、书斋和卧房，佛堂、茶寮、琴室都还在意料之内，像是浴室、丈室和敞室就让人感到好奇了。

孟晖专门写过文章来谈《长物志》里说到的浴室，“因为今天人们多半以为独立浴室是欧美国家传来的文明，其实《长物志》就表明当时的园林不仅浴室单设，而且筹划得十分完备”。按照文震亨的介绍，设计合理的浴室分为前后两间，前室有炉灶烧着铁锅里的水，而炉灶朝向后室，可以不断补充燃料。浴室外还开凿有水井，安装辘轳来提水，并将水引入室内，经由木桶，倒进铁锅。墙角还砌有排水沟，浴后的剩水由此排出室外。“洗浴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水量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长物志》的这一方案可说是很好地解决了引水与排水的问题。”

丈室和敞室的名字听起来十分陌生。孟晖说，随着四季的变化，一年当中必定有特别寒冷和特别炎热的日子，这两种空间就应运而生。“丈室的意思就是尺度很小的空间。文震亨说为了能让丈室接受阳光，前面的庭院必须宽广，而北面不必开窗，避免北风侵扰，同时可以开一扇西窗，以接收西斜的阳光。相对应，敞室就要把门窗全部卸掉，形成一个四面来风的开放空间，四面全部悬挂竹帘，用帘影营造出清凉的感受。除此之外，敞室周边还要种植梧桐树和竹林，以叶影碧荫来阻挡暑意。”

琴室这样的地方，能够设计得非常有创意。弹奏古琴需要达到良好的音响效果。文震亨就建议，琴室适宜安设在楼阁的一层，由顶板来实现聚音，四开的门窗可以让琴音发散，清亮透彻。孟晖说，最神妙的就是文震亨提到了琴室还能设在假山当中的石洞里，只需对石洞加以改造——在地下埋一口空缸，缸中再悬挂一枚铜钟，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音箱装置。

关于理想园林的样子，文震亨形容，就是“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在艺圃逛上一圈，草木水石之中想象明代人对于不同园林空间的利用，确实会让人感觉流连忘返。文震亨的画作《唐人诗意图册》，一共十二开，这是其中两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苏州博物馆“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特展即将展出）居室里的陈设美学

从园林的室外步入室内，会看到怎样的家居陈设？在苏州博物馆里，有一间根据《长物志》的美学思想来布置的明代书斋。在文人营建的园林中，书斋无疑是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空间。它是私密的，主人可以在里面读书写字，鉴赏古物；它也是社交性的，可以约上三五知己在里面雅集交谈。吕文涛告诉我，虽然这间书房的陈设无法一一准确对应文震亨书里写到的物品，但它大致能反映《长物志》一书中核心的美学观念，那就是“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这也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共识。

居室里面的关键元素是家具。《长物志》之所以会单独有关于家具的“几榻”一卷，和苏州家具制作的龙头地位密不可分。蒋晖就向我提到了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记述晚明风气的段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蒋晖说，苏州东山地区汇集了家具制作的能工巧匠，豪门巨室喜爱购买的家具就产自那里。他们日益追求用稀有的木材来做家具，奢华的作派让文人觉得反感。在文震亨的眼中，家具的形制式样远比名贵的材料来得重要。谈到书橱，他说“杂木亦俱可用，但式贵去俗耳”，也就是式样能弥补材料的不足。“式”指的是以往延续下来的古式。当时市场上有不少推陈出新的家具，他认为都是过长、过短或者过阔的俗物，他称之为“不可用”，“不堪用”，或者“最可厌”。除此之外，文震亨还厌恶繁复的雕刻与装饰。他在“几榻”卷开篇就写：“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像是客厅所用的几案，他就强调可以“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不可雕龙凤花草诸俗式”。

文震亨提倡自然而质朴的家具。好比一种古人坐时倚靠或放置物件的曲几，可“以怪树天生屈曲若环若带之半者为之”。还有一种用来静坐息虑的禅椅，文震亨说可以用浙江天台山产的藤条，或者用弯曲粗大的老树根来制作，质地上要光滑如玉，看不出刀斧砍伐的人工痕迹。这种材料“如虬龙诘曲臃肿，槎牙四出”的样子正好可以悬挂念珠、瓶、钵等物。当时有一种五色灵芝来装饰禅椅的做法，这遭到了文震亨的讽刺，“颇为添足”。明代的榉木茶几和榉木四出头官帽椅（苏州博物馆藏）（蔡小川 摄）

家具之外，居室里还会陈列着各类器物。集古好古之风从宋代就开始了，文人一方面借古物证经补史以研究往昔，另一方面也通过古物来怀想历史，寄托文化理想。铜器、书画、陶瓷这些门类在宋代时便进入了文人的书房。到了晚明，随着商人加入收藏行列，士大夫对古物的热情变得更强烈了。汉学家柯律格形容“在晚明如若不做个好古之人，在士绅的圈子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文震亨对古物的品评很多和之前的文人论调一致，柯律格提到他对宋代五大名窑的品第描述“官、哥、汝、定、钧”就因循了明朝初年《格古要论》的说法。不同的是，文震亨还特别加上了一句：“永乐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纯白薄如琉璃者，今皆极贵，实不甚雅。”明代的瓷器生产技术高超，瓷器颜色十分绚烂，青花和五彩也会成为一些富人的收藏对象，文震亨追慕的依然是宋瓷的素雅。明代白玉子冈款山水人物牌（苏州博物馆藏）（蔡小川 摄）

不过慕古并不等于对时玩的完全否定。在《长物志》中，文震亨同样提到了不少当时工匠的名字，像是苏州的玉器雕刻师陆子冈，制扇的工匠马勋，擅长做锡壶的赵良璧等等，并且称赞他们为高手，所做的也是佳品。这背后其实涉及明代“士匠结合”的潮流，也就是文人会参与手工艺品的设计。“士大夫希望通过园林里的家居陈设来彰显格调，而明代中晚期当海外贸易造成南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后，工匠能够以银代役，解放出来从事民营手工业的生产，他们也想自己做出的手工艺品得到士大夫的认可后卖得更好。所以一边是趣味的考虑，另一边是商业的追求，两边就结合到了一起。”南京博物院的副研究馆员高杰这样告诉我。高杰担任策展人的“观天下：大明的世界”展览中，有一件时大彬款的紫砂提梁壶就是“士匠结合”后的结果。时大彬是万历年间江苏宜兴的一位紫砂壶的制壶人，本来喜欢制作大壶，后来“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陈眉公也就是著名的书画家陈继儒，他的喜好对时大彬的制壶风格起到了引导的作用。紫砂小壶的出现，立刻就让文人爱不释手，推崇备至。这些手工制品便从单一的实用器物上升为一种带有文人气息的雅玩之物。

文震亨认可的时玩还包括不少舶来品。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的统计，《长物志》提到了30多种舶来品，其中来自日本的器物最多，有20种。而这20种里，只有一件压尺被认为“亦非雅物”，其他都用了正面的评价词汇，“古雅”“奇巧”“绝佳”“最妙”等等。看得出文震亨很是钟爱一种倭箱，也就是日本制造的箱子。他写：“倭箱黑漆，嵌金银片，大者盈尺，其铰钉锁钥，俱奇妙绝伦，以置古玉重器，或晋唐小卷最宜。”这种对舶来品的崇尚，不仅反映了当时海外贸易的昌盛，也说明了凭借对这些舶来品的占有，士人构建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隔。

那么拥有了这些家具、器物和书画，应该在室内怎么来陈设？在蒋晖看来，《长物志》中的类目设置参考了早些时候出版的《遵生八笺》，但第八卷关于在空间里如何来布置的“位置”卷，则是独一无二的。文震亨提供了一套放置的原则：比如悬挂字画，“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还有房间里的东西不宜太满，“斋中仅可置四椅一榻……忌靠壁平设数椅……书架及橱俱列以置图史，然亦不宜太杂，如书肆中”。文震亨向往的是元代画家倪瓒的居所，“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

有意思的是，在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三十四回，有一段对商人西门庆书房“翡翠轩”的详尽叙述：“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两边彩漆描金书厨，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这种描写极尽反讽，因为它就是《长物志》这样文人审美教材的反例。

（感谢周缘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