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民国初年的中俄交涉

作为民国年间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联合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早已广为人知，但他在民国初年中俄交涉中的表现较少受到关注。甚至当初的中俄交涉本身在中国史学界也研究不多，遑论被社会大众所了解。而实际上，这段历史不仅对当时的中俄双边关系，甚至对中国的国家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维钧初涉中俄交涉是在民国初创不久。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向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浩提交照会，要求中国“承认外蒙自治、撤退外蒙的中国驻军、撤销向外蒙移民条例”，并威胁称如中国拒绝，俄国将在外蒙采取单独行动，试图以恐吓迫使中国屈服。梁异常气愤，找来时任外交部秘书的顾维钧，指责俄“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向中国提出这种要求真是荒谬绝伦”。激愤之下，梁提出绝不办理这个交涉，称为了对总统和国家负责，只有立刻辞职，让受过正式外交训练的人来接替外长职务。顾维钧劝慰道：“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不屈服。”然而梁还是当天下午就递交了辞呈，挂冠而去。从中俄这段交涉可以看到，俄国在中国新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之际，在事关重大的外蒙问题上就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就中国方面而言，顾维钧对中俄国力对比有着清醒的判断，而对外交涉的原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冷静务实、据理力争。梁如浩虽然有些冲动，但其不贪恋权力、主动让贤的做法也足以令人称道。

此后十年，顾维钧忙于其他事务，再次处理对俄交涉时已经是一九二二年了。此时的苏俄，刚刚摆脱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端困境，但在国际上依然十分孤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急于打开对华外交大门，于是派遣越飞赴华活动。是年八月，刚刚出任外长的顾维钧与越飞会谈。越飞声称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帮助中国，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表示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他同时否认了一九一九和一九二0年苏俄对华宣言中所提出的“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承诺。顾维钧在强调“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同时，向越飞解释，尽管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越飞对顾维钧的答复大失所望。他一面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说中国早晚会发现对西方国家寄予厚望必然要失望，激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立；一面要挟要南下与孙中山商谈苏俄的建议。果然，不久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苏俄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盟关系，由苏俄向孙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援。从这一轮的交涉中可以看到，顾维钧既坚持了与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根本原则，又注重方法，努力避免因断然单方面宣布废约而导致整体国际环境恶化。但不能不指出，顾维钧和北京政府未能及早预判越飞南下活动的后果。

孙越宣言的发表，使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联南，一改之前的拖延态度，转而谋求改善两国关系。一九二三年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同年九月，苏联特命全权代表加拉罕来华。加拉罕是苏联著名的“远东通”。一九0五年，十六岁的他就随父来到哈尔滨，一九一0年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哈尔滨警察当局拘押。此次来华，他实际上是身兼二任：一是利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互相牵制，以及中国社会的助力，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获取最大利益；二是支持国民党人继续革命以推翻北京政府。

加拉罕深知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的状况，因此来华后，他并未急于与北京政府接洽，而是在中国各种势力之间游走。一方面，他积极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孙中山等不同政治势力接触。在东北，他与张作霖及其团队重点商讨中东铁路问题，直至后来签署非法的《奉俄协定》。在华南，加大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着力培养其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主导力量。九月十六日，孙中山致电加拉罕称北京政府是“不独完全不能代表民意，且已失去国家政府外貌之政治团体”。在诸多地方政治势力的掣肘之下，对苏交涉尚未开始，北京政府的谈判地位就已大大弱化了。另一方面，加拉罕借助当时中国宽松的政治氛围，广泛开展“人民外交”，以向北京政府施加舆论压力。无论是在哈尔滨、奉天还是北京，他都积极利用欢迎会、新闻发布会、与社会名流对谈等机会，痛斥欧美日列强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大谈在反帝斗争过程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同时也再次否认苏联对华宣言的根本原则，甚至声称“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它们并未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

由于当时苏联的外部环境已经有所改善，加之加拉罕已经借助“地方外交”和“人民外交”极大地削弱了北京政府的谈判地位，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联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当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愤怒。北京政府认为俄国人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割出去。顾维钧认为，只要苏联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的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双方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联把外蒙局势的混乱归咎于白军，并打着打击白军的旗号继续向外蒙渗透蚕食。在国际形势变化及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的压力下，中苏交涉终于启动。但中方谈判代表王正廷与加拉罕从九月三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的八轮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期间，王正廷曾建议调整对苏方针：“先根据俄国两次宣言主旨，提出解决各项悬案大纲，如双方同意签字实行，即允予恢复正常国交，然后再行协定细目，以期圆满解决。”但顾维钧坚持必须将所有问题议决后，才能建立中苏正式外交关系。

进入一九二四年，苏联外交环境明显改善，英国、意大利和挪威相继承认其政权，北京政府在对苏联关系问题上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的方针已难以为继。二月十九日，王、加复会并加快了谈判进程。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称，三月里一天（应为三月十四日）的清晨，顾指派参与王正廷谈判小组的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科长赵泉到其住处禀告，王、加两人刚刚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并称谈判在前一天傍晚就开始，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国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顾维钧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索要协议文本，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先把草案呈交政府审议批准就签署协议是他的失职行为。在仔细审阅草案后，顾维钧“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他认为协议中有若干条款是绝不应该接受的：一是协议虽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没有提到。这等于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做出这一重要的让步”。二是虽然双方代表对苏联从外蒙撤军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联军队将立即撤离。这等于说中国承认苏联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联摆布的境地，而苏联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三是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在中国的属于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联政府。顾维钧认为，中国与所有国家以往的条约并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占有土地，而且中国政府从无任何记载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拥有多少财产，因此中国履行这一义务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之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要求王正廷与加拉罕再行磋商。但加拉罕以草案已经签署为由加以拒绝，并照会北京政府，限三天批准协定，这等于向中方下了最后通牒。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下令免除王正廷的职务，责成外交部接手对苏交涉。

中苏交涉的波折导致“王与顾分裂，府与院分裂，疆吏与政府分裂”，也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知识界纷纷指责北京政府。加拉罕则利用中国的社会分裂，借助俄华通讯社、晨报等媒体制造舆论，指责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列强之政策是从”，对美欧日压迫者以德报怨，对苏联这样的同情者则以怨报德，对北京政府形成了空前的舆论压力。但加拉罕“在中国报界所进行的那些蓄意安排的宣传和鼓动并未动摇”顾维钧的决心，加拉罕遂改变了他的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期间，还发生了一桩离奇事件。在王、加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顾维钧府邸收到一个据称内装古董的邮包。顾维钧觉得可疑，便叫家中的管事小心将其拿走。管事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并导致两名佣人受伤。北京警察厅抓获了两名涉案的北京大学学生，他们供认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了炸弹，但不肯供出主谋。而顾维钧认为，此事极有可能是“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

在接手对苏交涉后，顾维钧并未仓促要求加拉罕直接重启谈判，而是通过双方秘书先行接触。从五月二十二日起，顾维钧与外交部参事朱翔鹤白天闭门商量对策，晚上由朱秘密到苏联代表处谈判。经过二十次谈判，加拉罕对北京政府坚持的几点做出让步。五月三十一日，顾维钧与加拉罕共同签署了《中苏协定》（包括《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文件）。顾维钧对这轮交涉的结果显然非常满意，他在回忆录中说：“事后立即发表的新闻使新闻界和广大公众都喜出望外。由于外交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就政府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取得了胜利。签字后，加拉罕先生与我握手，显然是对结果感到满意。因此，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得到了保证，外交关系也正式建立了。”

顾维钧与加拉罕在签署《中苏协定》的同时也互换了两国建交照会，加拉罕成为苏联首任驻华全权大使。这不仅使苏联实现了重大外交突破、极大改善了自己的国际环境，还利用加拉罕担任外国驻华使团团长的机会，重新获取了在华外交馆舍等诸多现实利益。不过令顾维钧意想不到的是，苏方以一个框架性的《中苏协定》收获了巨大利益，但协定当中所规定的在一个月内召开解决中苏之间重大悬案的中苏会议早被加拉罕抛在脑后。此时的苏联已将对华政策重心转移到南方政府和冯玉祥身上，企图推翻北京政府，并不想与北京政府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回顾顾维钧参与民国初年对俄交涉的表现，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典型的外交风格：冷静务实，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尽量克服自身情绪、民粹主义对对外交涉的影响；始终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了“在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具有全球视野，注重在既有国际体系的现实框架下充分运用国际法、国际规则维护中国利益，提升中国地位，改善中国形象，避免与体系对抗、与主流国家为敌，不逞匹夫之勇，而是“以公理争强权”；他深知“中国外交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因此在对俄交涉中，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善于表现灵活姿态，充分展现了外交是妥协的艺术的魅力。但顾维钧对俄交涉的表现并非尽善尽美，他最大的不足在于对俄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缺乏深刻的体会与认知。也许在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专业的高材生眼里，俄国与欧美日并无不同，只要按照常理和通例与其交涉就可以了。他应该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俄国外交的著名篇章，不知道他们曾经说过“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对外政策，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家曾使俄国边界潮水般向外扩展，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他可能难以想象：“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两相对比，从当时俄方对华交涉的过程来看，俄方外交的特点确实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就曾打着助华调停与英法冲突的幌子骗取清廷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从中国夺得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也是利用“共同御敌（日本）”的旗号诱使李鸿章签署了《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中国东北纳入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加拉罕的外交策略依然如此，利用鞭挞欧美列强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刺激中国的民粹主义，以此向北京政府施加巨大舆论压力。他的做法确实也击中了中国当时“政府势弱、民间声隆”的软肋。张君劢在国民外交同志会为加拉罕举行的宴会上就公开表示：“今日中国之外交，因处于开发者与被开发者之间的关系，遂成不自由之外交。然我国民仍希望加拉罕先生本着外交公开之旨，以对政府所提之条件，尽行公示于国民，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先生。”这种对本国政府高度质疑，而对他人寄予厚望的做法无疑让加拉罕找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缝隙。三是借助中国国内的不同政治势力，对华实施多线外交，最大限度地弱化中国的内部团结。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俄关系史，俄方总是一方面在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合法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又在与不同的割据政权密切往来；一方面在与中国中央政权保持官方交往，另一方面又在与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如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冯玉祥、杨增新、盛世才等进行复杂的互动。这种多线外交，确实使百多年来的中俄关系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四是不断对华实施信息战和心理战。加拉罕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向报界发表声明：“本着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侵略别国人民的一切领土与财产的精神，正在制定对各国人民的政策。”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俄国“在亚洲最好的同盟者”，在反帝斗争过程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我们在华的实际利益必须予以承认，因为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协调一致起来”。在民国初年的中俄交涉乃至之后的两国关系中，俄国的这种宣传更是影响深远：从小的方面说，它让加拉罕、鲍罗廷等在华从事特殊使命的俄国人“吸粉”无数；从大的方面说，它影响了罗志田所说的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变”。

邓小平一九八九年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曾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但是，日俄两个国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观感和境遇却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从一九一0年开始，日本从一个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变成了中国人心中的死敌，甚至至今也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寇仇，而俄国却被包裹上了一层层浪漫甚至神圣的涂料。

一九二六年九月，民国著名报人胡政之就注意到了这种明显的反差，大声疾呼国人注意中俄关系：“与中国最近之邻国，为日本与俄罗斯，国人对于日本问题，尚知注意，对俄国则一般人均极漠视。实则自以前言之，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迄清末，中国失地不下五百八十余万方里，此中百分之八十悉由俄国所攘割。其为害中国，过于日本，征之历史，昭然若揭。”他没有只是停留于这种表象，进而认为“中俄国民感情之增善”，实基于苏俄两次并未履行承诺的对华宣言，“然而……即约定六十日后开始谈判之中俄交涉细目会议，犹且迁延年余，至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方行开幕式，中间迭经会商如商约债务诸案，迄无归宿而其骇人听闻者，至欲以国际贸易局员，享外交官待遇之特权，图四出宣传之便利，以及沿袭不平等之陆路通商条约，要求俄人在内地杂居，购买地产。此视日本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酷恶殆无多让。对日则举国抗争，恶感至今尚在，对俄则舆论寂然，不闻各方抨击。人心麻木，可为痛心。夫以国人之漠视俄国如此，俄人之经营中国如彼，前途危险，不堪设想……”不知道顾维钧当时是否读到了胡政之的这些文字，如果读到了，又会做何感想？

顾维钧参与的民国初年中俄交涉只是数百年中俄关系的短暂篇章，但它浓缩了中俄关系中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凸显出双方战略文化、外交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根本不同。钩沉这段以往少被人关注的历史，确实有触目惊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