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已久的资源错配

西学原本就是高度复杂的，是一条曲曲弯弯、时急时缓的河流，可惜在强烈的对比下，很多人的头脑则相当简单，只不过随便到了它的哪个湾流处，舀起一碗水来浅尝一下，看看它在这个阶段有几种成分，尔后就按照这个配方去自产自销，再不管西方本身还会起什么变化了。

中文世界里的“美学”就是这样。回顾起来，所谓“美学”，还有“比较文学”，都是早年王国维无意间引进的。进一步说，他还就用同一篇文章《〈红楼梦〉评论》，暗中贴合着舶来的西学家数，活生生地创造了一门“新红学”，当然这门煞有介事的学问，如今大概也已经走向式微了。

我在早年《西方的丑学》中指出过，“美学”一词的翻译，只是来自文化传播中的“生产性”，或者说，是来自萨义德所讲的“理论旅行”。当然，这种“美学”话语在传入中国乃至很多非西方社会之后，为什么会转而成为那里的热门或显学，这一点如果从比较的角度，也是值得好好研究、蕴藏着很大价值的；也就是说，即使“误读”也是在根基上有迹可循的，甚至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奥秘；所有专事比较的研究，都是最喜欢盯住这种“误读”或折射的。

又到了一九四九年的转变之后，“美学”那种大体上“无害”，又能增加“升平”景象的性质，正好能在万马齐喑之际，借这种机会逆势扩张起来，这就跟清代“学术转向”有了异曲同工之处。无可否认，我的老师李泽厚当年也是借着谈论“美学”出道的，他后来在同我的闲谈中，也坦承过那大体上就属于“准风月谈”。

只不过，重新打开国门之后，“美学”这种“不明觉厉”的“西学”，也逐渐露出了自己的破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邓正来曾把大家请到商务印书馆，要组织翻译《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以庆祝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大庆。我猛一听还真吓一跳，以为又会弄得负担很重，可到了最后却是哑然失笑，原来搞社会学的苏国勋，还有搞宗教学的何光沪，都是每人分到了整整两大卷，那么就只好分头忙碌去分包了，而我却只分到了区区一个词条—“美学”。可见，这能算哪门子的热门或“显学”？

回顾起来，恐怕大家今天都很难想象，“美学”曾热到了什么程度！记得社科院哲学所的美学室，每周二上午都注定门庭若市，那些编辑、记者还有外地的学者，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当然主要是来朝拜李泽厚。—话说回来，毕竟是养成了思考习惯的人，即使在如此风靡的“美学热”中，李泽厚对于“美学”究竟在研究什么还是继续有所思考、迟疑和反省。这某种程度上反映在他那篇《美学的对象与范围》上。在我后来为《艺术与社会译丛》所写的总序中，还凭着记忆就此回顾道：“李老师还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视线越出‘美的哲学’的樊笼，提出了由于各种学术方法的并进，已无法再对‘美学’给出‘种加属差’的定义，故而只能姑且对这个学科，给出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即包含了下述三个领域—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平心而论，这种学术视野在当时应是最为开阔的。”

可与此同时，又因为李老师总还是把艺术社会学，纳入了他那种广义的、无所不包的“美学”，就迫使我在这篇总序中又写道：“由于长期闭锁导致的资料匮乏，却使当时无人真能去顾名思义：既然这种研究方法名曰‘艺术社会学’，那么‘艺术’对它就只是个形容性的‘定语’，所以这种学问的基本知识形态，就不再表现为以往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或艺术历史—那些还可以被归到‘艺术学’名下—而毋宁是严格意义上的、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社会学’。”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就在实践上导致了相应的错配。这突出地表现在，考虑到艺术现象的极度复杂性，一方面，我们对于“美学”的投入是过于庞大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等的投入，则要么过于贫弱和单薄，要么干脆暂付阙如。直到人们在学术界的内部，把“美学”给弄成了“壮夫不为”的无聊事，又在与学术界接壤的出版界，把“美学”给弄成了“谈美色变”的烦心事。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才在为卢文超所写的一篇新序中指出：“也正因此，我其实更主张为此生出‘千方百计’来，也就是说，不光是传统的哲学、艺术形态学，就是当代的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更加前卫的脑科学、生理学，乃至往往遭人诟病的政治学、经济学，都可以在各自的学科名称之前，再加上一个作为定语的‘艺术’，如此方能对‘艺术’多增添几分了解。” （刘东：《如果齐美尔读到贝克尔—序〈作为互动的艺术〉》）

久而久之，在学科代码的强力保护下，如今大概全世界的“美学”人口，基本上都居住在咱们国家了，这跟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差不多。正如我在那篇总序中接着写道：“在缺乏足够国际互动的前提下，这种不断‘自我发明’的‘美的哲学’，在国内信息不足的贫弱语境中，与其说是一门舶来的、跟国外同步的‘西学’，毋宁说是自说自话的、中国特有的‘西方学’。而其流风所被，竟使中国本土拥有的美学从业者，其人数大概超过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

闹心的是，虽则“美学”据说是一门“艺术哲学”，可实际上，它的相当多的从业者，其实是既不懂艺术，也不懂哲学。正因此，在瞎编无论哪位古人的“美学”的同时，他们又只能放过真正的艺术现象。这里当然首先是指那些传统的“艺术”现象，它们迄今还是只能一如既往地，拱手让给传统的建筑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电影学院和文学院，去各守一摊、各擅胜场，当然也都由此遇到了专业限制。

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更加时新的，同样涉及了感性心理的题目，有待人们去发挥创造精神，一个个地进行调研。比如，到处闹腾的广场舞是怎么回事；总是令人失望的央视春晚是怎么回事；从圆明园到宋庄的画家村是怎么回事；在厦门和深圳的油画基地是怎么回事；在横店滥造出来的抗日神剧是怎么回事；总是爆火的歌星演唱会是怎么回事；一再变幻的室内外装修设计是怎么回事；还有，风靡一时的韩国整容之旅是怎么回事；在北方农村被普遍当成“新民俗”的脱衣舞又是怎么回事……大家对这些谜团都不怎么了然，都还有待研究者去把真相揭示出来。

更不用说，还能再像我们在这套译丛中所示范的，去研究好莱坞是怎么从粗俗变为高雅的；去研究爵士乐是怎么尽兴发挥的；去研究生活时尚是如何打造、转换与传播的；去研究小说是如何迎合大众阅读心理的；去研究旅游市场是如何迎合与利用绘画性的；去研究乡村音乐是怎么“发明”民间传统的；去研究业余艺术家是怎么被认定为本真的，不一而足。

并不是说，既然艺术社会学最擅长研究这些，那么在人类的感性心理活动中，就只剩下这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了。其实在前不久，我还刚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一个新的选题，即丹尼斯·达顿的《艺术本能》，其副标题为“美、快乐与人类进化”。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赞成把艺术研究与生物本能结合起来的，以便能体认到“审美”属于生就的天性，它源自长期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而不能只归咎于对它的后天社会建构，乃至于再准此而把它彻底相对化。

这就是我何以到了那篇总序的最后，会援引着石涛来主张“不立一法，不舍一法”的原因。到了给卢文超的新书作序时，我还换了一种方式再次强调说：“如果从‘炼意’的更高要求出发，既然都已经想到了这里，要是再让我来构思一本书，我可不愿意就这么老实巴交，而会干脆去对付这个‘飞去来器’，也就是说，我会在更大胆飞扬的想象中，去设想一本《如果齐美尔读到贝克尔》，代替他去思考是要全盘接受呢，还是彻底反驳贝克尔，而且更可能的是，他也可能会更加富有创意地，把原属于自己的两个侧面，再给有机地结合与升华起来，从而以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形态，来兼顾社会层面中的美学向度，以避免我在‘第二句话’中所说的乏味。”

顺便说一句，我还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约翰·克莱默的《视觉与社会：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社会学与人类学》。这本书受了法国艺术社会学家娜塔莉·海因里希的影响，不是去关注社会对于艺术的影响，倒转而关注艺术对于社会学的性质与原则的影响。所以，虽然还是在探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此间的关系到这里又颠倒过来了，不再是the sociology on art，而是art on the sociology 了，或者说，不再是thesociology of art，而是the sociology from art 了。而基于这样的视角转变，此书也就重置了艺术研究同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它如何不为人知地影响了社会学理论，尤其是这种理论对于社会运动、社会变革、城市、空间构成等的研究。等这本书又被译出来之后，也希望大家能好好地读一遍，看看能否启发出新的研究方向，不再只是把“艺术”当成受动的东西，而是也把它当成主动的、活跃的，或者更理想地，是把“艺术”与“社会”两者都当成互动的。当然由此一来，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标题，也就不应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而同时也应是“作为艺术现象的社会”了。

不过无论如何，再回到前边的那条主线，即使是主张“不立一法，不舍一法”，鉴于当今这种拖延已久的资源错配，我还要在这里再次明确地提出，应当把当年设想的笼统的“美学”，理解为不断往下分家的“李尔王”。正如我在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讲的：“虽说无论是‘审美’或‘美感’的问题，还是‘艺术’或‘艺术家’的问题，都曾被长期置于传统美学的范围，然而，我们直到现在才能看得清晰：它们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问题。—而由此也就导致了，如果真想去解决前一类的问题，就要去仰重作为自然科学的脑科学，以及基于进化论的动物心理学；而如果真想去解决后一类的问题，则要去仰重作为社会科学的艺术社会学以及艺术人类学。”（刘东：《艺术、道德与礼乐—兼论传统中国的“礼乐精神”》）

到了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的相应学术人口中，大部分都是专攻艺术史、艺术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的，乃至也颇有专攻审美脑科学、艺术心理学的，只是偶尔也有一两个专攻“美学”，即老派的“美的哲学”的，我们的资源调配才算是大体得到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