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海岸的“中国塔”

一八五九年的一天，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收到了一份请愿书。写信者是一群法国耶稣会士，他们请求拆除当地一座已经残破不堪的砖塔。耶稣会士称，砖塔位于纳加帕蒂南市的近郊，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因此应该拆掉。同时，他们正在这块地皮上建设一座新式的天主教学校—圣约瑟学院，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正好还可以用作修建学校房舍。

总督把这件事交代给负责当地建设的工程师。对古塔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工程师写了一份报告，同意拆塔。报告里说，这座建筑是一座古老的废墟，虽然部分木材仍存留，但是正在逐渐坍塌，且既无雕刻也无铭文，没什么价值，也没有必要做修缮。

但有一名当地议员站了出来，强烈反对拆除这座古塔，他是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Si r Wal ter El l iot ）。埃利奥特不仅是一名殖民官员，还对印度当地的风土人情颇感兴趣，业余时间自学了当地语言，做了许多博物考察。早在一八四六年，埃利奥特就曾造访过这座古塔，还委托一位擅长绘图的工务局中士，绘制了塔的草图。

根据埃利奥特的描述，这座塔是一座三层四边塔楼，由紧密咬合的无灰浆砖块砌成，第一层与第二层以檐口线脚分隔，每面墙中央设有门或窗的开口。底层顶部可见第二层地板的固定痕迹，塔顶则完全敞开。底层的墙角因行人与牲畜碰撞而磨损，但整体结构仍坚固稳定。塔身未见任何雕刻或铭文。

根据当地人的习惯称呼，这个塔拥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如古塔、黑塔、耆那教塔等，但其传播最广的一个名字是“中国塔”。埃利奥特也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装饰来看，它都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这座塔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之中了，它就是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提到的那座“土塔”。

一、中国塔

一二六七年，一群来自中国的客商在印度东南海岸的八丹平原之上建起一座砖塔。半个世纪之后，汪大渊旅行至此，不仅看到了这座高数丈的土砖甃塔，还留意到了塔上汉字 “咸淳三年八月，毕工”。汪大渊通过当地人了解到，当年有中国客商来到这里做生意，在塔完工之日刻下上面的文字。在《岛夷志略》中，但凡汪大渊用“土”字描述的，土珠、土布、土粉等，都是指中国的。因此，土塔也就是中国塔的意思。

在此后的五个多世纪中，这座砖塔被来来往往的海上旅人看到。每过一段时间，就被有心人留意，用各种语言记录它的身姿。他们都称其为“中国塔”。为方便行文，我们也用“中国塔”来叫它。

一六一四年，葡萄牙人看到了中国塔。耶稣会的马诺埃尔·巴拉达斯（Manoel Barradas）神父坐船经过纳加帕蒂南，在其撰写的《科伦坡城记述》中，他对当地“建造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塔印象深刻，其中颇为有名的是一座“中国的”：“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不变的说法，这座塔是中国人在掌控印度贸易时修建的。它是用砖石建造的，尽管已经有好几百年无人居住和修缮，但它依然气势恢宏、完美无缺。”根据位置判断，巴拉达斯神父所看到的就是汪大渊所说的“土塔”。

一六六九年，荷兰人看到了中国塔。一六五八年，荷兰发起将葡萄牙人赶出南印度和锡兰北部的战役，伴随荷兰人节节胜利的步伐来到纳加帕蒂南的，有一位名叫菲利普斯·巴尔德斯（Phi l ippusBaldaeus）的随军牧师。巴尔德斯不仅受命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开展教会工作，还对这里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锡兰等东印度国家的描述》中，介绍了一六六九年他看到的“中国塔”：“在城市北侧的城门之外，矗立着一座非常高大的塔，名为‘中国塔’（China Pagode），其附近有一处避暑胜地，配有十分宜人的花园和果园。”

一七一四年，又一名荷兰人弗朗索瓦·瓦伦廷（Francois Valentyn）来到这里。他是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植物学家，出版的著作《新旧东印度》详细描述了东印度洋的自然历史、风俗以及殖民的活动。在书中，他记录下从东南亚返回荷兰的旅程中，经过纳加帕蒂南时看到的“中国塔”。瓦伦廷的描述和巴尔德斯差不多，都是说这里有一座高塔名叫中国塔，并说“很可能是中国人在某次入侵期间建造的”。塔的附近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供总督使用。

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荷兰人势力消退，在这片海域呼风唤雨的换成了英国人。在大英图书馆的绘画档案中，有一份创作于一七八四年的画作，画面中是纳加帕蒂南的寺庙建筑，右侧是一座三层砖塔，塔顶已经塌落，建筑上还长出了一点植被，但总体上外观比较完整。这应该就是“中国塔”最早的图影资料。塔的左侧有一系列建筑，可看到一座穹顶式的殿宇，不知道是否是曾经的总督花园。可惜画作的创作者已无从考据。

一七九七年，又一幅关于“中国塔”的画像诞生，这次作者留下了名字，是一个名叫乔治·拉尔夫·佩恩·贾维斯（George RalphPayne Jarvis）的年轻人。他是英国裔，一七七四年出生在安提瓜，父亲是安提瓜的种植园主。他于一七九二年开始在英国军队服役。这幅关于中国塔的手稿，绘制于他二十三岁时，可能也是在印度服役时的闲暇之作。无论如何，这幅画作为我们留下了又一个关于“中国塔”的珍贵档案，相比十三年前的远景，这幅画作中的古塔细节更为丰富，也残破了一些，有一种饱经岁月洗礼下的沧桑感。

最终拆掉“中国塔”的，不是葡萄牙人，不是荷兰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一群法国人。一八四六年，埃利奥特爵士来考察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法国耶稣会士。他们住在塔旁的小屋内，条件非常简陋。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告诉埃利奥特，这里是刚刚成立的圣约瑟学院，他们希望把学院发展壮大，并谋划了一份化陋屋为殿宇的宏伟蓝图，向埃利奥特展示了未来校园建筑的平面图与立面图。“中国塔”就在圣约瑟学院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当时，这些法国人就有了拆塔的计划。

二、纳加帕蒂南：从南天竺国到日不落帝国

让我们暂时先忘掉“中国塔”，来看看它的落成之地—纳加帕蒂南（Nagapattinam）。纳加帕蒂南位于印度的东南角，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东南亚，要前往波斯、阿拉伯地区，必然经过印度南部；相反也如此。从东南亚顺着季风而来的货船，停靠印度的第一个港口往往就是这里。

因此，到唐代时，这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中国人的行迹。唐朝僧人义净曾写过一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面就提到了一位无行禅师曾从羯荼国（今马来西亚吉打）西行，经过三十天的海上之旅，到达“那伽钵亶那”，然后从那里仅需两天航程就可以到师子洲（斯里兰卡）了。那伽钵亶那，就是今天的纳加帕蒂南，甚至连音节都极为相似。

当时的纳加帕蒂南是印度南部帕拉瓦王朝的重要港口。帕拉瓦王朝也曾在《旧唐书》里出现，所记载的内容也和修建佛寺有关。唐开元八年（七二0），南天竺国使臣向皇帝进贡了一只能说话的五色鹦鹉，同时还为唐玄宗建造了一座寺庙（“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唐玄宗御赐寺名“归化”。虽然不知道南天竺国是否就是帕拉瓦王朝，但至少说明，南印度统治者和唐朝皇帝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往来。

十世纪时，东印度洋进入了注辇国（Chola dynas ty）时代。这个海上帝国凭借泰米尔人商团的强劲风头，成为西至印度南部，东到东南亚地区的强大统治者。宋代的文献曾记录了注辇国使臣多次觐见北宋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0一五）九月，注辇国派使臣来中国，向宋廷进奉了珍珠、玻璃等贡品。使臣还表示，近年来有中国的商人到当地经商贸易，并转达注辇国王的话：“十年来海无风涛”，一定是因为“中国有圣人”，所以派遣使臣来入朝，表达“远人慕化之意”。可以看出，从唐到宋，在印度东南海岸经商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群体，贸易量也达到一定规模。不然也不会引发当地统治者的关注，又是建庙，又是派使。

从注辇国出海的泰米尔商团风头更劲，把影响扩散到整个东印度洋。这些商团在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广州、泉州都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社区。由于其信奉印度教，因此也把印度教信仰传播到沿途各地。今天泉州遗留的印度教寺庙的构件，也是这些泰米尔商人留下来的遗迹。

十六世纪起，欧洲人来到纳加帕蒂南。一五五四年，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贸易站，并开始传教活动。巴拉达斯最初见到“中国塔”也是葡萄牙势力如日中天的时期。一百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纳加帕蒂南，并在一六六三年将葡萄牙人赶走。一六七六年，荷兰人与当地统治者达成协议，成了纳加帕蒂南的实质主人，并将其作为荷兰人在东南印度科罗曼德尔的首都。十八世纪中叶，留下来一幅描绘纳加帕蒂南的绘画作品，画面中清晰可见荷兰人修建的围墙围绕的城镇，其中的主要建筑是一座城堡，上面飘扬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一七八四年，纳加帕蒂南再次转手，经过一系列战争以及后续的和平谈判，荷兰人将其让给英国。

如果我们回溯“中国塔”的历次记录和画像，会发现这座古老砖塔也一直见证着这片海港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大英图书馆留存的第一份“中国塔”的绘画形象，就是创作于英国统治开始的一七八四年，应该不只是一个巧合。

三、塔和人的结局

让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看一看中国塔的最后命运。

一八二0年十一月，一位名叫以利亚·胡尔（Elijah Hoole）的卫斯理循道会传教士来到纳加帕蒂南，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国塔。在后来出版的《出使马德拉斯、迈索尔及印度南部纪行》中，他是这样写的：“城外有一座高塔……有一种说法称它是由中国人建造的，这似乎印证了它曾是一座佛教寺庙一部分的观点。它由红砖建造而成，砖块十分光滑且尺寸较小；砖与砖之间的黏合剂少到人们甚至对是否使用过黏合剂都存在争议。……这座塔高耸入云，在海上是最先映入眼帘的物体，荷兰人曾把它当作旗杆。我听闻一个消息，说有人在筹备拆除这座塔，我希望这是假消息，心里很是担忧。”

胡尔的担忧最终成真。回到文章的开头，一八五九年，拆塔一事终于被摆上了日程。对此提出动议的就是那群执着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的理由很直接—要修建圣约瑟学院的校舍。而埃利奥特爵士除了明确反对拆除古塔外，还提出让总督亲自去现场考察一番再做决定。当时英国驻马德拉斯总督采纳了埃利奥特的建议去了现场。不过，他看过后觉得该建筑没有什么历史价值，不应浪费公款对其进行修缮。但他也不同意拆除，而是指示将其用围栏保护，以防人为破坏，并要求拍摄其现状的照片。

可惜的是，总督的指令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因为总督很快就调走了。假设当时总督任期能长一点，或是下属官员能认真对待一些的话，至少我们还能留下这座古塔的真实照片。而埃利奥特爵士也结束了在印度的职务，回到英国本土。

在走马灯一样轮换的官员之外，是那群无比执着的耶稣会士。一八六七年，他们再次申请拆塔，理由如下：第一，他们认为该塔目前状态不安全；第二，它遮挡了他们建造在其后的小教堂的光线和海风；第三，他们非常希望获得该塔所在土地；第四，该塔的砖块对学校建造工程非常有用。

当地负责建设的工程师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这四条理由之中只有第一条还算合理。而且他认为，古塔是船只进入纳加帕蒂南的航标，具有交通上的功能。因此他认为应该对塔进行保留，而不是拆除，并要列支一定的预算用于修缮。当地港口的一名船长也提到，拆塔的行为肯定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决定“中国塔”最终命运的日子终于到来。可惜的是，政府没有采纳总工程师的建议，而是同意了耶稣会士的请愿：“总督委员会批准圣约瑟学院的官员自费拆除纳加帕蒂南的古塔，并将其可用材料用于他们计划中的校舍建设。”耶稣会士终于如愿以偿，他们生怕夜长梦多，果断开展了行动，这座古老的建筑很快被夷为平地，场地也被清理干净。

土塔，建于南宋咸淳三年八月，换算为公历，是一二六七年的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期间；而其最终被拆毁，则是一八六七年的八月底至九月初。这么算来，它的生命历程定格在了整整六百年。

得知塔最终被拆毁，埃利奥特爵士非常惋惜。更令人叹息的是，在拆除塔的过程中，发现了珍贵的佛教文物—精美的青铜佛像，还有被当作建筑垃圾随手扔掉的中国瓷器碎片。埃利奥特爵士写道：“如果这座塔未被干预，它本可以屹立多年。保护它所需的仅仅是用几卢比建造一堵坚固的围墙，防止牲畜和过往车辆破坏其底层的墙角。我在二十年前看到的塔楼状态表明，底层仅因暴露在外而受到磨损，并未影响结构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