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一九三九年日记中的地下工作

二0二三年底， 此前从未披露的郑振铎一九三九全年钢笔手写日记，现身于上海某拍卖场。这本“孤岛日记”详细记载了郑振铎在全面抗战第三年每天的日常生活。日记与他同年发表的《劫中得书记》皆为历史现场的记录，再加上郑振铎抗战胜利后陆续发表的收入《蛰居散记》的十几篇文章，三者恰可勾连印证，从而拼接出“做着地下的工作”（郑振铎：《暮影笼罩了一切》）的上海文化人群像。

一、孤岛日常生活

郑振铎在年头就感受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一月十日晚，房东要求加房租二成，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加一成。一九三六年任暨大文学院院长之时，郑振铎在静安寺东边的愚园路东庙弄四十四号租借了一栋前带花园的三层小洋楼。祖母、母亲、妻子和一双儿女，以及几个仆人亲戚，十口人，再加上如书城一样的大书房，一栋小洋楼住得不算宽敞， 他在日记中说：“因床太挤，睡了四人，不甚舒服。”加价之后一个月房租是一百一十元，占去他在暨大月薪的四分之一。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房东再次要求加租，里弄会议决议，予加一成。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从沦陷区涌入租界的有限区域，人口从二百万猛增到近五百万，租界房子突然紧张。进入一九三九年，抗战局势更为严峻，大部分难民已经放弃“暂居孤岛”的想法， 打算长居下去， 房租遂一涨再涨。这年十一月，工部局发表上海生活调查结果，与一九三六年同期相比，房租增加182%，食品增加149%，衣服增加115%，现时法币之购买力，只等于一九三六年的39.29%。郑振铎日记时有记录物价，这年二月，一担米十二元三角，到了同年八月，已涨至二十四元一担。他到“新新”裁缝店定做衣服，七十三元一套，“可谓贵矣！”平常家里每日“两稀一干”（早晚喝稀粥，只是中午吃些干的），偶尔打个牙祭，偕妻儿到上海著名的粤菜馆“味雅”吃饭，用去七元。

在孤岛上的文化人之中，郑振铎的境遇算是好的，他还有版税、兼课费可帮补家用。二月八日，收商务印书馆版税九十七元五角，“对于年关，诚不无少补也”。他一周一次到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中法剧艺学校兼课，虽然有些义务性质，但合起来月薪约有五十元。而他的那些以卖文为生的朋友—王统照、于伶、阿英、巴人，则过着饱一顿饿三顿的生活。《大公报》一篇名为《上海的痉挛症》的报道说：“在上海最受痉挛生活之压榨的是文化人。纸价高，报纸加价，书籍刊物全加价，只有作家和编者们的脑筋却减价，这与物价高而薪水减低是同样的现象。从前一个总编辑一百五十元，现在一百；从前编辑一百，现在六十，这还是稍有声价的报纸。等而下之，则几十元，十几元，或没有薪水仅给少许编辑费，让作家和编者对抢的所在都是。”

坚守在孤岛上的文化人，一边忍受着贫困饥饿，一边坚持着文化救亡。

租界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失学、失业的难民游荡于街头，同时，出现有志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向往延安的热潮，人们纷纷奔赴“抗大”“陕北公学”，以致延安甚为拥挤。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应组织有志青年坚持就地学习，敌后工作与前线同样重要。上海的进步人士为了与敌伪争夺年轻一代，合力举办了专科学校、夜校、补习所、讲习班等各种类型的学校，诸如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知识讲座更是多不胜数。

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实际负责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日常工作，该会在中共江苏文委的领导下，利用沪江大学校舍开办了三期的“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一个夜校式的短期干部训练班，有理论课和文史哲专业课，也讲游击战一类军事课，学生主要是各救亡协会成员和进步的学生，一期多达九百人。讲习所成为一所特殊形式的抗日干部学校，为上海郊区的游击队和新四军培养、输送干部，被誉为“上海的抗大”。郑振铎日记中称为“社所”“社讲”，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他每周到该所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

二、看似寻常的每周聚餐

一九三九年日记中，郑振铎几乎隔天就会有一次聚餐，星期二中午是青年会聚餐，星期六到航运俱乐部，还有隔三岔五的开明书店同人聚餐。四月一日星期六这一天的安排特别满当，中午十二时，赴银行公会午餐。下午二时，看电影。六时半，赴航运俱乐部晚餐，散后，赴青年会闲谈，至十二时许始回。

平平无奇的记事，背后是地火暗涌。这一天的三个聚会，分别对应着上海孤岛的三个抗日救亡秘密组织。

首先，四月一日赴银行公会午餐，其实是到设于香港路银行公会内的上海银行俱乐部参加“复社第一届年会”，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复社第一次年会纪录》可以为证。所谓的“复社”，是在中共党员胡愈之的发动下、为了集资出版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Red Star OverChina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而成立的地下出版机构，社员约三十人，包括了许广平、郑振铎、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复社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在一年内连印五次，五万本书散播到了全中国，不少青年人阅读这本书后深受“红星”的震撼与感召，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同年六月，复社集资出版了六百万字、二十卷的《鲁迅全集》，次年四月，翻译出版斯诺夫人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此外，还秘密翻印《列宁选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由于胡愈之离沪，郑振铎成为复社的实际负责人，所以他在第一届年会上做会务报告。

复社秘密出版的红色进步书籍影响很大，即刻引起日伪、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密切注意。日本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机关长、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认为《西行漫记》是了解“事变以来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的共产党”的重要文献，特令日森虎雄将中文版翻译为日文，作为“极秘”资料派发至各机关。

复社被日伪视为上海租界最大的“敌机关”，各特务机关曾用了全力来追寻复社的踪迹，冯宾符被传讯五六次，胡愈之的家因此被法租界巡捕房突击查抄，其弟胡仲持两次被捕。一九四一年底，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许广平，试图从她口中获得复社人员名单，但是许广平在严刑之下不曾吐露过片言只语，保全了许多的朋友。郑振铎在抗战结束后发表《记复社》说：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办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其二，四月一日郑振铎赴航运俱乐部晚餐，以及之后到青年会闲谈，则属于另外两个上海抗日救亡团体—星期六聚餐会（简称“星六会”）、星期二聚餐会（简称“星二会”）的活动。上海孤岛时期，文教、新闻出版、工商金融、宗教救济、海关等业界的上层爱国人士，以及租界工部局高级华员四十余人，形成了每周秘密聚会的习惯，一般在星期二晚上聚餐座谈。每次约三小时，首有一人主讲当前的形势和时事，此后则边吃边讨论，交流抗日战争信息与商议抵制日本统治掠夺等各种事项。埃德加·斯诺夫妇就曾应胡愈之的邀请，在“星二会”上介绍他们在红色根据地的见闻，并传阅拍摄的照片。“星二会”成员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号召力，孙瑞璜（新华银行副经理）、韦悫（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负责人）、吴耀宗（基督教青年会）、李文杰（上海会计师公会主席）、胡咏骐（ 宁绍保险公司总经理）、赵朴初（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委员）、雷洁琼（东吴大学教授）、陈鹤琴（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都是核心人物，会中不少人是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

“星二会”可谓上海孤岛时期进步人士的“神仙会”或者说“长老会”，会中年龄最长的姚惠泉，是杜月笙的徒弟，青帮流氓中的红人，类似这样“披上了这些不进步的外衣，来进行进步的工作，使尽一切力量，动员各方面来支援新生的新四军”（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的“星二会”成员，还有好几位。一九三九年春，复社的发行人员，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讲习所第一期“学委会”成员之一的陈明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将要通过租界巡捕房，抓捕复社嫌疑分子郑振铎。陈明匆匆赶到庙弄的郑宅报信，使郑振铎安然脱险，他却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起来。“星二会”的核心成员严景耀当时担任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副典狱长，在他帮助下，陈明被营救出狱。此前讲习所的七位同学以及复社的胡仲持等人都是在严景耀帮助下终获释放的。

此外，“星二会”中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孙瑞璜、张宗麟、严景耀、陈鹤琴、许广平、郑振铎、雷洁琼等十余人，也是新新公司总经理萧宗俊组织的星期六聚餐会的核心成员。这个组织的范围较小，郑振铎一九三九年全年一共参加三十六次“星六会”，比如二月十四日“六时三刻，到萧宅晚餐，到张、严、孙诸位，十时半回”。

“星二会”、“星六会”、复社，这三个组织实际上是中共江苏文委领导的外围进步抗日救亡团体，三个团体有不少重合的成员。“星二会”的聚餐地点一般设在八仙桥的基督青年会，“星六会”则在广东路的航运俱乐部。鲁迅之子周海婴常跟随母亲许广平参加这两个聚餐会，经常去的地方是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功德林素菜馆，还有赵朴初出面借的某些佛寺。聚餐费是按名头出份子钱，但十岁的周海婴经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许广平交两份餐费。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母子安全，总是安排她俩在中间时段离开。

三、意志不坚定者更将趋向歧途

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冬，先是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以及梁鸿志等人的伪“维新政府”，后是潜来上海的汪精卫集团，都在威逼利诱上海有影响的职业界人士加入伪政权。日伪汉奸特务侵入租界，对于合作者许以高官，对于拒绝者加以绑架暗杀、压制恫吓，于是“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辞”（郑振铎：《暮影笼罩了一切》）。

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海租界内发生恐怖案件十八起，被打死二十一人，受伤十人，被称为“恐怖月”。暨南大学作为坚持在孤岛办学的国立大学，该校的教授与学生均是日伪图谋的对象。汪伪试图拉拢部分教育界败类成立所谓“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游说各校校长发表拥汪通电。当时在暨南大学读外国文学的吴岩在《风云侧记》中回忆道：“学校里也不很安定。学生有被捕的。动摇变节的教授不止一个：有的上一天还在慷慨激昂地说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第二天却‘过桥’走马上任，为虎作伥去了；有的忽然失踪，人家担心他被日伪绑架，他却在香港发表变节自首的文章。”郑振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所记一幕与此相似：“赴校授课，与杜闭谈，说起程事，大吃一惊。过去之种种，如今回想起来，竟是一幕骗局，甚矣哉！青年人之不可轻易信任也！一有小小诱惑，即丧神失态如此！我辈实失于相人矣！”

同年九月一日，德国对波兰发起突然袭击，这天晚上，郑振铎记：“傍晚，阅《大美晚报》号外，知德兵已侵入波兰，欧洲大战已正式爆发。吃人的魔鬼，在飞翔！在高啸！难道竟没有力量阻止之么？上海局面恐也将有变动了。”九月初汪精卫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自举为主席，公开卖国。英法为“履行”“保护”波兰独立的诺言，被迫对德宣战，孤岛上气氛愈发剑拔弩张。十七日，郑振铎写道：“雨点淅沥，愁人心痛。国际形势变动太骤，神经较脆弱者无不骚乱异常，意志不坚定者更将趋向歧途。”

根据这年日记，郑振铎除了复社、“星二会”、“星六会”，还坚持隔周参加清华同学会的聚餐。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郑振铎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与季羡林、李长之、林庚等在读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上海的清华同学会成员多系清华毕业后考取官派留学美国的“海归”，比如与郑振铎较熟稔的孙瑞璜、李健吾、陈三才。经营着北极冰箱公司的陈三才，身兼上海清华同学会会长、联青社社长，是国内外颇具声望的实业家。他利用安装施工冰箱的机会，把炸药埋在日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墙根，并买通医院白俄人，准备秘杀汪精卫。但不幸事泄，计划未成，陈三才于一九四0年七月被特务逮捕，三个月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陈三才的被害，在当时上海滩引起极大震撼，郑振铎《记陈三才》说：

像晴天的一个霹雳似的，朋友们传说着陈三才先生被捕的消息。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陈先生会遭逢这个不幸的。虽然在那个时候，个个沦陷在敌人后方的人，生命的安全随时会发生危险，但像他那样的人，似乎最不容易有什么“牵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