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即“人调”？

根据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说法，二十世纪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一天， 在“一战”西线战场，即比利时境内的伊普尔防线上，德军向法国、加拿大联军施放了氯气，被释放到空中的约一百五十吨有毒气体随即形成了将近六公里宽、六百至九百米深的气体云，借着风势袭向对方阵地，不明所以更缺乏防护的法、加士兵所体验到的，便是惊慌失措之后喉咙的刺痛和剧烈的耳鸣—从医学角度说，就是氯气对他们的呼吸道和肺部造成了严重损害。尽管参战双方对此次行动的效力究竟如何存在不小争议，但在斯劳特戴克看来，此次行动彰显了此前世纪即已存在的一种技术模式，那就是“将环境引入战场”。因此，二十世纪的独特之处在于，攻击目标不再是敌人的身体，而是敌人的环境—此后的各类生化武器、纳粹毒气室直至核武器，也皆可做如是观。

之所以将这一天看作二十世纪的开端，是因为在斯劳特戴克看来，此次负面“空（气）调（节）”事件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现代性的重大特征，那就是对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之背景的“揭示”，换言之，自此以后，以前只是在无意识呼吸的人们，突然“发现”了空气的存在。而身处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重大议题的今天，此类“对空气的发现”当然颇具前瞻意义。

此类梳理，也为我们理解日本学者古畑百合子的著作《气候媒介：大气控制的跨太平洋实验》提供了理论背景。

该书的题眼为“气候媒介”，除了是指使得气候变化变得可视的各类视觉化工具（热成像、照片、图表、图解等），它更主要涉及这样两个层面的思考：第一，近期的环境研究、基础设施研究、媒介生态学、媒介考古学，以及所谓德国媒介研究已促成这样一种转向，即从将媒介主要理解为大众传媒，到将媒介理解为调节了我们社会环境的“元素”，就此而言，媒介就不仅包括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它还包括云雨雪雾、氢氧碘氮；第二，我们进而也应该将调节了天气或制造出气候可控之泡泡屋（bubble）的建筑、科学及艺术技艺和技术视为媒介，因为它们都积极中介并塑造了“何谓宜居环境”“对谁而言宜居”的理念。借助此一概念，古畑百合子别开生面，试图对二十世纪日本的大气控制做一谱系学的考察：一方面，雾雕艺术与人造雪花的发明、数值天气预报与未来学的兴起、丹下实验室（tange lab）的建筑实验与日本的所谓“生存圈”焦虑、“新陈代谢派”建筑思想及其对塑料和石油的悖论性依赖，以及催泪瓦斯和网络监控在调节空气和人群方面的异曲同工，这些统统被纳入考察范围；另一方面，一九七0年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则成为勾连前后的关键节点、鲜活切面。

古畑百合子的讨论，从艺术家中谷芙二子为大阪世博会百事可乐馆创作的雾雕作品开始—若要对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加以揭示，从艺术角度入手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体认“空气作为媒介”的难点之一，还是在于其间的“无意识”：麦克卢汉说鱼儿不知道水的存在，人类同样也“不知道”空气的存在，除非风雨雷电来袭、空气污染难挡，否则便很容易无知无觉、习以为常。也正是基于此，有论者指出，艺术在此方面大有可为，这倒主要不是指以空气或气候为对象来创作艺术作品，或通过艺术作品来提升公众意识、宣传环保理念，而是指通过艺术作品调动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甚至味觉，以此“陌生化”的方式将人们从无意识中唤醒，从而使不可见的可见、不可感的可感，进而在对空气之温度、湿度、密度、流向的感知中建立起与其的现象学关联：中谷芙二子的雾雕作品显然正是此类艺术探索的典范，而该书后续讨论的“新陈代谢派”建筑也颇能彰显这方面的意涵。

但对于艺术作品的讨论，却也只是古畑百合子议题的起点，因为这里包含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研究者的任务，是否就是假定西方理论（“现代性就是对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之背景的揭示”）具有普遍性，然后用地方性材料（中谷芙二子的雾雕作品、“新陈代谢派”风格的胶囊塔）加以阐释和佐证即可？如果不是，那么对于现代性之普遍性的理解，又该如何与特定时空的历史性、物质性等语境相平衡？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古畑百合子在论述中同时引入了对此一时期的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视角，并将讨论锚定在了“大气控制的跨太平洋实验”。

一旦引入地缘政治视角，该书的论述就迅速充满了历史现场感和时代紧张感。比如，要理解中谷芙二子的雾雕，就不得不提她的父亲——发明了人造雪花的中谷宇吉郎， 后者正是“二战”时期日本军方信赖的科学家，并长期主导雾扩散体系研发这一战略项目，而此类低温研究又与其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特别是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略密切相关。再比如，丹下实验室和“新陈代谢派”的建筑学实验，以生命体类比城市， 并为资源有限、空间匮乏的岛国勾画未来，视天空和海洋为未来居所，此类做法自然与其时流行的控制论、系统论不无关系，但同样不可不察的是，丹下实验室在“二战”期间即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合作，并致力于所谓“生存空间”的扩张（它因此参加了“大东亚共荣圈纪念建筑”设计竞赛并获奖），而饶有兴味的是，一方面，此类理念及实践显然来自于地缘政治在当时日本的流传与接受，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关键词“生存空间”，在日语中却被翻译成了“生存圈”：此类“理论的旅行”与“翻译的政治”，显然颇能昭示“二战”时期日本思想界在面对西方现代和世界格局时的未来愿景与自我认同。

地缘政治同样高度关乎冷战，而冷战格局里日美之间的独特关联，使得对日本的讨论必须同时也是对美国的讨论，这也正应了该书副标题里的“跨太平洋”一说。进而言之，冷战时期天气控制的武器化、对核冬天之晦暗前景的预测，以及石油经济的起伏波动，都在太平洋两岸的各类思想和实践之间构造出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比如，“新陈代谢派”强调建筑的生命特性，认为它应该与城市一样经历春夏秋冬、花开花谢，而可更换的胶囊式公寓便是最好的建筑单元，因为如同人体细胞更替一样，胶囊式公寓的设计理念便在于应时应需、随时可替。但此类理念及实践之所以成为可能，又与全球范围内的这样一些趋势密不可分：塑料成为新型建筑材料和环境污染源、标准化集装箱使得物品运输廉价快速、被大气环绕且资源有限的地球被比作宇宙飞船（spaceship earth）。也因此，“新陈代谢派”的环保理念，就颇具反讽意味地与美国主导的石油经济及全球贸易捆绑在一起。再比如，催泪瓦斯被用于弹压美日街头抗议者并被用于越战之日，也正是云计算和网络监控被发展为监控和追踪民众的日常手段之时，它们一个扩散化学物质，一个传输电子信号，且都以空气为媒介，并依循控制论的生物和信息反馈回路逻辑。

至此，古畑百合子的论述逻辑才告完善：雾雕、胶囊公寓、催泪瓦斯、穹顶都市都在提醒我们作为现代性之特征的“背景的前置”、提醒我们“透明”之中实有“媒介”，因此也是在提醒我们“空调”的重要性；而它们在什么时间、因何理由、被何人、用于何处，却又是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生命政治张力的历史问题，因此不可一概而论，而是要密切结合当时当地人的状况和社会的状况。所以，“对空气的调节”总是与“对人的调节”密不可分。“空调”即“人调”。“大气控制”既包括制造特定地点的微气候（“空调”），也包括利用环境对出入其中的肉身加以监管（“人调”）。普遍性阐释与历史性阐释，缺一不可。

作为对此的补充，我们不妨再引入一例：前文已提及丹下实验室与“二战”时期日本对所谓“生存圈”的争夺之间的关系。在与本书相关的一篇文章中，古畑百合子在一处注释里提到，日本建筑学论者在论及丹下健三“二战”时期既想拥抱现代，又对日本传统不舍的矛盾态度时，将其与一九四二年那场著名的讨论会“近代的超克”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精神相通。对于此一问题，古畑百合子并没有专门论述，但对于有兴趣继续从“媒介”视角来理解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人来说，它无疑是值得再次深入和重新解读的历史现场与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