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

欧洲近代文化，都是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垺，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我国古代文化，以周代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礼作乐，不让希腊的梭伦；东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荀子传群经，持礼法，为稷下祭酒，正如亚里斯多德；老子的神秘，正如毕达哥拉斯；阴阳家以五行说明万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风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亚派；庄子的乐观，正如伊壁鸠鲁派；名家的诡辩，正如哲人；纵横家言，正如雄辩术。此外如周髀的数学，素问灵枢的医学，《考工记》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尔雅》的生物学，亦已树立科学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周易》的洁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条达，庄子的俶诡，邹衍的闳大，荀卿与韩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风雅颂的诗，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辞赋，可以见韵文的盛况。

在艺术方面，《乐记》说音乐，理论甚精，但乐谱不传。《诗·小雅·斯干篇》称“如跂斯冀，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可以见现令宫殿式之，已于当榱桷时开始！当代建筑，如周之明堂、七庙、三朗、九寝、楚之章华台、燕之黄金台、秦之阿房宫等，虽名制屡见记载，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腊罗马的石材，故遗迹多被湮没。玉器铜器的形式，变化甚多，但所见图案，以云雷文及兽头为多，植物已极稀有，很少见有雕刻人物如希腊花瓶的。韩非子说画犬马难，画鬼魅易，近乎写实派；庄子说宋元君有解衣盘礴的画史，近乎写意派，但我们尚没见到周代的壁画。所以我们敢断言的，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确可与希腊罗马比拟。

秦始皇帝任李斯，专用法家言，焚书坑儒。汉韧矫秦弊，又专尚黄老；文帝时儒家与道家争，以“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互相低。武帝时始用董仲舒对策（《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卫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改，请皆奏望。”诏“可”。武帝乃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利禄之途”既开，优秀分于，竞出一途，为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时至三千人；后汉时大学至二万余生，都抱着通经致用的目的，如“禹贡治河”，“三百篇讽谏”，“春秋断狱”等等，这时候虽然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谶纬学的符命然终以经术为中心。魏晋以后，虽然有佛教输入，引起老庄的玄学，与处士的清谈；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炼，符录的迷信；但是经学的领域还是很坚固，例如义疏之学，南方有崔灵恩、沈文阿、皇侃、威哀、张讥、顾越、王元规等，北方有刘献之，徐遵明，李铉，沈重，熊安生等；（褚李野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又说；“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迄于唐代，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经学的势力，随“利禄之途”而发展，真可以压倒一切了。

汉代承荀卿，屈原的余绪，有司马相如、扬维、班固、枚乘等竞为辞赋，句多骈俪：后来又渐多用于记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铭，就是这一类。魏晋以后，一切文辞均用此体；后世称为骈文，或称四六。

唐德宗时（西历八世纪），韩愈始不满意于六朝骈俪的文章，而以周季汉初论辩记事文为模范，创所谓“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时候与他同调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对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庐，焚其书”的提议，乃与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补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以提倡君权的绝对。李翱等推波助澜渐引起宋明理学的运动。但宋明理学，又并不似韩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虽亦排斥佛老，而里面却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长处；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本诸道数；天理人欲明善复初等等本诸佛教。在陆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讳谈禅，阳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话，与科学背驰，固无足异；程朱一派，力避近禅，然阳儒阴禅的地方很多。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且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稍近于现代科学家之归纳法，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正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误会三纲的旧说，破坏“五伦”的本义。不幸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义》，力辟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癸巳类稿》存稿中有反对尊男卑女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然皆如昙花一现，无人注意。

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治上了，后来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康有为谭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

嗣后又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博很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保皇尊孔的旧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所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此暴力压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创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退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到民国五年十月胡适来书，称“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僻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由是陈独秀于六年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有云：“文学革命之运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我友胡适。余敢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那时候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

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党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地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欧洲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图画而言，中古时代的神像，都是忧郁枯板与普通人不同，及复兴时代，一以生人为模型，例如拉飞尔，所画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妇，所画耶稣，全是活泼的儿童，使观者有地上实现天国的感想。不但拉飞尔，同时的画家没有不这样的。进而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了。这叫作由神相而转成人相。我国近代本目文言文为古文，而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刘大白参用他们的语意，译古文为鬼话；所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

欧洲的复兴，普遍分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纪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至十七世纪末为晚期。在艺术上，自意大利的乔托、基伯尔提、文西、米开兰基罗、拉飞尔、狄兴等以至法国的雷斯古、古容、格雷爱父子等，西班牙的维拉斯开兹等、德国的杜勒、荷尔班一族等，荷兰与法兰德尔的凡爱克、鲁本兹、朗布兰、凡带克等。在文学上，自意大利的但丁、亚利奥斯多、马基亚弗利、塔苏等，法国的露莎、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莎、莎凡提等，德国的路德、萨克斯等，英国的雪泥、慕尔、莎士比亚等。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