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书评价值的终极追问

文学批评的场域中，书评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姿态。它是读者与作者对话的重要形式，也是批评家与作家角力的平台。无论是对话，还是角力，书评的作者与作家的姿态都是平等的。但是评与被评的身份，使书评的作者与作家成为较量水平高低的对手，对手就是敌手，但不是敌人。

批评者与作者之间较量，从哪几个层面展开？就文学作品而言，首先应该是生活层面，如深入生活的程度、对生活理解的程度、人性揭示的深度、社会批判的深度；其次是文学写作的层面，如小说中人物塑造的维度、叙事结构的设置、语言风格等。但是，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最终较量，是思想的较量，任何严肃的书评都是思想的角斗场，这也最终决定了书评的价值。

究竟何种特质能让书评摆脱即时消费的属性（书评中的捧角、詈骂皆带有这一属性），升华为与文学作品一样的经典？关键就在于书评所具有的思想深度。思想不仅是书评的灵魂，更是其存在的终极理由，它构成了书评文本的精神骨骼，赋予评论以超越文本的生命力。

在文学批评中，思想始终扮演着元语言的角色。书评能否穿透作品，与作者做平等的交流，并在此之上，发掘出作者没有意识到的内容，赋予作品新的价值，决定于评论者思想的深度，思想深度直接影响书评文本的阐释空间与认知层次。法国作家、批评家罗兰·巴特1967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论文《作者之死》，他提出“作者已死”的宣言时，并非否定作者对于文本的初始创造，而是说：“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来自许多文化，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这种多重性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读者，而不是像迄今所说，是作者。”“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所以文本一旦完成，作者便失去对文本意义的绝对控制。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呈现出开放性，作品的意义永远处于“待完成”状态，而持续、完成这一状态的就是读者。这种开放性的实现，有赖于批评者思想的介入，需要评论者思想的激活。用思想激活思想，是书评的独特魅力所在。

但是，评论者的思想如果达不到作家的水平，复述作品思想内容都十分困难，在作者与批评者的角力中已经处于下风，怎么可能期望他对作品有新的阐释？在书评中，评论者的思想，既体现为他深入文本历史语境的能力，又表现为携带当代问题意识、对现实存在问题的个人独立思考。唐代诗人李白，素以著名诗人的面目出现于诗文评中，而诗话又突出了李白侍从文人的形象。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用“气”评价李白，使李白从一个写“云想衣裳花想容”的侍从文人升华为承载着士人风骨的形象，此中显然有苏轼针对宋代士人身份及现状的思考。对杜甫的评论也是如此。当杜甫的评论者用张载的“民胞物与”解释杜甫诗的内容时，实际上是赋与了杜诗超越旧评“忠君报国”思想的人道主义内涵。中国当代文学，有所谓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都是表象式、描述式的概念。而现在有的研究文章把这些文学统统称为启蒙文学，这显然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学注入了更有广泛现实意义的思想。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认为艺术阐释本质上是将作品缩减为“内容”的智力暴力。这种通过寻找“潜在文本”来替代表意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艺术独立性的消解，导致作品本身的开放性被简化为确定性解读。但是他并不反对思想对阐释的指引，他对阿尔贝·加缪作品的解读就是从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向外进行了非逻辑的一跃，把读者“带向那些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反对阐释·加缪的日记》）。

实际上，在价值重构层面，书评中的思想，不仅具有剖析思想的能力，而且存在生产性的潜力。现代书评早已突破“读后感”的原始形态，演变为跨学科的思想交流。有思想的书评并非重复作品的思想，满足于揭示作品的思想意义，而是在批评中，借助分析作品，或重构思想的价值，或生发出新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开辟了文化研究的全新维度。本雅明评论波德莱尔时，不仅分析诗歌技艺，更总结出波德莱尔作品中出现的城市“游荡者”意象：“他只是看起来无所事事，但在这无所事事的背后，却隐藏着不放过坏人的警觉。这样，侦探家看到了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广阔领域。他具有与大城市节奏相合拍的各种反应。他能抓住稍纵即逝的东西。”“如同幽灵般穿梭于街巷，将废墟赋予新的生命。”（《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游荡者既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城市行走的商品，又是现代城市的观察者和批判者。可以这样说，本雅明的评论，重塑出一个现代性体验与批判者的形象。这种思想创造使书评本身具有了独立的价值。甚至有的思想家把书评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就融合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格尔茨的人类学厚描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等多学科视角。这种跨界的思维方式，重塑了文学评论的知识图景。

站在思想史的维度回望，经典书评的价值不在于给出标准答案，在于开启新的问题域。当阿多诺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中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实际上提出了艺术伦理的根本命题；当萨特论述“文学介入”时，他重新定义了作家的社会责任。这些思想的闪电照亮了文学批评的星空，也标定着人类精神探索的坐标。未来的书评写作，必将继续这场思想的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