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互联网时代的鲁迅阅读“对焦”

互联网时代与“失焦”的鲁迅

和很多已经被淹没和遗忘的中国现代作家不同，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鲁迅的话题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当下的青年依然“畏惧”教科书中鲁迅的晦涩难懂，但对在互联网世界中“援引”鲁迅发声却怀有颇高的热情。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鲁迅的“数字化生存”昭示了某种经典的“后现代命运”：“‘官方鲁迅’‘学界鲁迅’和‘教科书鲁迅’塑造了一个绝对高于个体的‘大他者’‘大权威’，‘互联网鲁迅’则带来了打破秩序和权威的巨大快感，并且以‘日常’为中介，将网友与鲁迅之间的共同点无限放大。”但同时，这种经典性、时代性和娱乐性的相互碰撞也带来了多重难题。在近年来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款手办中，鲁迅的右手举起“不干了”的条幅，似乎在向世人宣告，百年后流布甚广的“丧文化”和曾经的青年困境的一次隔空对话正悄然发生。在“打破权威”的狂欢之余，那个一生心怀忧思、执着于与暗夜搏斗的鲁迅是否真的被青年人所愿意和能够了解？鲁迅“无物之阵”中的感受、关怀和抉择是否还有与当下发生共振的可能？当“Z世代”的青年陷入压力和苦恼，鲁迅的人生、鲁迅的文字是否还会像曾经那样，成为一剂难以取代的精神良药？无论如何，一个真实、完整的鲁迅的呈现，终归是召唤鲁迅“当下性”的前提。而现实是，在不可阻挡的碎片化的潮流中，理解鲁迅的“焦点”正在变得日益模糊。

在“失焦”的另一侧，则是鲁迅研究在广大青年面前的“失语”。高度学院化的鲁迅研究虽不断有富有创见的成果涌现，但适合入门者读的寥寥无几。正如近年来问世的一本《朝花夕拾》导读著作的前言中所说：

若干年来，鲁迅的话题在高校学院和自媒体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各种极端现象，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深文周纳的烦琐论证，异想天开的强制阐释。当代文学批评难免恃才炫技、逞强斗狠，不承想鲁迅研究既支持“胡说八道”，也更适合学术内卷，唯独少了一点文学感受、文学欣赏、文学理解、文学情怀的人文审美经验的阐发和交流。

由此观之，王本朝教授的《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本文引自该著者，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正是一部情怀之书，也是一部人文经验之书。从学界走向更广阔的青年群体的“导读”更像是一次“对焦”，为化解互联网时代的困境提供了某种难得的可能。

重建鲁迅解读坐标系

《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的副标题颇具特色，其中的“与”字尤为值得注意。“思想”和“文学”之间，是某种近于算术意义的叠加，还是另有更为有机的关联？如果这种关联存在，又应该如何把握？事实上，如何打通“文学”与“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并一度在世纪初引发甚是激烈的讨论。学界曾将“文学史”通往“思想史”的位移称为某种“转向”，c似乎揭示出二者之间紧张甚至近乎对立的关系，“打通”的阻碍便产生于这种不易弥合的夹缝之中。面对学院外的普通读者，“打通”的问题同样存在。“文学”独有的感性魅力，是否会淹没在“思想”的高深莫测之中？假如“打通”力有不逮，则往往拉远了读者与经典的距离，让“导读”走向目标的反面。

若回顾王本朝教授近年来关于“文学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不难发现将“思想”和“文学”并举的用意所在。在阐述“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路径时，王本朝教授曾系统回顾了现当代文学学术史，并这样强调“文学思想”的特殊性：

不能简单地以概念化和逻辑化的思想观念代替文学思想史，而应将其看作审美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文学与思想、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历史关系，呈现文学思想史的内在逻辑。

纵观《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全书，作者正是摒弃了“概念化”和“逻辑化”的说教，用生动的语言将鲁迅“文学者的思想”和“思想者的文学”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虽然专辟第二讲“思想灯火”讨论鲁迅思想的来源、特点和具体内涵，但“思想”实际上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潜在主题。在针对小说、散文、杂文、学术文本甚至鲁迅生平的导读中，读者依然能依稀分辨出那个“思想者”鲁迅的身影，进而体味鲁迅如何将紧贴着现实的“思想”分量贯注在“文学”之中，又在怎样独到的“文学”形式中找到了“思想”最为合适的栖身之所。唯其如此，方能切实领悟鲁迅何以成为中国文学和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在本书“文学”和“思想”两轴交汇成的坐标系中，鲁迅的重要作品和生命事件皆能找到精准的定位，“思想”与“文学”在历史中相互渗透、相互映射、相互激荡、相互生成的过程也随之变得明晰起来。

和“文学思想史”的读法相反，在以应试为唯一目标、趋于僵化的文学阅读训练中，“思想”往往被化约为归纳好的“中心”和“主题”。由此养成的思维方式，注定难以领会直接介入现实、指向行动、充满能量的思想形态。“思想灯火”一讲的导语中，王本朝教授强调鲁迅的思想“不随大众，不在论理，不束于逻辑，不淹于体系，而在思想的深邃和独特，在思想的灯火和力量”（第48页），道破了鲁迅思想的独特魅力。在此，作者的“导读”没有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向读者指明了通向答案的门径，让读者怀着开放的心灵与生活的实感回归历史、踏进鲁迅的精神世界。

古今中西之间的鲁迅

身处历史的变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抉择困扰着鲁迅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用鲁迅本人的“拿来主义”一词来形容其思想的开放性，再现了鲁迅在不同资源之间做出取舍的原初语境和深切用心。

鲁迅思想渊源的驳杂程度在文学思想史上罕有人能敌，若对种种纷繁的脉络加以“掉书袋”式的罗列，势必让“导读”变得艰涩乏味。本书诠释鲁迅思想的特点，则是“点”与“面”、“横”与“纵”的结合。第一讲“个人事件”按时间顺序回顾鲁迅在南京阅读《天演论》、在日本写作文言论文的经历，用语不多，但突出了鲁迅“文明互鉴”的思考方式（第13页）；第二讲“思想灯火”则细致剖析《随感录》中关于“遗传”与“民族根性”能否改变的讨论，强调鲁迅对“科学主义”既有积极的吸收，也有“反思和批评”（第70页）。“国民性批判”向来是鲁迅阐释中最广为人知的话语，在全面介绍鲁迅笔下“国民性”的若干侧面后，作者引用鲁迅书信中“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第59页），点明了鲁迅思想的“焦点”和内核。在有限的篇幅中，宏观的总体视域和丰富的细节支撑的兼备，让读者不仅能感知鲁迅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民族价值和世界价值，更可超越抽象的名词堆叠，切身感悟其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

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常常招来误解。如果仅透过“青年必读书”论战中“不读中国书”的表达和几篇小说的表面阅读，很容易拼凑出一个偏激的传统否定者形象。作者在本书中直面了这一问题，强调鲁迅“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投入西潮或新潮，复古或先锋”，“对旧文化时有悲观，对新文化也不完全赞同”（第79页），凸显出鲁迅思想“否定性”和“肯定性”相互交错的面向。鲁迅与儒、释、道的关系，向来被学界视为棘手的难题，亦在本书中得到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诸如《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等阅读难度极高的鲁迅早期文本，皆被作者纳入了讨论的范畴。他上溯至在危机中提倡“建立宗教”的章太炎，用简洁流畅的语言为晚清“宗教”与现实的互动提供了整全的视野，又在鲁迅各个时段的用语和立论中找到了“佛教之论”的回声，从中提炼出一条批判与转化并存的精神线索。透过佛教的个案，本书有力地说明了鲁迅思想“具体的”“实践的”特质，既有的文化随“拿来”变成了“观察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手段（第75页）。

由此出发，读者自能抛弃种种二元对立的预设框架带来的遮蔽与盲视，重审鲁迅“偏激”背后的缘由。第三讲“鲁迅小说导读”释读《故事新编》中的《奔月》《理水》《铸剑》等篇目时，作者用“重构重建文化脊梁”概括鲁迅的用意，认为鲁迅通过传说的现代改写“把传统文化颠倒了的重新颠倒过来”（第134页），恰与“思想灯火”一讲中的分析遥相呼应。“拿来”优长与限度并存的各种思想之后，鲁迅如何对其再度创造并活用于现实，是本书的“导读”指引读者思索的问题。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鲁迅讲授者和青年之间难免有“代沟”，但经过“对焦”之后不难发现，面对依然无法回避的古今中西之问，鲁迅的所思所想和当下并不存在“代沟”。看清被“思想灯火”所照亮的世界，并如作者在访谈中所言“寻着鲁迅的脚步努力下去”，在回到鲁迅的同时回到自身，或许正是“导读”经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