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河山传》：一幅西安城的市井风俗画
导读：谢尚发
讨论：罗志远 于萧凌 扶 倩
吴依非 杜宝龙 杨子莹
谢尚发（特邀导读，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河山传》是贾平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是其继《高兴》《暂坐》等作品后创作的另一部书写西安的小说。它一改以往聚焦故事、将人物编织在故事中的写作套路，转而以人物为绝对中心，铺排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琐碎而不事情节的铺排与故事的讲述，人物的行动轨迹留痕处便是故事成形时。小说以洗河与罗山为核心，将从崖底村走出的洗河的行为作为开端，把他去往西安遇见罗山并跟随罗山经历西安城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作为主体，使“河山故事”合并后编织成叙事链条，书写了1978年至2020年长达32年的西安城市发展变迁史，绘就了一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的西安城的“市井风俗画”。
《河山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前言”实则交代人物所从出与由来，可以作为整部小说叙述的动力源，模糊而让人疑窦丛生——西安北郊崖底村来的农民工靠着什么本事竟然住进了大老板在秦岭建造的别墅并最终成了别墅实际的主人？后续的四部分，拉长了时间的线索来追索、探究前言部分所铺设的疑窦，构成了一个个“故事解密”的环节，且逐层深入，随着内容的越发细碎而导致篇幅也越来越大，交代了洗河名字的由来、进城的缘由、巧遇罗山及罗山的发家前传。小说真正的高潮是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既构成一部“洗河发家史”，也同时是一部“罗山奋斗史”，“河与山”形成互为表里、镜像又互相补充、延展的效果，顺带着交代了洗河的“秦岭别墅奇遇记”的前因后果。看似写事而实则写人，看似写人又只关注人的日常世俗，构成了贾平凹叙述学新变的第二重表现：“人物即故事”，亦即聚焦人物的生平事迹与命运沉浮，并以之作为故事来构筑整个小说文本。《河山传》把人物与情节、人物与故事进行了难以分辨的融合，让人物及其行动构成情节，从而塑造人物即是在讲述故事——它正好应和着其所择取的题材，用“叙谈风”来临摹市井日俗及其一地鸡毛的日常存在状态，从而“使小说成为现实的拓片”。
江湖义气的民间伦理行为、为人处世的分寸感、善恶报应的因果观构成了《河山传》的三重思想。前者主要体现在洗河对罗山的知恩图报以及为其排忧解难、慷慨赴死的诸多日常琐事中；为人处世的分寸感则聚焦于罗山经营自己商业帝国时的种种行径及其对属下的一系列管理方式，以及洗河作为罗山的打手在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上所体现出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机智与小聪明；善恶报应的因果观并未以极端的方式体现在《河山传》中，它作为隐藏在小民百姓日常生活背后的行事逻辑，主宰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情感与信念，并锻造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命运观，从而给他们光怪陆离的人生以解释、定位。
罗志远（西北大学学生）：
小说之所以取名叫《河山传》——具体可指向“洗河”和“罗山”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农村青年，一位是城市企业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分别代表着“乡村”与“城市”的两类符号，从而展现1978年至2020年以来的时代变迁。小说涉及官场腐败、欲海沉浮、城乡改造、社会人情、伦理纠葛等一系列元素，大开大合，以人物带出人物，一件事勾连着一件事，然而作者并未含有褒贬之意，而是通过写实的笔调缓缓讲述普通民众的爱恨痛苦，相当于一部“记录体”小说。贾平凹以前作《废都》闻名，讲述着西京一批文人的道德腐化与浮名之累，“文化”是小说的核心关键词。而《河山传》则是从“经济”的径口切入。从洗河作为农民工进城的代表，跟随着罗山一路见证着房地产行业（城乡改造）的波澜起伏。房地产行业既是当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具象化，也是人事利益纠葛的一个缩影。《河山传》的结尾，是整部小说最具浪漫情怀的一段。当洗河为罗山的死而哭泣时，兰久奎安慰说，甭哭，你看天上。洗河抬头仰望，却只见“四山黑黝……说月亮已经落了。兰久奎回，月亮落了，月亮仍在天上啊”。所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大抵如此。
于萧凌（暨南大学学生）：
《河山传》通过具有传奇性和日常性的叙事方式，深入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展现了社会历史进程中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问题。在传承中国传统小说笔法的同时，贾平凹也极其注重将其与现代叙述技巧相结合的文学表达方式。贾平凹的名篇《废都》被视作当代《金瓶梅》，有着传统世情小说的基本样式。在《河山传》里，也能窥见贾平凹对中国传统世情笔法自觉的传承意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世情小说的基本特征，同样可以形容《河山传》。此外，《河山传》也继承了传奇小说的基本风格。传奇性主要体现在主角拥有的一些超乎常人的特点或者技能，例如洗河的天生六趾、过目不忘，还有使用弹弓几乎百发百中的技能。另外，他的际遇经历也不一般，他来到城市拉上横幅“到了西安，就找罗山”，却能恰好被罗山看到，跟着罗山干出一番大事业。更具戏剧性色彩的是，这个进城的农民工最后却因为小辈的自由恋爱，真正成为“花房子”的主人，实现身份的转变。小说传奇性之余，也透露出一丝荒诞，罗山的死非常离奇，是被跳楼的女人砸中身亡。雄心壮志尚未实现，命运却给自己开了这样的玩笑。正是通过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笔法，印证了个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渺小，也正如《河山传》后记提到的：“藏污纳垢的土地上，鸡往后刨，猪往前拱，一切生命，经过之后，都是垃圾。”总之，贾平凹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笔法，书写时代洪流下的人物困境、城乡关系，为当代文学如何书写城乡巨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扶 倩（西北大学学生）：
《河山传》承袭传统笔记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写法，以“乡下人”洗河进城打工的经历起始，铺陈了一张嬉笑怒骂、浮沉起落的现代中国世情地图，政界、经界、文化界交织其中，又借此展现了新时代农民进城之后的处境和迷思。毫无疑问，贾平凹在新作中是有野心的，他试图去展现当代中国在历史改革发展中的剧变及剧变之下隐藏的汹涌暗流，这一点野心在他的命名之中亦可窥见——《河山传》讲的不仅是洗河与罗山的故事，更是中国的河山剧变的故事，而这里的“河”隐喻着乡村与农民，“山”则隐喻着都市和城里人。《河山传》讲述西安城的故事，当洗河横渡渭水的那一刻，在他面前徐徐展开的是西安，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可是，在林立的高楼间，隐现的却是关于城乡裂隙的思考，西安城墙上生长的凌霄花，根系嵌入明代城砖的裂缝，藤蔓却向着渭河另一端的黄土地上招展。这种撕裂与共生的悖论，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宇宙的永恒母题。早在《秦腔》中，贾平凹就曾借夏天义之口说表达了他的忧思：“后辈人都不爱土地了，都离开了清风街，而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一生就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吗？”《秦腔》中，贾平凹以夏风对乡村母体文化的决绝姿态与拒斥心理，感性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一种深切的乡土文化隐忧，到了《高兴》中，这一隐忧则通过城市对刘高兴等人的拒绝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垃圾伴生物”的隐喻性镜像进行了延续，农民从乡村来到了城市之后的境遇与命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贾平凹的城乡思考从隐忧走到了关注“中国农民命运”这一主题，其现实主义意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则体现在了《河山传》中，农民与城市不再是对立的冰冷姿态，农民与城市的融合开始缓慢发生，然而刘高兴眼中明亮、优雅、美感的城市在洗河眼中却又换了一个模样：这里命比草贱、黑暗横生，城市光鲜的表壳之下罩着的是贪污腐败、贿赂奸淫。从开头的“离开农村”，到结尾的“拒绝城市”，贾平凹的乡土隐忧在《河山传》中并没有解决，夏天义坟前游荡着的迷惘的魂灵们在“花房子”里和洗河一起倾听着城市里炸石头的声音，石破天惊的声音愈响，贾平凹的叙事姿态中的迷惘矛盾就愈显悲凉：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中，如何才能避开时代意志的吞噬，找到生存的栖身之所？
吴依非（西北大学学生）：
贾平凹的《河山传》虽聚焦城市叙事，仍有乡土社会命题的回响：在这部以城市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中，“文丑良”这个人物屡次重新唤起读者对农村、农民工等问题的关注。《河山传》表面是在写城市，还将整个荒凉凋敝的农村作为城市的背景板来写，实际上却是通过城市中的污秽和暴露出的现代性问题，以及经过城镇化转型冲击后生机衰落的农村败景来写一个精练深刻的主题：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
小说有一个关键的隐喻——“花房子”。“花房子”是在城市的喧嚣与污秽中开出的一朵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并且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大、深化而不断重蹈覆辙，所以《河山传》的结尾会出现另一座“花房子”：罗闻涛和老板李铭义联合炸崖要建造康养山庄。所以“花房子”那看似世外桃源的好风水同样涵纳各种腌臜事：棋牌室聚众赌博和罗山对政府官员的性贿赂、兰久奎和熊启盘联合绑架李铭义、郑副书记的藏贿地……“花房子”所暗示的正是一种传统农业文明和乡土伦理文化向现代化文明转型后，遭遇现代性危机自我异化的产物。
从《河山传》来看，贾平凹的乡土故乡彻底失落，那秦腔高亢嘹亮响起的清风街化作了《河山传》里荒芜背景板一般的崖底村，化作了乱石堆积的半截子巷，于是“秦腔”绝响了，城市建立起来了，尽管是以农村的凋敝作为代价，进而“花房子”才会建造起来，“恶之花”也就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现实中诞生。这正是贾平凹自始至终的乡土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传统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曾经面临的，与新兴的城市现代文明相对抗，又不得不卷入城镇化、现代化的改革大潮中，旧的秩序不论好坏尚未完全摧毁，新的现代性问题与社会价值异化又随之暴露，这是农村的困境，是把农村变成城市的困境，也是文化的困境。
杜宝龙（西北大学学生）：
《河山传》是描写城市吞灭乡村、欲望腐化人性的悲悯之作，是无数个像洗河和罗山这样蹚过欲望之河的人物的传记，也是写给失去精神乡土的城市人的哀歌。作为贾平凹的转型与突破之作，《河山传》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原乡的改变。与以往作品不同，《河山传》的故事发生在“西安”，而非以西安为原型的“西京”，这种虚构意义上的转变体现出贾平凹长期以来的追求：写“现时”的故事，而非过去和未来；二是叙事视角的整合。《河山传》的四个主要章节，分别以洗河与罗山的个人视角，洗河与罗山的共同视角，以及其余人物的分散视角展开，情节在视角的转换中徐徐推进，人物形象在视角对照与侧写中得到丰满。尤其是“花房子”一章，视角在多个人物之间腾挪移转，自由灵活，完全服务于故事情节，而不使读者感到滞碍，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叙事功底；三是叙事焦点的转移。《河山传》的主体故事发生在城市，表现的也是城市人的物欲沉浮与精神幻灭，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河山传》有过半的篇幅以一座位于西安南郊秦岭中的别墅——“花房子”——为基点，人物以此为中心，来来去去，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可以说，小说的前四章都是为“花房子”的建成而做准备，从洗河进城、遇见罗山、发迹到他屡屡犯错，最后被“发配”到双鼓坳经管别墅，小说前半截整合为一条线，共同把洗河，也把读者推到城外的山上去。
《河山传》中的“花房子”在某种程度上像《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人物来来去去，悲欢离合都盛放在这里，最后难免的是破败凋亡。但与大观园不同，“花房子”明显是城市生活的延伸，它坐落在大山里，却躲不过世俗红尘的袭扰，政客名流来来往往，赌博嫖娼稀松平常，这里是洗河与梅青的大观园，却是罗山与兰久奎等人的名利场。我想，更贴切的比喻是“伊甸园”，一个注定被人类欲望毁灭的地方。这个夹在城乡缝隙里的“伊甸园”，混杂了新生与死亡、爱情与色欲、诚心与伪善、质朴与贪婪。洗河与梅青于此结识相爱并结婚，生下女儿鸽子，呈红却靠身体攀附秘书长上位，在秘书长入狱后又在此养情夫；洗河夫妇于此悉心照顾老爷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罗山却于此贿赂政客，赌博酗酒，召妓嫖娼；小保姆麦果在老爷子成为植物人后毅然决定辞去这份清闲工作，兰久奎和熊启盘却于此绑架威胁李铭义，最终酿成大祸。这座富丽堂皇、极尽奢华、希望“留存后世”的“花房子”最终在欲望的洪流下沦为攫取金钱与财富的工具，秘书长入狱、罗山暴死、老爷子成了植物人，只剩下恓惶的洗河守着这座偌大的空屋，就像多年前他闻知万亩梢林起火时一样，现在的他无助、恐惧、迷茫，可再没有一个西安供他躲避，世界上所有的崖底村都已经被城市吞灭，就像这座别墅一样。
杨子莹（暨南大学学生）：
《河山传》是乡下人进城主题小说，贾平凹以洗河为棱镜，折射出城乡碰撞中赤裸而荒诞的生存法则。《河山传》中人物进城的遭际，关联着资本、权力与文化等多重问题。洗河与罗山的“主仆同盟”，本质是乡土伦理与城市规则的畸形嫁接。洗河虽跻身城市中产，却始终保留乡土狡黠；罗山虽为企业家，经营方式仍依赖传统人情而非现代规则。罗山用乌鸡汤、风水罗盘维系商业帝国，洗河以崖底村“哭丧术”化解矿难危机，二者共同演绎着“土法炼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更具讽刺的是底层人群的互害，暴露出经济资本异化下群体关系的嗜血本质：当生存成为最高伦理，乡土的柔情无迹可寻。
秦岭别墅“花房子”是权力媾和的微型剧场。官员在《辋川图》摹本前谈拆迁，文玩店员以身体置换生存空间，洗河则穿着特制皮鞋跳巫祝舞——城市精英消费乡土符号完成身份镀金，进城者表演乡土性换取名利场的入场券。这种权力规训在代际传递中越发吊诡。洗河的女儿留学归国后，将别墅书房改造为“赛博乡土”空间。这种后现代式的乡愁消费，实则是城市二代对父辈乡土身份的祛魅与戏仿。相较之下，《废都》中庄之蝶对古城文化的哀悼尚存知识分子的真诚，而《河山传》中的权力游戏已演变为彻底的符号暴力——当洗河穿着定制皮鞋踩踏亲手复刻的乡土图景时，群体关系的异化完成了最后一记反讽。洗河初入城市时，畸形的脚掌是乡土身份的耻辱烙印；当他成为罗山的心腹后，特制皮鞋将其转化为特权符号；而在女儿婚宴上，他故意露出脚趾跳起崖底村巫祝舞，却又在宾客的错愕中仓皇收场。这种对身体符号的反复操演，暴露出城乡群体关系的根本困境：乡土性既是被祛魅的他者，又是被征用的资源；既想竭力掩藏，又忍不住炫耀。洗河对身体畸形的态度映射出一个根在乡土之人在城市文明冲击下的自我唾弃，从小人物的尺度反思群体性身份认同的消解。
《河山传》中人物的城乡流动属于“未完成态”。洗河们戴着城市面具表演乡土本真，罗山们披着乡土外衣践行资本逻辑，而作为作者自身投射的文丑良们则在解构与建构的夹缝中失语。这种暧昧的共生关系，恰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残酷写照。《河山传》让我们看见，在城乡变革的巨轮下，没有胜利者的史诗，只有无数个洗河在“皮鞋”和“草鞋”的抉择中，踉跄着寻找安放六趾的缝隙。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