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识别：广州与西安城市文学观察

一、作家与城市的合谋

讨论不同城市的城市文学，其中一个隐藏前提就是识别文学中的城市，这意味着城市文学落在了一座具体的城市之上。从故事的本质构成来看，故事需要一个发生地，却不必然是一个真实空间。它可以是卡尔维诺笔下那些虚构的城市，也可以是某个人物居住的屋子，或者仅仅是一个小商铺。为何作家会选择这种尽可能与现实脱开的故事设计？以影视中的声音为例，声音对画面具有极强的引导性，同个森林影像配上舒缓电子乐还是高频弦乐，所表达的效果截然相反。有些影视作品会利用音乐对观众进行暗示，在一些触不到情绪深度的画面，用带有鲜明色彩的音乐来煽风点火，若是将音乐撤掉，观众可能根本难以给出创作者原本想要的情绪反应，这意味着创作者用了一些讨巧的手段，掩盖了讲故事能力的匮乏。

现实城市出现在虚构故事中，便可能有类似的嫌疑。在读者看来，熟悉的城市给故事增加了一层扬长避短的滤镜，不熟悉的城市描写则容易被轻飘飘地一晃而过。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于故事表达都存在一定的损失。岳雯对于金宇澄《繁花》的感受，就体现了地方性城市文学的局限：“尽管阅读上没有障碍，我却不像上海人那般为《繁花》目眩神迷，觉得阅读《繁花》犹如招魂。我的魂，当然不在上海。”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故事被赋予了现实存在的发生地时，它实际上将一个未成形的、迷雾般的故事形态，锚定在某些具体的点中，使读者能提前想象出故事的某些特定的形状和色彩。

真实的城市，在虚构故事中变成了一个框架，作者在创作城市文学时，实际上是跳进了这个框架中，那城市文学的创作空间在哪里？从作家和城市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契约关系，作家自愿跳进这个框架中，自发与城市发生某种关联。这种契约关系表现为，作者在进行城市文学的创作时，调用城市符号系统中的元素进行编码，而作品的塑造反过来又能完善城市的符号系统。这里所说的城市符号系统是指那些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的独特标识，这些城市符号一经出现，便暗示了故事可能发生在哪些地方，比如西安的古城墙和牵动陕西人血脉的秦腔。可以说，文学与城市是相互成就的。

和其他类型小说不同，在城市文学中，即使城市作为故事背景现身，但它也绝不只是背景。关于人和城市复杂关系的讨论，是城市文学的鲜明特征，显示了作家在其与城市之契约中的创作自觉。因此城市文学的核心主角之一，是城市。正如学者李海音对城市文学的定义：“‘城市文学’的主体应该是对象化和审美化了的‘城市’，其内核或底色是人与城的关系，既包含着人对城市的知觉和体验，也少不了城市对人之心性的塑造和影响。”我们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城市的城市文学，本质上是讨论地域究竟如何影响城市文明和社会关系。广州和西安都是主体特质鲜明的城市，相较其他城市而言，它们对于生存其中的人们有着强大的引力作用，会吸引认可其城市气质的人。所以，将这两个城市放在一起讨论，能够更明显地看到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对人们的深刻影响。比如西安作为古都，具有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曾经的政治中心赋予其规整的城市规划与秩序文化，而广州作为商都，其沿海的地理位置带来了以契约与合作为内核的商业逻辑，以及向外开拓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不过，这种独特的城市气质，对城市文学的题材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让广州文学讲悠久历史，写几百年前的古建筑，广州讲不过西安。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认为，“岭南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在于1840年以后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独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文化，这也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让西安文学写都市生活、讲科幻故事，文学中的西安气质又不大符合，正如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杨辉所言：“西安的城市生活并不大符合当下关于时尚都市的种种想象的成规……这并不是说西安不存在与之相同的生活，而是说文学的地域想象使得这样的生活难以‘代表’西安的主体形象。”就像《秦腔》或许只能在陕西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繁花》则更可能在上海诞生一样。

过去，城市更多作为故事的背景板，映照出人物的心理与情感。但在当代城市文学中，在作家与城市的合谋下，作家主动想象和建构城市气质，就像是城市幻化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如幽灵般旋绕于城市上空。

二、流动与文化：广州与西安的

城市幽灵

城市幽灵，象征着一个地方超越时间的历史基因与集体意识。广州的山海气质，形成了以流动为名的城市幽灵。这种流动性表现为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流动与融合，本质上是人的流动和观念的流动，内含了一种自由与活力。

地域性的流动是广州城市文学中难以忽视的特征。要写广州，就不能只写广州，而是将那些与广州关系密切的城市一同写进故事。特殊之处在于，有些故事并不是以广州为核心进而辐射至其他城市，而是将这些城市都作为故事的根据地。以葛亮的小说《燕食记》为例，小说分为上阕和下阕，上阕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广州，这座城市见证了岭南点心名厨荣贻生从会吃懂吃的岭南少年，变为粤菜烹饪技艺精湛的职业厨师。下阕则随着荣贻生赴港谋生而将故事背景转为香港，香港在饮食文化上的包容性和竞争性，将荣贻生过去扎根于广州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林棹的《潮汐图》也是如此，巨蛙在广州水上人家度过了初识世界的启蒙阶段，而后随着苏格兰人H生活在澳门好景花园，H破产自杀后，巨蛙被英国动物园买下并送往伦敦，最终它栖息在湾镇，平静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无论是《燕食记》还是《潮汐图》，这样的流动不是从主流到支流，是在流动性幽灵的潜意识指引下，跟随着命运的独特轨迹，从生命的一处流到了另一处，每一处都占据着相当的分量。

对广州而言，地域性的流动中蕴含着更广大的观念的流动，此时的流动作为一种方法论，成为人不断往前走的关键力量。在张欣的小说《如风似璧》中，苏步溪、心娇和阿麦这三位女性从依附他人到独立求生的转变，是故事中最鲜明动人的观念流动。女性的命运在性别规制下不断窄化、僵化，那些被父权压迫下的妥协婚姻、风月场中受权力与欲望蒙尘的个人价值，激发了女性想要冲破限制、获得独立精神的力量，女性观念的流动解构了传统爱情叙事，展示出女性在动荡世俗中稳固生长的生命力。除此之外，小说还描写了社会结构的流动，张欣认为都市感的核心是以合作与契约取代血缘和人情，后者正是长久以来加固性别规制的关键因素，要想让女性僵化的人生路程真正向前流动，只有切断人情对于性别的重重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契约就是一条轻松的路，心娇与权贵的周旋、苏步溪与家族的博弈，都让人看到城市社会中利益与生存逻辑的复杂性。

不管是女性意识的转变还是社会结构的转变，这里的流动还只是单向的、传统向现代的流动，广州城市文学中还有一种双向的流动，最明显的是科技与人文的流动与融合。王威廉的小说《你的目光》关注到技术如何疗愈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故事探讨了“看”的不同维度，肉眼之看、机械之看（如摄像头）、文化之看（如眼镜设计），进而建构出目光哲学，提出眼镜不仅是工具，更是与世界和解的媒介。于是眼镜被赋予了合金目光的隐喻，它既指物理镜片的合金材质，也象征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西安的古都气质，塑造出潜伏城市时空长河中的文化幽灵。它不仅依附在那些对古城墙、大雁塔、文物、秦腔等文化遗产的追忆中，也隐藏在故事中的文人、文艺从业者身上，且更内敛地体现在西安的人文精神中。

文化遗产是西安城市小说的独特标识。历史与血脉的同频共振激发了人对于古都的文化想象，人们未必真切地理解内心这阵情绪的缘由，却被莫名地诱惑而来。杨则纬的小说常常描述人们对历史的困惑与兴趣，《我只有北方和你》中写道：“他的背后是我熟悉却永远琢磨不透的古老城墙，城墙原本应该只是青灰色的，也永远是历史一般陈旧的味道，这会儿也随着这个棕黄头发手拿相机的外国男人一起有了自己的色彩。”古城墙对这位女性来说，是无比熟悉的经验，不知道哪天开始就对其产生了理解、认可与喜爱，也不知道又从何时开始，这些情感悄悄地经过某些化学反应，变为糅合了兴奋、感动、心酸等诸如此类难以言说的复杂感受，但可见的是，她在用自己细腻的人生经验，一点点地理解着西安的古老文化。

除了看得见的文化，那些看不见的精神文化内藏于人物的言行举止之中。陈彦的小说《西京故事》将古代圣贤的人格理想寄托于从乡村进城的罗天福身上，作为曾经的乡村知识分子，罗天福以诚实劳动和合法收入来推进他的西京梦，被东方雨老人称为具有圣贤品格的人，“所谓圣贤，就是那些始终在持守社会常道，一旦发现人类恒常价值、恒定之规遭到歪曲、肢解和破坏时，就站出来说几句话，提醒人们不要有狂悖心理，要守常、守恒、守道，要按下数出牌的那些人”。这与贾平凹《废都》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庄之蝶是不同的，庄之蝶是知名作家和政协委员，家里客厅陈设着音响柜、电视机、录放机，书籍和古董摆满墙面，诸如西汉瓦当、东汉陶灶、唐代彩俑，这种格调偏旧的陈设空间在学者张文诺看来，强化了庄之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他遭遇挫折后自我麻醉，向利益与权力低头甚至成为文化废人的故事，揭示了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退化与堕落。在经过对知识和文化的虚高崇拜之后，作家们转向了对西安文化和虚假知识分子的反思，就像吴文莉在《黄金城》中借人物之口说：“就算是有的顶着什么家、什么学者的名头，他一眼就看透他们和他一样，全是商人，那些名字不过是他们要演的一个角色。”

西安城市文学在辨别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在辨别何为真正的文化。文化是一体两面的，它有其高于生活的精神所在，它的创作、呈现与传播却又紧贴着现实。《装台》的主角就是为剧团装台的职业群体，他们可以说是最接近秦腔艺术表演，同时又是最游离其中的一类人，装台人刁顺子既要有强健的体魄以装卸沉重的舞台装置，又要有一定美学素养以理解剧团团长的审美需求，又时常要与甲方斗智斗勇，拿到团队应得的酬劳，有时催款催得紧了，被骂掉钱眼里也是常有的事。即便如此，出于对戏剧的喜爱，刁顺子依旧十分珍重装台工作和这个舞台，吃苦下力做好舞台装置。小说的微妙之处在于，把装台人身处艺术创造和挣钱糊口的夹缝之间的状态写出来，把艺术的现实因素揭示出来，更表现出了超越于艺术和现实之上的人文精神。

城市幽灵的概念，实质上是将城市主体化并且显化城市与人的关系，将不确定性的、流动的、同质化的、无根的生存体验转化为可联系的、有根的精神生存体验，以此重塑人对于城市的信仰和精神依托。这也体现了现代城市美学的叙事策略，不是城映照人，是将城市本质化、主体化，以此来影响人物的心理与行动，城市站在了更加主动的位置。

三、正面与反面：寻找城市精神

共同体

城市书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寻找精神共同体的文化实践，是人类对现代城市疾速变化下精神失落的主动作为。如果说人对城市之信仰的建立，基于城市是否具备建立精神共同体的意愿和能力，那么文学中的城市气质则影响了这个城市的人如何构建提供情感支持以修复现代城市精神创伤的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是否牢固持久。

早期的广州城市文学，讨论的是何为扎根城市的问题。它不是简单地融入城市生活，在此地安家立业，而是以实现城市的革命理想为追求。在欧阳山的《三家巷》和黄谷柳的《虾球传》中，广州不仅是生活空间，更是革命思想的孵化地。通过革命叙事解构传统的扎根城市概念，周炳和虾球最终选择革命道路，而非单纯追求个人在城市中的安稳生活，他们的扎根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定居，而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守。然而，现代城市在市场经济浪潮下，凝聚了更多的人与财富，也埋下了新的危机。于是此时的广州，一切都是流动的，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不确定性。在小说《烟霞里》中，魏微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田庄在此亲历股市狂潮、房地产热，有人通过买房积累财富，有人沉迷炒股精神崩溃，城市既是阶级跃升的通道，也是吞噬个体的怪兽。人和广州的关系处于胶着紧张的状态，城市对人而言仅仅变成了一棵摇钱树，变成了一个随时会引爆的财务炸弹，人身处其中又有何宁静感和安全感呢？这也就难怪田庄对城市缺乏情感联结，临终前仍感叹没有生活，这种矛盾体现了一代人在经济上依附城市、精神上却无所依归的困境。

作家们从这种流动带来的不安中，发现了流动带来的一条新路。王威廉的小说《你的目光》是一个很适合的例子，小说呈现了当代青年在城市建立精神共同体的三种可能，即职业创新、情感联结和文化寻根。冼姿琪（阿姿）是广州水上疍民后代，她的成长经历充满漂泊感，即使在广州扎根艰难，她仍然拼命创业试图在城市站稳脚跟。阿姿和男友何志良（阿良）以眼镜设计作为职业，探寻眼镜作为调节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通过重塑目光或认知方式来适应城市生活，通过创造性劳动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阿姿和阿良的感情不仅是个人关系，更代表了疍家和客家两种文化的融合。阿良最终理解了父亲对客家围屋的执念，阿姿也接纳了自己的家族历史，这种文化认同的完成，形成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精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