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安”从“都市乡土”到城市文学的文化叙事

苏沙丽：陈老师好！非常高兴与您有这次对谈。在一百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里，谈乡土及乡土文学，往往有一个潜在的视角是城市及城市文学，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有些古老的语境，也是持续日久的文学版图。但是随着城市与乡村的现代性进程，新的文学书写主题或样式成为一种书写潮流涌现时，比如新乡土文学、科幻文学，我觉得这一现象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更具体地说，文学世界里城乡之间难以再形成曾经的对照或对立的视野，狭义的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已经难以去概括当下文坛新的书写动向。与此同时，以乡土或城市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也难以简单地用曾经所积累的那些理论或标识来考量。就像很多人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来来往往，频繁互动，我们的乡土与城市之间的书写也有了更为紧密的联动。

我想起，范伯群老师在《论“都市乡土”》一文中辨析“乡土”一词，认为它可以泛指一种地方特色，进而以都市通俗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谈都市乡土，指出“城市，即使是大都会，也有自己丰富而独有的民间民俗地域特色”。我想以此作为我们对谈的理论起点，当然，任何的概念都有其局限性，却可以让我理解近些年来城市书写中的新现象。比如我所在的广州及大湾区文学的这些作品，魏微的《烟霞里》、葛亮的《燕食记》、陈崇正的《归潮》，在对时代社会变迁、人生个体成长的勾勒背后，有着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展演，这种文化精神很难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精神，我想更广泛地表现为一种都市乡土，即一种地域性，它与我们所讲的现代性，是一种对照，于一个城市而言却有着互补性，甚至是一种根基或不可或缺的营养。放在文学书写中，当然是一种难得的地域特色，与乡土文学一样，这对城市文学的创作也尤为重要。这也让我想起，贾平凹老师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市井生活的散文，比如《五味巷》《十字街菜市》《河南巷小识》等，我称之为另一种文化大散文，这些文章里所浸润的文化情感是乡土性的，是日常的烟火气。以至于后来的《废都》，在我看来，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因为无论是小说里的人物，还是小说的背景彰显的文化底蕴还是传统的；包括近些年的《暂坐》《河山传》，主人公从乡村到城市，在城市里忙忙碌碌，生存或发展，但是骨子里的情怀也仍然是乡土性的。这也是贾平凹老师的创作中始终无法揩去的人文地域背景。那么，您是如何来理解城市文学，还有您所在城市的城市书写的呢？

陈晓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是以城市的发展演化为背景，聚焦都市生活中独异的地理空间、社会景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文化冲突以及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等予以书写的文学类型。一方面，它是伴随着中西方自古而今的城市化浪潮而自然诞生的产物，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像中国城市从夏代都邑、唐长安城、宋开封城，再到今天的广州城，就是把城市整体从一个宗族政治中心、政治文化中心、商业政治中心推演到经济数字中心，随着科技的发展，还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中心。这种演化本身在不同阶段就展示着同一城市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时代的城市文学写作就一直展现着不同样态的城市文化，这也可以作为“一城千面”的另一种开放式、文学化的注脚。另一方面，我以为二元对立方案是目前认知世界的最好方式，对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讨论也是如此。它们向来互为镜像，相互滋养，相互成就，如果没有一方，另一方也没有存在和言说的可能。我认同范伯群老师提到的“城市有自己丰富而独有的民间民俗地域特色”观念，更认同您提到的“都市乡土”概念，因为它与我所在的西安城市文学书写非常熨帖，甚至可以说是为西安城市文学量身打造的概念。毕竟，对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国而言，乡土性是城市文学的根脉所在，对西安城市文学而言尤甚。

姑妄用陕西作家薛宝勤的话说，西安可谓“一城文化，半城神仙”。作为汉唐文化故地与古代陆上丝路文明起点，西安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先河与世界文艺交流的范例，至今承载着开放、包容、求实、创新的文化精神。作为炎黄故里、十三朝古都、《诗经》《老子》的发祥地，西安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华夏文明起点和中国文艺精神的泉源。汉唐风骨作为中国气象、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代名词，自古就是中国文艺的精神标杆，也是世界各国认同中国的基本文化符号，这从世界认同的唐诗、唐装、唐人街、唐龙（人名）等命名中就略见一斑。

西安城南的秦岭，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水岭，是中国的自然脊梁；作为中国南北文化汇聚地，也是中国的文化脊梁。以秦岭为界，陕南水乡、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成为中国南方文化、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缩影。自然地域的差异性与文化民族的多样性，为西安文学乃至陕西文艺与中国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现实题材与书写内容，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母体。

当代以来，鲁迅西安讲学时的“阅市”经历、老舍写西安的长诗《剑北篇》、柳青深入长安县乡村体验生活等，均是观察那时西安社会风貌的窗口。延安文艺开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性传统，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佳典范。在某种程度上，延安文艺与现实主义文学直接规定了当代中国主流文学的基本制度、基本规范、基本方针与基本精神，影响并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导向。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文学由此成为中国当代主流文艺的风向标之一，《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巨著形塑的“乡土叙事，史诗风格”，已成为西安文学的亮丽名片。2024年9月，《延河》杂志首倡“新大众文艺”概念，更是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写作、人人写作为人民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推向新的高度。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西安文学重续汉唐精神，重塑西安形象，熔铸中国文艺的开放性、包容性、世界性品格提供了重要机遇。贾平凹的《暂坐》《高兴》，陈彦的《装台》《主角》，吴文莉的“西安城”三部曲等作品，通过永宁门、城墙、护城河、钟鼓楼、大雁塔、曲江池、钟南山、陇海铁路、秦腔和埙声等历史、自然、文化符号彰显着西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复杂的现代性冲突，将其塑造为一座具有独异“腔调”的地理空间，更成为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的复合体。在这里，千年古城在历史记忆与现代文明的张力中延续、裂变，在“废都群像”的颓废与“西京十玉”的奋斗闪回中凸显、互动，以及与不同文化身份的不断重构……

苏沙丽：每个城市的精神、性情也就这样彰显在城市文学中，这种精神、性情却又是从一个城市的精神底色中经过许多年的沉淀才显现的，像以广州或大湾区城市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可能我们最后念兹在兹的还是这里的地方特色、烟火气、美食等，当作家以这样的方式来书写城市、感受城市时，我们曾经在时代的发展中被抑压或被误读的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都有了新的解读空间。

陈晓辉：城市文学实质上是该地作家用在地语言的神经末梢去感知城市、探索城市的结果，天然地呈现着这个城市特有的精神和性情。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文学。作家长期被所在地的城市文化所浸润，他通过审美选择和意象营构而创作的城市文学自然会像一面意涵丰厚的多棱镜，能够准确折射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集体性格，并将这个城市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极具辨识度的情感密码与文化符号。

虽说在他人眼中，西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座“废都”，意味着贫穷、保守、落后、衰败，但在贾平凹文中是“气派不倒，风范依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在吴文莉眼里，西安是宽厚包容的精神原乡，能够“安放自己的日子和灵魂，耕作、劳动，直到生命终结，就算落叶不能归根，也想叶落大地，回归土壤”。正因如此，贾平凹将自身的人格结构投射到西安城市空间，《废都》里城墙的裂痕与主人公的精神创伤异质同构，城市成为作家精神自传的容器，地标建筑钟楼是“时间的胃”，吞噬着古今西安的文化记忆，而那忧郁长情、反复出现的埙声，低声吟唱着西安的没落哀怨与历史乡愁；吴文莉以移民的视角开掘出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百年变迁史，彰显了作家与城市的共生共情关系。他们用文学方式对城市精神予以外化，完成城市精神的符号编码。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西安作家在书写这个城市的文学时，总是有意无异地凸显其历史文化的特征，并将其固化为西安城的特殊表征，忽略其自然文化、红色文化等，反而窄化了这个城市的性格和品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千年的建都史累积成一种独特的帝王文化。红柯就说“笼罩关中大地的是王气霸气和开天辟地的豪气”，它使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形成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心理沉淀，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渗透在三秦大地的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秦人那毫不利己、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耿烈宽广的博大心胸，响亮干练的话语表征等诸多方面，不管多大的事，在西安人眼中都是“碎碎个事”，故而这个城市从上到下都氤氲着一种霸气和豪气，用白烨的话说，“元气淋漓，王气十足”。只可惜，红柯还未直接在小说中肆意书写这种王气霸气、豪气，进一步强化西安的城市精神和特点，就溘然仙去，而别的作家对西安城所富蕴的这种精神也还未重点开发，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点，亟待挖掘、填补。

苏沙丽：我曾经以为乡土文学足以让我们去理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还有中国人在这一进程中的精神与物质状态，而当我开始关注时下的城市文学，并且看到一种或隐或显的文化叙事，我想，这或许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去理解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样一种无法轻言离弃的地域性，让我感受到我们曾经所说的文化焦虑，也就是我们一直从晚清以来所处的现代性的焦虑，似乎有所松动，我们在城市文学里似乎有了再次审视亲近这样一种乡土性文化的机会。您对此，有所关注吗？

陈晓辉：对此，我深有同感，特别是长期生活在西安——一个被认为保守传统、缺少现代性的城市文学的书写中，这一点尤为明显。现代性不是物理的现代性、物质的现代性、技术的现代性，而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精神的现代性和人性复归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根性在乡土，城市文学对乡土性的重新审视，实质上是备受技术蹂躏、利益折磨的城市人在现代性焦虑下的精神返祖，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文化纠偏。

这种为乡土复魅的行径并非简单地为了复古怀旧，而是力图通过文学想象重构城乡二元对立的复杂关系，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的罅隙里重新发现农耕文明的治愈力量和生存价值。比如《秦腔》中的农民夏天义在西安城墙根种庄稼的荒诞情节，暴露出高度城市化后人们集体呈现出对土地的精神依赖。这种“城市农耕想象”变成一种人类精神中的生态补偿机制，可能在广州的阳台种菜风中得到了现实呼应，乡土性成为疗治城市病的良药；《白鹿原》中白嘉轩强调的乡约族规在西安变异为“城中村生存法则”，成为近年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一再强调的乡绅制度，在法律之外建构了新的乡土道德参照体系；叶广芩《状元媒》里西安葫芦鸡制作过程中传来的阵阵酥香成为连接城墙内外的情感通道，用味觉构建了人们的记忆宫殿和饮食乡愁，比历史档案更加鲜活地保存着城乡之间的精神粘连。陈彦《装台》中刁顺子的“怂人”“怂样子”“呜伙”“华搅”“咥”“嫽”等“陕普”话语，在普通话统治的写字楼里用方言俚语构建了一种语言回乡现象，形成了一场文化暴动，成为城市文学书写中边缘群体对抗城市文化同质化、均质化的有力武器。

显然，城市文学对乡土性的重新发现与开掘，其本质是作家们在为过度城市化的“都市隶人”们寻找一剂精神解毒剂，为过度现代化的城市书写提供一种参照。从葛亮《燕食记》对岭南地道饮食的成功书写可见，真正的现代性不是对乡土性的否定，而是对其文化精神的精细化表达、创造性开发和转化，就像西安文学书写中经常响起的埙声，既不是简单地让古董复活，也不是粗糙地附庸风雅，而是期冀古老的文化基因能在当代的城市文学叙事中产生新的艺术魅力。因为不管怎么讲，城市文学的未来，或许部分地就潜藏在作家对乡土记忆的创造性误读和创新性意图设置中。

苏沙丽：传统的乡土文学叙事，人有在面对城市时的不安焦虑，尽管“城市”或许只是一个影像或者道听途说的消息；早期乡下人进城系列的小说，人也有着处在城市里的各种不适应，当我们将乡土性理解为一种更为深广的文化性情，并且也随之安放于我们的城市及城市的书写当中，那么，我们当下城市文学中的“人”之处境或许也会有所转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