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叙事

一

黄昏时候，落日如同一只鸟，收敛了巨大的翅膀挂在西方的天幕上。白天灼烫的热力不再，猩红的晚霞层层叠叠，仿佛一张充满皱纹的悲悯的脸，在九月的风中低声鸣咽。我坐在池塘边的白杨树梢上，高大的白杨树挺拔硬朗，宛如一枚蓄势待发的导弹直插云天。清风拂过，柔韧的枝头摇摇晃晃，一颗忧愁的心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

远处是苍茫的田野，金色的稻田一眼望不到头，晚风吹过大地，稻浪恍若忧伤的梦境。我化身鸟雀，第一次登在高高的枝头上以天空的视线俯瞰广袤大地，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鸟雀属于天空，它们轻盈而洒脱，如水的羽翅在空中滑过，地面上的事物不过是飘逝变换的风景。然而我却没有鸟雀的心情，我沉重而难过，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为傍晚的猎枪所伤，隐匿在浓密的枝柯之间，就着黄昏的最后一抹光亮，俯首舔舐自己滴血的伤口。

下午第二节课的时候，我正坐在教室里听课，突然有人喊我。透过窗户望去，老叔穿着一条肥大短裤，跟拉着塑料拖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向我用力地招手。顾不上周围异样的目光，我从教室的后方快步穿过走廊，在老师默许的眼神里走了出去。那一刻，我感到背后有无数针芒在跳动，老叔衣衫槛楼的装扮，无声述说着我家的贫穷与卑微，彻底暴露了我进人中学以后极力掩饰的潦倒形象。

家里发生了大事，老叔是喊我回家的。就在刚才，父亲被一辆警车带走，据说是到县里的看守所。王楼村位于河湾旁边，对于常年足不出户的村人来说，县里几乎是天边一样，更不用说还有他们从未见过的警察，以及那个有着很多传说的看守所。

事情的起因源于父亲赌博。我家是村里的贫困户，五口之家只有三个人有田地，两个妹妹出生时没有分到任何土地。作为一个农民，父亲干农活的本事远没有他打麻将的技艺高超，那些琐碎而繁杂的庄稼活儿，他常常选择逃避，而母亲几乎是唯一的承受者。那天，打了一夜麻将的他心情很好，赢了不少钱，正盘算着如何回家向妻儿炫耀，结果牌局还没结束，便出了人命。那个嗜赌如命的单身汉，因为劳累过度在一次胡牌之后，将自己的身体永远地交代在了牌桌上。

就在全家心急火燎而又万般无助之际，有人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可以交三千块钱免于处罚。另外两个人家境殷实，很快交了罚款，我们家却还在凑钱的路上。因为父亲的人品和家庭的名声，母亲借钱的道路十分艰难，她跑遍了整个村子，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我家。眼看天色将黑，父亲要在看守所迎来第一个夜晚，急了眼的母亲冲出家门，奔向镇上私人粮食收购站的方向。

母亲成功借到了三千块钱，代价是以秋天我们家的全部粮食，那些生长在土地上尚未收割的稻子作为抵还。母亲的这一决定影响重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将会雪上加霜，全家要勒紧裤腰带坚持到下一年的秋收，等待那些救命的庄稼再一次成熟起来。

父亲被放了回来，全家陷入沉寂。好多个日子，我们放了学不敢回家。斑驳的破旧木门常常被一把锈锁拦着，路过的村人指指点点，屋里的主人仿佛已经消失在虚无的时光里。

二

粮食贩子如期而至，一辆农用四轮车拉走了家里的全部粮食，也拉走了全家的最后希望。那是一个丰收的秋天，金黄的稻谷从地里钻出来，如同燃烧的火苗，一点点走向沉甸甸的稻穗，在母亲的辛勤劳作下走向粮仓，最后却成为别人的财产。我家的粮仓只是个中转站，现在它空了，所有的粮食一粒不剩，黑洞洞的粮仓重归寂静，像一只空荡荡的眼睛。

母亲走向田野，那里空荡荡的，秋收后的大地失去了轰轰烈烈的激情，成熟的气息早已随风消散。我和两个妹妹每人拿着一个化肥编织袋，跟在母亲身后，捡拾稻田里收割时遗落地上的稻穗。在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多储备一些粮食，就像那些零落跳跃在秋风中的鸟儿，不知疲倦地搜寻、翻找、啄取，只为能够果腹，延续渺小而卑微的生命。

母亲决定种植席草。席草是一种经济作物，为当地所特产，可以用来编制草席以及草帽、手提包等工艺品，一亩地的席草，往往能卖上三亩地粮食的价钱。家庭宽裕的村人并不轻易种植席草，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种近乎古代劳役的残酷刑罚。卖草的钱虽然诱人，可是要有命去花才行，因为酷热难耐的炎炎夏天，晒席草热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放学之后，我和妹妹丝毫不敢耽搁，书包也来不及放下，一路小跑着奔向母亲劳动的田野。母亲双手紧握铁锹，贴着地面用力铲下席草根，青翠嫩苗的草根一簇簇一丛丛，连着新鲜的泥土，在田野中迎风含笑，那是我们家的希望。我和妹妹加入其中，母亲铲草根，我们将它们掰开，分蘖，抠去泥土，用稻草一小把一小把地捆扎起来。

时令进入初冬，水田里已经有些刺骨。母亲挽起裤管，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淤泥里，像插秧一样将席草一株株插入水田里。母亲不让我们帮忙，她怕我们受不了水里的寒冷，我们只好帮她运送捆扎好的席草根，然后像下饺子一样，一个个扔进白花花的水田，溅起的泥浆落在她单薄瘦小的头上、脸上、身上。

越过漫长难熬的冬季，春天的席草仿佛孩子的头发，一个劲儿地疯长。大地早已解冻，河流冒着热气，阳光软软地照着，漫山遍野的青草如同淘气的乡村顽童，跑得满地都是。我常常去看那些席草，它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生长着，已经把偌大的水田全部占据，一眼望去看不见一点缝隙，袅袅婷婷的身姿宛如水灵灵的待嫁姑娘。

晒席草的日子终于到来。我们天不亮就得起来，父亲摸出镰刀，母亲推着手推车，三个打瞌睡的孩子跟在后面，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黎明前摇摇晃晃地走向田野。镰刀闪着银白色的光泽，一簇簇的席草被割下，天色也到了大亮的时候。阳光仿佛毒蛇，伸着漫天飞舞的蛇信子，火辣辣的，大地一片燠热。

破旧的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化肥的气味。我索性脱了它，光着膀子，在烈日下与高温无声搏斗。大妹头戴草帽，躬身挥洒，柔韧的席草在她的手里就像听话的魔术道具，在地上排列成一个个美丽的扇形。小妹没有姐姐的晒草技术，只能平铺，任由手中的席草直接躺在滚烫的地面上。

精瘦的身体，黑的皮肤，一捆又一捆的席草，我一生的汗水，仿佛要在那个酷热的夏天一下子全部流尽。

三

土地像是一头老黄牛，慢慢悠悠却一年四季不停运转，那些主要农作物稻子、麦子和油菜，以及花生、黄豆、绿豆、玉米等杂粮轮番上阵，地里从不见空着。我常疑心那默默无言不断捧出庄稼和果实的土地，是否会突然有罢工的一天？母亲却告诉我，人勤地不懒，种庄稼只要你勤奋踏实，土地是绝不会忽悠人的。我家没钱买化肥，母亲在房前建造粪堆，将烧饭后土灶里的草木灰倒在上面，并打发我们捡来猪粪，放在里面返熟，成为肥沃的农家肥。

母亲的勤奋，并没有让我们家的粮食收获比别人家更多。土地已经尽力，种地的人也已经尽力，只是我家的地太少了，河坝沟渠，拐拐角角，都被母亲搜寻开垦，种上应季的作物。母亲的这种行为惹恼了村里的有些妇人，她们有意无意谩骂讽刺，说一个女人到处开荒种地，连别人家的灶台都想种上几亩庄稼！母亲对这些闲言碎语置若罔闻，对于我家来说，一株庄稼、几棵青菜也是异常珍贵，关键时候能够自给自足而无须看别人的脸色。

春天的时候，鲜嫩的青草冒出地面，母亲买来几只毛茸茸的小鹅崽交给大妹。小鹅崽圆圆滚滚的，身上的绒毛泛着浅黄色，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摇摇晃晃，像是从动画片里走出来的。大妹很喜欢那些小鹅崽，每天放学后就领着它们走向田野，那里除了美味的青草，还有一种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大妹叫它“小鹅草”，吃了“小鹅草”，小鹅崽生长得飞快，在一天天蹦蹦跳跳中，开始毛色泛白，长出坚硬的羽翅。大妹笑了，母亲告诉她，那些小鹅崽是她秋天的学费和漂亮的衣裳。

我当起了鸭子司令。三十多只鸭子，浩浩荡荡在阳光下前进，我的指挥棒是一根细长的青竹竿，那是昨天我用抄作业的代价与同桌换来的，他家住在河畔，房子后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鸭子是沟渠中的王者，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沟渠水浅，鸭子挺着一张贪婪的扁嘴巴，仿佛一个精巧的探测器，那些隐藏水中的鱼虾贝类，全都进了它的嗦囊，只一会儿工夫，粗壮的脖子便鼓鼓囊囊，像是充了气似的。

暑假里，我将旧铅笔盒拆开，利用它的铁皮制作钩子，下到沟渠池塘里捉黄鳝。黄鳝很值钱，是城里人饭桌上的美餐。暮晚时分，我挖来蚯蚓，将它们作为诱饵穿在铁皮钩子上，钩子的另一端连着呢绒丝线，轻轻扔在水里，一个完美的捕鳝工具便放置完毕。整整一个暑假，我提灯流连于沟沟坎坎的水边，那里有我的希望，我用黄鳝换来一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去换取母亲欣慰的微笑。

土地不仅长出金黄的稻谷，还奉献宝贵的稻草。庄户人家，稻草的用处很多，铺在床上保暖透气，也能够作为牛羊的口粮。稻草的最大功能是用作燃料，旧时候村里相亲，女方亲戚上门除了检查男方粮仓，还要去看看那些稻草垛。我家土地少，每年稻草都不够烧，母亲只好去捡柴火，砍辣蓼草。辣蓼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植物，红火的颜色泛着浓辣的味道，让人望而生畏。母亲顶着酷热的太阳，用镰刀砍倒一片片辣蓼，皮肤被它呛人的汁液刺激，一阵阵发痒。

母亲用一个夏天的辛苦，换来我家厨房的屋顶炊烟袅袅，始终不曾间断。那炊烟，清瘦寂寥，延续着一个家庭坚韧不屈的命脉。

四

父亲仍然打麻将，我们常常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牌友们都喜欢他，说他干庄稼活儿不怎么样，牌品却极好，一牌一结算，从不拖欠。那一年，镇上的亲戚来招工，说是到山西的小煤窑挖煤，只要肯吃苦，一年可以赚好几万块。母亲不同意，孩子们太小，山西又太远。父亲送走客人，将仅有的一包烟抽完，最后下了狠心。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一一那头瘦骨鳞峋的老黄牛，被拉到镇上卖掉，作为他的路费。

半年后，父亲跑了回来，样子十分狼狐，衣衫破破烂烂，人又黑又瘦，脸上的胡子如同杂乱的稻草。小煤窑发生塌方事故，死了十几个工友，他从人堆里爬出来，侥幸得以逃生。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在麻将桌上找到了自信和乐趣。他也爱喝酒，可酒精的麻醉是暂时的，酒醒之后是巨大的空虚。

傍晚落雪了，母亲打发我去找父亲。我戴上帽子，顶着风雪，一路歪歪斜斜地走向他常去的地方。那是个老光棍的家，独门独院，孤零零地仁立在一块三面环水的土地上，四周没有别的人家。推开柴门，一条黑狗窜了出来，炸鞭炮一般朝我大叫。黑狗是给赌徒们放哨的，毛色纯黑透亮，像一匹滑溜溜的黑缎子。它的耳朵异常灵敏，就像一部处于时刻扫描中的雷达，外面一丁点儿的动静，都逃不过它的监视，人送外号“黑狼”。

老光棍走出来，见是我，喝退了“黑狼”，把我迎进屋里去。屋里乌烟瘴气，父亲见了我，并不意外，说：“你先回去吧，跟你妈说我待会儿结牌就走！”说罢，甩出十元大钞，让我自己买东西吃。我接过钱，望着他面前堆积如小山的钞票，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回来的路上，风雪愈发猛烈，地上白茫茫的一片，已经分不清道路了。夜色已经落下大幕，厚厚的白雪犹如巨大的灯盏，将一切映照得亮若白昼。我独自走着，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要赶紧回家向母亲报喜：父亲今天赢了钱，明天我们可以到镇上买肉办年货了。那一天，是农历大年二十九，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家等着我的消息。

1997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城的师范学校。远离乡村，远离贫困的家庭，远离让人情绪复杂不堪的父母，我的内心有了一丝亮光。为了掩饰自卑，我把自己装成城里孩子的样子，尽量穿得体的衣服，说着装腔作势的话语。

两个月后，身上的钱已经花完，我不得不回家讨要生活费。通往小镇的末班车颠颠簸簸，两个小时后我下了车，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我想我即便做不了城里人，哪怕能够出生在镇上也是好的，可命运却将我安排在距离小镇还有上十里路的穷乡僻壤，一个河湾边的小村庄，一个村庄里最穷困潦倒的家庭。

进了村，四周黑的，远远望去，我家的房子内灯光微弱，母亲做针线活的身影不时在窗前闪动。我前脚踏进家门，父亲就笑眯眯地从后面跨进来，见我回来，一脸炫耀地说：“就知道你会回来要生活费，你小子可真有福气，刚刚结牌赢了两百元！”

我没有答话，低头接过那带着体温的钱，默默地站在昏黄的灯下，心里五味杂陈。那一刻，我仿佛是世界上最幸运却又最痛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