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绘图·存在：论罗伯特·塔利的处所意识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引发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领域的空间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以下简称塔利）是这一方向的领军人物，而他所主编的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地理批评与空间文学研究》（GeocriticismandSpatialLiteraryStudies）是文学空间研究的重要成果。针对文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塔利提出了“处所意识”“文学绘图”“地理批评”等概念，阐明了文学空间研究中主体与地方、空间和叙事之间的关系。而他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Topophrenia：Place，Narrative，and theSpatialImagination）于2019年出版，是继《空间性》（Spatiality）后对其文学空间性思想阐释的又一大作，该书呼吁了詹姆逊关于“后现代新空间性”的思考，进一步在存在主义的层面反思人与空间的关系。

一、处所意识：主体与地方感

“处所意识”这个概念塔利最初是在《处所意识：主体的地方》一文中提出来的，然后在其2019年出版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一书中对该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处所意识”（topophrenia）是塔利自创的一个单词，“topo-”这个词根来自希腊词根“topos”，对应“place”，在哲学里表示“处所”，而“phrenia”（mind），有“混乱”“疾病”“障碍”的意思，常常使人联想到“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但塔利并非将“处所意识”理解为一种疾病，而是将其解释为“地方关切”（place-mindeness），用以表示我们对处所的焦虑和恐慌，其特征是“一种深刻的不安、焦虑和恐惧感”（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这种焦虑感表现在个体主体所经验的空间内，在这个空间里个体主体的参与使得主体与地方的关系变得复杂，进而产生了多种形式与可能性。而认知主体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需要定位主体在空间中的存在，因此塔利是在存在主义的层面解释“处所意识”，他认为“处所意识”“表征了对给定地方、一个人的地方感以及替代空间的可能投射的主观参与”（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处于空间中的个体主体时刻都在表征自己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的“处所意识”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关联着主体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因其影响的持久性而呼唤出个体主体对于表征自我存在的需要。“这种表征欲望往往以叙事的形式产生，且反过来又发挥着比喻性地图的作用。其允许个体和集体主体获得相对于通常不可察觉且无法表征的更大空间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地方感（senseofplace）。”（罗伯特·塔利《空间性》）

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其代表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的研究》中将这种“地方感”表示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即“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可译为对地方的热爱。他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个体主体对环境的反应，结合了主体的多重感官，建立主体与地方的熟悉感。他将地方定义为“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稳定的物体”，“是运动中的停顿”（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人类往往会停留在一个能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地方，而停顿就使得这样的地方成为人类感受价值的中心，也就是说地方只有引起人们目光暂停或其他感官刺激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当“这个地方引人注目时就已成为个体主体情感的载体或者是成为一种象征”（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的研究》）。但塔利认为即便是在熟悉的地方也会滋生焦虑感，他借海德格尔的“畏”（Angst）来说明个体主体的地方感和情境性，“即使我们‘在家’，我们仍然保持着对陌生事物、非在家（unheimlich）的觉知，一种微妙而发自内心的空间焦虑潜伏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之中”（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特里格的“恐地情结”（topophobia）也借海德格尔的“畏”表现为“一种受到干扰的时空乡愁”（迪伦·特里格《地方的记忆：诡异的现象学》），他认为这种干扰模糊了自我对地方边界和标记的理解，而导致削弱了对特定地方的怀旧感，增强了其他地方的“非家”感，同时也使得个体主体在与地方的互动中，因焦虑、疾病和现实不确定性，产生对地方的陌生和不安。当个体主体感受到场所与自身感官相排斥，对其来说是一种强烈的“非在家”感，这一场所就变成了陌生的、令人焦虑的地方，包括“家”这样熟悉的地方，地方的边界变得模糊，现实与记忆的相互交织使得个体主体缺乏对于地方的归属感，因无法感知自我存在而表现为某种情感失落。

也就是说个体主体与地方的关系因“焦虑”感的存在而使得不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适感，换句话说自我在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很难找到自我的存在，这种意识无处不在，伴随在主体与地方的交互关系之中。而为了解决“处所意识”带来的困惑，塔利提出了“文学绘图”这个概念，帮助个体主体在空间迷失中定位自己的位置，以表征其在后现代空间中的存在。塔利强调“绘图紧要性”（cartographyimperative），认为“我绘图，故我在”（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个体主体生活在空间之中，一切都与空间相关，所以个体主体只能通过想象自己与其他主体的位置以及更广泛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位置来尝试定位自己。“绘图紧要性”是人之存在的必要状态，“是空间想象力的核心”（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这里的绘图是一个隐喻，塔利将作家的创作比喻成制图，从侧面说明了叙事对于应对“处所意识”的重要性。对于读者而言，阅读作品同样也是在绘图，通过想象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形象化世界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空间的动态变化。因此，绘图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去创造、完善、丢弃，重新建构我们关于世界的形象化表征”（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

二、文学绘图：应对处所意识的方法

“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于绘制人类经验的真实和想象空间的设备或方法”（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塔利将之比喻为绘图机器，在詹姆逊“认知绘图”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绘图”的概念。詹姆逊从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抽象出“认知绘图”的概念，“将其描述为阿尔都塞和凯文·林奇之间的某种综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认为凯文·林奇的"可意象性"（imageability）和"寻路"（wayfinding）通过泽西城网格的例子表明个体主体通过地方感以及个体运动轨迹可以重新构建世界，又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将凯文·林奇个体“寻路”者的城市视角提升到了全球视野，“使个体主体能够对更广阔且完全无法表征的整体进行情境表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塔利认为“认知绘图”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的使命，“为现实矛盾提供想象性解决方案”（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故而詹姆逊的“认知绘图”也“是对文学绘图的另一种想象方式”（罗伯特·塔利《空间性》），他与詹姆逊一样都是站在整体的角度来绘制世界地图。

地图是对我们所存在空间的一种或虚构或比喻性的再现，正如地图上标注的“你所在的位置”，空间中的个体主体以这一符号为参照点，通过地图来想象周围的空间并穿梭。而叙事本质上也是为世界赋形，塔利认为叙事和地图的功能相似，也具有某种绘图（mapping）的功能。读者通过阅读进入想象的空间，根据作者的描述勾勒出文本中的空间图景。对读者而言，借助“文学绘图”可以了解自己和他人所处的世界；对作者而言，则是绘制自己人生所经历和想象的空间。但无论是叙事还是地图，都以想象的方式帮助个体主体定位自己的存在。虽然塔利明确说过他的“文学绘图”里面没有地图，但这不代表地图就消失了。他是以叙事的形式取代了形象的形式，从而构建出读者的心理地图，没有真正的地图，当然也没有完全完备的地图。叙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读者想象空间，或许说，叙事更像是图像的解说，如果说图像是静态的，那么文字活跃在主体的脑海中是以动态的方式呈现的。另一方面地图上的地名被小说、诗歌等文本所描述，拉近了主体与地方之间的距离，进而建立地方与主体之间的情感联系。主体通过文本可以想象地方，而想象的过程是对地方的认知过程，这样地方就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具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塔利所说“在创作这种拼凑世界的再现时，诗人也发明或发现了叙事中呈现的世界”（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而读者则借助这种叙事来了解世界，因此叙事是“一种创造世界的形式”（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主体在绘图之中。

福柯认为“当今时代也许首先是空间的时代”（《另类空间》），“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漫长生活，不如说是一种用自己的线把点和交叉点连接起来的网络”（米歇尔·福柯著，杰伊·米斯科维奇译《另类空间》），而约瑟夫·弗兰克强调了空间形式在现代主义作家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过去和现在在空间上被理解，被锁定在一个永恒的统一中，虽然它会强调表面上的差异，但通过并置的行为消除了任何顺序感”（约瑟夫·弗兰克《空间形式的观念》）。塔利则以小说为切入点，探寻了小说中的空间性。小说中的空间排列有不同的叙事影响，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情感属性，在小说中人物对于地方的附加情感很可能会成为小说的线索，甚至奠定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构建主体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里就以家宅为例，认为家宅具有某种庇护作用，在时间的长河中，新的家宅又复现了过去家宅的回忆，个体主体通过这个回忆能够感受到内心的自我安慰。家宅使人类的存在变得有形，赋予个体主体存在价值。因此，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也是促成空间排列的重要因素。而塔利认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映射作者、读者或者角色经历中遇到或想象的空间的方式”（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引导读者根据小说中提示的空间信息，来想象真实世界和小说世界。“因为读者的想象力必须在小说所表现的空间中的人物景观中穿行”（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读者便通过这种想象力来为世界赋形，将小说中各种离散的元素组合在一起表征世界。但塔利也说明小说并不是唯一进行“文学绘图”的样式，尽管他认为约瑟夫·弗兰克对现代小说的分析更强调空间表现的技巧，但是“情节是空间的，情节也是一个计划，也就是一个地图”（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小说会选取更适合在“文学绘图”中所呈现的因素，每个读者的阅读都可以从绘图中截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这也就阐发了“文学绘图”更多的可能性。

三、他性世界：处所意识下的空间建构

塔利进一步认为“文学绘图”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即使是虚构或想象的地方，也被理解为表征了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所以，考察一些与现实主义不那么相关的空间，分析这些空间中的个体主体性也更有必要。塔利将这些空间称为“他性空间”（OtherSpaces），包括乌托邦文学、科幻小说和奇幻故事等特殊文类。他认为“他性空间”中的幻想对于思考世界的真实空间更有用，因为想象是无处不在的。即便最现实的小说也描绘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而地图本身也就是“对所谓真实空间的虚构性或比喻性表征”（罗伯特·塔利《空间性》）。“处所意识”对个体主体存在的呼唤，需要“创造一个事实上与现实世界完全吻合的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对象的想象世界”（罗伯特·塔利《空间性》）。绘制这个世界的地图上的图形空间是乌托邦式的，尽管塔利认为乌托邦想象是“对不可能的沉思”（罗伯特·塔利《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表征与世界体系》），但是想象不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可能。因而乌托邦想象也是一种应对“处所意识”的手段，也是“一种绘制世界的手段”（罗伯特·塔利《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表征与世界体系》）。

想象的过程就是寻找存在的过程，通过投射可以在世界上建立一种地方感和目的感，也就是通过投射可以定义人的存在。所以，乌托邦体现出的是一种理想的图表，而这个图表在面对现实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福柯的权力空间里“每个人都被不断地定位、检查和分配”（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城市被一种广泛的力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支配着所有个体的身体，这就是完美治理城市的乌托邦”（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权力与空间交汇，每个物体都具有特定等级的空间属性，都在上演着另一种绘图。每一次空间的重组都是一个新的图表，是人类经验性的总结。所以，塔利认为“人类和非人的存在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以某种方式被安排成一个理想和有序的图标”（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在空间中，个体主体不由自主地参与了空间里的权力运转，每个人都是整个空间的一个图标，所有的图标汇集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地图。

个体主体因为焦虑而寻找存在，但焦虑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至少认识焦虑就是在认知存在。但是幻想是必要的，幻想在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都具有制图的功能，可以帮助空间中的个体主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自己所在的空间。塔利引用柴纳·米耶维的观点，认为幻想因对真实世界的质疑而阐发了其他想象力并使之成为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构建的世界，本质上掩盖了其潜在社会生产模式，而幻想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质疑这个真实世界而存在的。“文学是执行乌托邦使命的手段之一，因为世界体系的文学制图使我们能够想象世界的结构坐标”（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处所意识”呼唤人的存在，在我们能想象的世界里寻找个体主体性，而幻想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当然塔利也说了“文学不能完全消除存在主义的焦虑”，“但受过教育的想象力可能提供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来洞察当前的状况”。所以，“新的空间是可能的，只要它们能被想象出来”（罗伯特·塔利《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