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演变向度、 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高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技能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1。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2]。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持续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例如，2021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大力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培养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队伍。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目标，即到“十四五"时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除了国家层面整体推进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外，各个省市和相关社会组织也陆续出台相关具体办法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例如，2024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计划每年培育200名左右大国工匠，引导各地、各行业每年培养1000名左右省部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从而形成以工匠人才为引领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有效带动高技能人才的整体发展。高技能人才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推动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数智化背景下，培养具备扎实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知识，能运用相关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和跨界融合能力的高技能人才，更加重要和紧迫。

一、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演变向度

高技能人才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其成长与发展并非受学校单一因素影响，而是受到政府、产业和学校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数智化背景下，要实现高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首先需要系统性分析其在政策、产业、学校向度的演变情况

（一）政策向度：高技能人才的内涵不断演变

高技能人才的内涵和发展受到政府、产业、学校共同作用的影响，其中政府政策从宏观层面约束和规范了高技能人才的定义和培养目标。2007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印发《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一2010年）》时，首次定义了高技能人才，即“高技能人才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的从业者中，具备精湛专业技能，关键环节发挥作用，能够解决生产操作难题的人员，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职级的人员”。尽管从狭义上讲，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人员才能被认定为高技能人才，可以享受高技能人才的补贴和相关的支持政策，但从广义上讲，高技能人才不仅仅局限于高级工以上的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是技能人才的高级阶段，随着科技变革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重组，其内涵在不断发生变迁。我国高技能人才的具体内涵经历了从“高素质产业技术工人"到“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技能大师”“大国工匠"的转变[3]。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掌握多种操作技能的复合技能型人才、具备高深专业理论和高超操作技能的知识技能型人才都可以称作高技能人才[4]。

高技能人才的认定与发展同国家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经历"八级工""五级工""新八级工”三个历史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考核制度，职业技能等级制度遵循“八级工"制度。这一阶段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高技能人才的定义，但当时工资制度与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挂钩，岗位收入与职业技能等级表现出强纽带关系，因此高技能人才代表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收入。基于此，当时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很好地激发了工人技能学习的热情，促进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人考核制度也开始进行改革。1990年，原劳动部颁布实施《工人考核条例》，确立了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五级考核体系，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进人“五级工”阶段。在这一阶段，技能人才的劳动报酬与职业技能水平开始逐渐脱钩，劳动报酬逐渐转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企业将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作为工资的主要依据，职业技能等级成为工资的"兼顾"参考[5。由于与工资收入分离，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已经难以有效激发技能人才对技能学习的积极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各项改革持续推进。2022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进入“新八级工"阶段。在“新八级工”制度中，高技能人才除了包括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外，还新增了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新八级工”制度通过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强化了薪酬分配对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导向作用，为高技能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为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产业向度：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和岗位更迭加快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取代传统路径，不仅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深刻重塑了各行业的运营模式。在这种背景下，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和岗位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快速更迭和剧烈变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发布的《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就业岗位将呈现巨大的变革，当前岗位会被新创造就业岗位取代9200万个，占2025年总就业岗位（12亿）的 8% ，即使不被取代的传统岗位，预计 39% 的核心技能也将发生变化[。产业的变迁、职业和岗位的更迭必然深刻影响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和培养。

一方面，新兴产业会创造大量的新就业岗位，从而需要新型的高技能人才。例如，为了满足数字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2024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提出“适应数字产业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需求，大力培养数字技能人才”。这一行动方案旨在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校企合作等多维度举措，全面提升数字技能人才的供给质量和数量，从而促进面向新兴产业的高技能人才培育。

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产业的高技能人才也需要进行转型。《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4年度）》显示，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因此需要大量具备数字化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随着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技能人才的数字化技能和创新能力等智力性技能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因此，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夯实专业技能，还需要适应新兴行业的岗位需求和适应传统行业的数智化转型需求，培养出更多既具备扎实专业基础又能快速适应变化的高技能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学校向度：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和能力要求更高

高技能人才是技能人才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有高级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技能人才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实现个人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成为高技能人才。但是，随着新质生产力取代传统生产力，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技能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操作性技能，而是更多向着数智技能方向演变。也就是说，对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的需求不仅包括精湛的操作技能，更需要一定的智力技能。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智力技能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智力技能是高度的逻辑抽象能力，而职业教育需要培养的智力技能是指向具体的操作实践的智力活动，是围绕操作实践而延展的智力活动8。例如，新职业分类大典中增加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硬件装调员等岗位，根据2025年的新版专业教学标准要求，这些岗位不仅需要掌握硬件的组装、测试等操作技能，还要具备围绕智能制造的参数调优、数据处理、信息集成等数字技能，通过数字技能辅助智能制造产线的配置、调度和决策，从而确保智能化生产线的平稳运行。

《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数字人才供需缺口2500万＼～3000万，未来 3～5 年紧缺情况将持续放大[10]。这充分说明了企业对数字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变化，职业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创新，不仅要夯实学生的操作性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数字技术等智力技能，使他们能够适应未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求。同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应该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推动实践教学改革，以确保学生能够获得与产业需求相匹配的技能，培养主动适应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的"数字工匠”人才[]。

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产业与学校协同合作。其中，政府应通过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为各方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和创新动力；产业界应提供实际的行业需求信息和实践平台，以帮助学校更好地设计课程和培训内容；学校应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注重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但是，在现实中，受多重因素制约，政府、产业与学校三个主体并未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互补优势，导致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呈现一定的困境，不仅难以满足现代制造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而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技能人才的就业竞争力不足

长期以来，“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学生的教育选择和就业规划，导致国家整体的毕业生学历层次不断提高，硕士及以上高学历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长，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却严重短缺。据统计，2023年，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毕业人数为101.48万，对比2018年增长了 68% ；本专科毕业人数为1043.03万，对比2018年增长了 38%^[12] 。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断降低，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据统计，2023年大学生就业比例仅为 57.6%^[13] 。另一方面，技能人才供给不足，导致市场出现技能人才短缺。据测算，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总量将达到6200万人，缺口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 48%^[14] 。百万高校毕业生待业和千万技术工人短缺形成巨大的结构性错位，不仅影响了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会出现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技能人才的就业竞争力不足。

第一，制造业岗位收入偏低，无法吸引人才涌向相关的技能岗位。技能人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根据2023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规模以上制造业中，企业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年平均工资75463元，低于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98096元，更远低于专业技术人员140935元[15]。

第二，高技能人才在技能人才中的占比较低，导致技能岗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2024年，我国高技能人才在技能人才中的占比仅为 30%^[16] ，远低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 50% 的占比。这说明技能人才的整体素质偏低，而且大部分技能人才长期停留在低端岗位，职业发展的机会较少、空间受限。

第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人才难以胜任高技能岗位，降低了高技能人才的认可度。尽管当前我国已构建起包括职业资格认证、社会鉴定以及以赛代评在内的多元化高技能人才认定体系，但企业在选拔高技能人才时，还是更倾向于具备长期实践的技能人才，更认可技能人才在长期实践中所积淀的实际操作能力。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人才难以获得企业的广泛认可，难以胜任并获得高技能岗位，无法获取相应的较高收人，进一步降低了高技能人才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二）高技能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

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加速与传统经济进行融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42.8%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分别为 18.7% 和 81.3%^[17] 。但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整体滞后于产业发展。从具体培养情况来看，对技能人才数智技术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需求。 ⟨⟨2023 产业数字人才研究和发展报告》显示，近 50% 的受访企业对当前数字人才的能力表示不满意，超 60% 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前数字人才能力不足，主要不足表现为无法为产业进行数字化赋能[18]。高技能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职业院校积极寻求改革与创新，然而短期内高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仍难以有效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