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技工院校基础性定位的时代诉求与优化路径

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到要“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技工院校是高中阶段教育中唯一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培养基准的办学主体，“工学一体”的办学特色使其成为破除普通高中同质化竞争、实现多样化的核心载体。夯实技工院校的基础性地位，强化中职学校的基础教育功能，对于保障国民基本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基于技能型社会建设、工匠精神弘扬、新八级工制度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技工院校的政策。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深化技工院校改革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将技工院校发展成为开展学制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技能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并从政策上明确了其发展方向。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15条突出了中职教育的实施主体，也就是中职（含技工学校），对技工院校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同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对本地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的人数、结构、升学意愿等进行全面分析，对技工院校的招生计划进行科学制订。

在经济快速发展、技术代际周期不断缩短的当下，技工院校的发展模式遭遇挑战。其传统培养模式显然已难以适应社会需求，同时也不利于个人的终身发展。随着技工院校完成就业导向的历史使命，其新的重要职能逐渐显现，即成为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基础教育环节。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正是技工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目标与方向。因此，应正视技工院校目前面临的若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技工院校的发展。例如，技工院校基础性定位的学理性支撑是什么；面对文化水平基础较差的学生，技工院校怎样加强基础性教育；加强基础性教育的技工院校怎样避免成为高中文化课补习班，以及如何做好技能培训与文化素质培养的平衡等。

一、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技工院校基础性转型的时代诉求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技工院校正在经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深层转变。技工院校基础性转型既是对传统技能供给模式的突破性重构，更是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动回应。技工院校是联系社会需要和人才的重要纽带，强化其基础地位是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制造业智能化进程迅速推进与技能人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而传统的学历教育已经很难适应行业对中高级技能人才的迫切要求，教育强国建设亟须通过技工院校综合改革来填补技能形成链的空缺。

（一）经济体制变革要求技工院校的重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技工院校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为迫切进行的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基础性技术工人，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迎来黄金发展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效率低下的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转变，社会人才需求发生了质的转变，催生了高等教育等高质量高层次教育的普及。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技工院校并没有认识和跟随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变化，仍然只培养低层次的技能，因此造成了备受冷落的局面。

通过对我国中职教育职能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到，从“国家本位"或“社会本位”的视角来理解和定位技工院校是一直以来的主流理念。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职能转变的主要根据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国家的政策取向始终是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政府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发布相关的政策，引导着技工院校的功能定位。进人21世纪以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为技工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体制壁垒以及产教融合制度的不完善，技工院校的职能定位没有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仍然存在企业对市场上人才的需求与技工院校人才供应的不平衡，使得对技工院校培养目标和职能的理解长期存在功利的价值观。传统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最优选择，但随着经济机制的变革，技工院校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培养人才，无疑给其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职业教育作用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技工院校的功能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在充分发挥技工院校社会价值的同时，其人本主义价值也得到了高度重视。新时期，技工教育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还要强化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充分发挥育人、就业、升学的作用。

（二）现代职教体系呼唤技工院校的协同整合在职业教育领域，技工院校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载体，认为技工院校无法与中职学校、普通高中相互融合、相互借鉴。但实际上，就像中职学校、职业高中一样，技工院校也是在开展职业教育，其存在只是表明中职教育的实践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技工院校的教育活动既要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又要依靠其自身的根本因素，这样才能正常运转。

技工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形式，既需遵循职业教育育人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又受技能形成体系社会建构的外部约束性，这种双重制度属性决定了其必须在坚守教育本质与响应产业变革间实现动态调适。首先，技工院校在我国教育体制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教育结构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我国职业教育结构改革的需要，技工院校的招生目标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开放之初，初中毕业生的人学人数逐年增加。随着技工院校的增多，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其次，在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中，技工院校必须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取向已由过去的“大力发展"转变为“积极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技工院校的定位。最后，技工院校应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技工教育发展规律。通过深化新型学徒制、创新一体化教学模式、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等政策实践，将双元育人、工学结合等理念转化为制度创新，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高中教育转型内涵技工院校的范式创新

技工院校与普通高中同属于高中阶段教育，肩负着高中阶段教育基础能力培养的重任。中等教育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青少年职业认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技工院校学生大多还处在“职业观念”的萌芽期，其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今后产业工人的综合素质。从教育职能上讲，技工教育要在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方面取得平衡，在强调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学生科学和人文素质的提高。目前，一些技工院校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把技能培训和文化培训简单地对立起来，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例如，在装备制造类专业中，过分注重传统的技能课程如“机械制图”，忽略了数学建模、工程伦理等方面的基础理论，造成了对智能装备运行机理理解上的障碍。

特殊的生源结构决定了技工院校基础性定位的重要性。由于招生政策等原因，进入技工院校的学生普遍学习基础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要克服学生的认知障碍，就必须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例如，将“电气原理”的虚拟教学与“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相结合，在“工业机器人”课程中引入坐标系转换的实践应用，这种相互融合的方法既能提升技能，又能加快知识内化的速度。随着制造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跨专业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工艺优化和设备诊断能力，实现“基本功"与“特长技"培养的有机结合。当前，技工院校基础教育的深化，对于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技工院校的生态重塑

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技工院校基础性建设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因素是技工院校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的产业升级都是基于对人才、技术、技能等的依赖。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产业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队伍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据统计，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两千万[1]。技工院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能够适应生产、服务、运营管理一线所需的发展型、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已经进人工业化的后期，行业发展需要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体现在人力资源上，即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种类、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等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从业者具有高端的专业技术和创新能力，以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但是，目前进人技工院校的学生，其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够，技工院校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动态失衡。当前，普遍存在行业需要更多知识、更高技能与技工院校毕业生受困于单纯的工艺技能、难以达到企业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标准之间的矛盾。产业端的能力诉求革命，要求技工院校必须重构育人范式，培育具有技术解析力、工艺创新力、系统思考力的新质技术技能人才，从而打通从教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梗阻。

二、我国技工院校基础性转型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技工院校是构建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难以取代的作用。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作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技工院校承载着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的使命，其转型升级直接关乎教育强国建设。但是，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和教育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双重变革中，技工院校正遭遇传统办学范式与使命要求间的结构性错配，面临着历史积累、内生缺陷和外在制约相结合的系统性困境。

（一）历史演进中技工院校的结构性边缘化

技工院校与技能型社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密切相关，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发展，离不开技工院校的转型与支持。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维度审视，技工院校遭遇的结构性边缘化本质上是教育分层制度历史性演变的必然结果，是特定历史阶段制度建构与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的产物。

技工院校的诞生与发展一直处在教育体系和劳动体系的夹缝之中。在计划经济时期，技工院校曾经有过特殊的历史使命。1950年，《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提出了以“厂办校”为主体的大型国企必须办专门的技工学校[2]。这样的制度安排，把技能训练直接融入企业的生产系统中，从而实现了教学与企业实际的无缝连接。例如，汽车行业，技校的专业设置和行业规范密切相关，教师由工程师和高级技师组成，学生毕业后就会被送到相应的生产岗位上去。这种培养模式为我国工业化前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持。1958年，技工院校猛增到2086所，成为我国早期工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标志[3]。但技工院校从诞生之初就打上了强调技能实用性的烙印，使得教育本体的基础性功能难以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职业技术人才培养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急剧提高，这一转变对社会的教育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技工院校在资源获得上的差距逐步显露出来，其经费增幅一直滞后于普通教育的总体水平，生均投资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学生规模不断萎缩。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政策中对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认定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对技能人才的认同4。近几年国家教育专项计划中，重点建设工程主要集中在普通职业技术学院，而技工院校能享受到的政策红利比较有限。这一发展模式造成了我国科技人才培训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即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大批的高技能人才，而传统的技工教育的供应能力却没有跟上，在一些行业中还存在着熟练工的缺口[5]。另一方面，教育部门与人社部门管理职能的分割，使得技工院校在招生考试、就业录取等方面处于制度盲区，造成基础性转型陷入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两难困境。技工院校本身也在“学历至上”价值观的冲击下，既不能做到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优势，也难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等社会群体对教育的多元期待。

（二）技工院校内生性质量保障体系滞后

内生性质量保障体系滞后作为制约我国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症结，其本质是教育系统内部质量治理能力与产业技术迭代速度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课程、教学等方面。

从课程设置上看，长期以来形成的技工院校与行业产业的衔接方式已经很难满足新时期的需要。首先，早期以企业制造规范为基础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导致教学内容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其核心问题在于技工院校与产业前沿缺少有效的交互渠道，无法准确把握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的科技演化趋势。其次，目前的课程建设仍然遵循学科知识的递进关系，没有建立起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的模块化重组机制，在一些专业领域中还存在着教学内容严重落后于企业实际的不合理现象。具体体现在部分专业的技能培训侧重于传统工艺，如“数字化设计"课程中缺乏3D建模等核心技术模块，致使学生无法满足智能工厂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