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模式与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经济；现状；协同创新机制；学科专业对接[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5）03-0015-08[DOI]10.13980/j. cnki. xdjykx. 2025.03.003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科技研发和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载体，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板块之间的融合互动不断增强，发展均衡性逐步提升，形成了协调发展的新格局[1]

区域自然资源的独特性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结合国家政策导向，高校能够聚焦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和领域，为区域经济注人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²。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技术革命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经济面临传统产业转型的阵痛，亟需激活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动能。这为区域内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通过高等教育优化资源配置、对接产业需求、提升创新能力，已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议题之一。因此，本文选取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三大区域为研究对象，对其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系统探寻其中的差异模式，探究适配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共性特征，以期为我国构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新格局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一、三区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驱动，每个地区的经济进程都受到自然地势、教育支持及政策引领等因素的深刻影响[3]。2024年11月29日，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粵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对比分析了粵港澳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指出高等教育通过充分融入区域发展脉络，形成了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的动态互动机制，助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持续创新。

（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走向与技术创新的榜样示范

粤港澳大湾区（GBA）是我国海湾城市集群的典型代表，呈现出“ 9+2 ”的结构，包括珠三角9个地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4]。截至2023 年底，大湾区经济总量已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92万亿美元），超越纽约湾区的1.8万亿美元和旧金山湾区的1.38万亿美元，与东京湾区并肩而立。在海洋资源丰富、贸易枢纽庞大和科技创新高地等天然优势的驱动之下，高等教育体现出国际开放、要素流动、技术创新的教育优势。这种教育优势促进了知识的全球流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1.高等教育助推对外开放。《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明确提出，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5]，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性地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之中。在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粵港澳大湾区已成为我国的示范性区域。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等机构通过“双校园制”“双主修制”等培养模式，实现了课程体系与QS全球前100高校的学分互认。据QS世界大学排名（2024）显示，大湾区高校中有2所进入世界前100名，6所进入排名前200，进入前500强的高校数量从2018年的6所增至2024年的13所[6]。截至2024年7月，广东省共有29所高校的230个学科进入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全球前1%[7]广东省教育厅的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合作大学总数超全国总数（11所）的一半，已获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3所（其中本科层次以上12所，专科1所）、本科层次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44个，以及专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69个[8]。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教育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2.高等教育促进要素流动。人才是最终的核心竞争力，高校实现人才要素从流动性溢价向创新性溢价转化的重要场所。作为知识生产与人力资本增值的核心载体，制度性创新已成为粵港澳大湾区破解“索洛悖论”①的关键命题。这要求必须重构区域人才生态系统，通过构建跨境知识联盟，实现比较优势的帕累托最优组合②。截至2023年底，已有超过1.9万名内地高层次专业人才获批人才签注，极大促进了大湾区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9]。教育部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477号（教育类258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提到，要先后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等 20 多个联盟和合作平台[10]，依托交流平台，进一步推进粤港澳三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功能。在这片由“一国两制”孕育的流动试验田里，高校正努力成为人才输出的“超导体”。制度差异不再是阻碍，反而转化为驱动创新的势能差。通过聚合人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步成为人才枢纽，推动人才要素高效流动，以新思考、新定位、新做法应对新挑战。

3.高等教育驱动技术创新。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粵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战略定位。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高等教育体系在技术创新领域的资源集聚效应显著。2021年，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全省研发经费支出从2017年的2344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超38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61% 提高到 3.14% ；研发人员突破110万人；发明专利有效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在DeepSeek 掀起全球科技界新一轮创新浪潮的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于2025年2月13日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的成立是粤港澳大湾区抢占全球AI高地的一枚关键落子。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战略支点，大湾区构建了包含粵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量子科学中心等在内的复合型创新生态系统。中山大学在香港设立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开创了内地高校境外科研布局的新模式，标志着“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与“深港河套—粤澳横琴”的“两廊两点”空间格局加速成型。这类科技创新走廊的立体化构建，实现了港澳基础研究优势与珠三角产业转化能力的互补耦合，加速了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进程。这不仅推动了该区域向全球级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转型，还为跨境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二）京津冀都市圈：协同发展与功能疏解的双重使命

作为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京津冀是支撑我国北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1年来，经济总量连跨6个万亿元台阶，在2024年达到11.5万亿元。京津冀三地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三地优势互补、相互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呈现新气象。然而，该区域高等教育资源虽具有显著优势，但呈现出“强中心一弱外围"格局，这种空间分异制约着区域经济和教育创新系统的协同演进[12]。因此，制度创新和功能疏解的顶层设计以及资源的梯度配置机制，能够有效激活区域人力资本存量，为“北京研发一津冀制造”的产业创新生态提供核心支撑

1.制度创新层面。国家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是为克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部署，也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协同被纳入区域发展战略框架。京津冀地区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作共贏的高等教育格局。其制度创新突破了省级行政单元的传统治理范式，开创了跨区域教育治理的制度实验。2017年天津市召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会上天津市教委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专项规划》，支持完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围绕京津发展轴、东部滨海发展带和西部城镇发展带形成多个高教聚集区，提升本市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服务能力。2023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签署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3 年—2025 年）》[13]。在推动重点区域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该计划着重推进雄安新区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通过京津两地的优秀管理团队派驻和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教育的协同服务。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高校联盟，实施高校干部教师异地挂职交流计划，强化高等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联合举办计算机、机器人、人文知识等领域的大学生赛事活动，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与优化，实现教育资源与区域发展的精准对接，从而提升区域内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

2.功能疏解层面。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催生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战略性重组，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区域教育布局，带动区域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特别是河北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还有利于实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探索走出一条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背景下、跨行政区划的教育协同发展道路。北京理工大学微信公众号发布学校高质量发展记录片《敢作善为铸卓越，乘势而上谱新篇》提到，北京理工大学全面构建“一脉五区，一体发展”的开放办学格局，雄安校区获批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形成了双向驱动，推动北京多所高校有序迁入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核心承载地，雄安新区通过承接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高校的校区布局，加速构建以“双一流”学科为引领的高等教育集群，其科教资源能级显著提升。这一进程体现了高校内外部之间的“疏解一承接一升级”协同逻辑。结合各校新校区建设进展情况，2023年，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高校已疏解6500余名学生。在推进市属高校有序向外疏解方面，目前共有7所高校的新校区建设项目，其中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已开工建设。疏解政策通过“增量转移”与“存量优化”双轨并行，既缓解了北京中心城区人口与资源压力[14]，又为雄安新区注入高端科教资源，形成“教育疏解一产业升级一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与高质量的双向赋能

长江三角洲地区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经济实力雄厚，综合竞争力在中国各区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24年经济成绩单显示，上海地区经济规模已进入5万亿元以上的新阶段。对于长三角区域而言，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关键在于长三角地区共建协同育人联盟、统筹治理与协同创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落实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明确建设“一极三区一高地”目标，持续推进区域教育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有效耦合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进程[15] 。

1.高等教育共建联盟。教育领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基础支撑，长三角地区拥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高校，形成以上海张江、杭州城西、合肥科学岛为核心的“G60科创走廊”。2019年5月，由浙江大学倡议，华东五校正式结盟，构建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研究型大学合作载体[]。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发布首批5个合作项目，在智库论坛、教学实践基地共建共享、量子材料与物态调控创新创业中心等方面互联互通、紧密合作、开放共享。浙江大学还发布了《数字长三角战略》（2019），从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社会、数字政府4个维度构架数字长三角。报告指出，数字驱动战略支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最终构建形成以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为构架的数字长三角[17]。2020 年11月，沪苏浙皖签署《新一轮长三角地区教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加快高等教育协同平台建设。2021年4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华东八校联合成立了“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有力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高校间的教育资源共享与科技协同创新。上述举措实现了区域内高校联合体的学科互补，极大地推进了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的协作交流。

2.高等教育统筹治理。“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实则为多元主体主持的国际秩序，唯有真正实行多元主义，方可解决多元世界中的问题。”18]长三角区域的高等教育治理亦面临类似的挑战与机遇。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及国内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的高等教育亟需通过凝聚合力、资源互补、错位发展与协同合作，推动共商共建共享，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发展。然而，由于受限于行政区划的分割，政府层面的规划与倡导以及民间层面的自发合作与推动尚未深人人心。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还是高校校长，均未能真正树立起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共同体意识，这也是导致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缓慢的关键因素之一。长三角区域开展教育合作有近20年历史，已在高校联盟、师生互访、项目共研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如此，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流动、共享与扩散效应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19]。因此，长三角高等教育协同治理亟需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契机，构建权责明晰的管理体系，增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管理机构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强化当前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协调机构的权威性，从而提高相关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行效率和运行活力。